第二節 羅曼·雅各布森：連接俄國形式主義與結構主義的橋樑

  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年），俄裔美國語言學家、文藝理論家。早在中學時代就注意收集民間文學語言材料，1914年他完成了在拉扎列夫東方語言學院的學習，轉入莫斯科大學，1918年畢業。在莫斯科大學學習期間，他創建了莫斯科語言學小組，後來在形式主義運動中該小組與詩歌語言研究會合併。

  1921年至1939年雅各布森移居捷克斯洛伐克，成為布拉格語言學小組最活躍的成員之一。在布拉格期間，雅各布森完成了自己最初的兩本論著《俄國現代詩歌》（1921年）和《論捷克詩歌》（192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雅各布森流亡美國，在紐約創建了語言學小組，後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普通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文學。他著的《普通語言學論文集》法語譯本於1963年出版。他發表過一些有關詩學、語言學的論文，尤其是關於詩律學、語法意義、形式結構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一 文學美學研究的對象：文學性

  俄國形式主義要創建新的文學美學體系，就必須對文學研究的對象、任務作出新的解釋。

  從俄國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發展的傳統來看，無論是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還是學院派的批評家，都從文學與其他科學的共同點著眼，主張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的任務是為社會的民眾服務。因此他們在研究文學創作時，雖不忽視形式問題，卻更重視思想內容。雅各布森等形式主義理論家則相反，他們注重探索文學區別於其他科學的獨特性。他們強調，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都有自己的具體特性，比如，科學有科學性，藝術有藝術性，文學也同樣有文學性。文學性就是文學的性質和文學的趣味。文學性就在文學語言的聯繫與構造之中。

  

  早在1921年，雅各布森就十分明確地指出：「文學科學的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不過，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可以把文學史家比作一名警察，他要逮捕某個人，可能把凡是在房間裡遇到的人，甚至從旁邊街上經過的人都抓了起來。文學史家就是這樣無所不用，諸如個人生活、心理學、政治哲學，無一例外，這樣便湊成一堆雕蟲小技，而不是文學科學，仿佛他們已經忘記，每一種對象都分別屬於一門科學，如哲學史、文化史、心理學等，而這些科學自然也可以使用文學現象作為不完善的二流材料。」[1]雅各布森批評了當時的許多文學史家把文學作品只當成「文獻」，使自己的研究滑入了別的有關學科，如哲學史、文化史和心理學史等。

  在形式主義理論家們看來，不能從社會生活方面、作品的內容方面去探討文學性，而只能從作品的藝術形式中去找。雅各布森則更進一步說明，不能從單部的文學作品中去尋找。他認為，文學性不存在於某一部文學作品中，它是一種同類文學作品普遍運用的構造原則和表現手段。文學研究者不必為作品而作品，更不應從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方面來肢解作品。文學美學的任務就是集中研究文學的構造原則、手段、元素等。文學研究者應該從具體的文學作品中，把它們抽象出來。

  例如，在評論列夫·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復活》時，研究者不必對小說內容加以概括，或者從某個固定的原則出發在小說中尋找證據，也無須從形式的角度，根據小說的上下文來研究《復活》自身的結構和語言特色，而是需要在深入分析小說文本的基礎上，從語言學的方位探討《復活》的內在構造原則與同類敘事作品的構造原則之間的聯繫，把《復活》變成一種傳達語意的手段。

  雅各布森如此看重文學性的探討，強調藝術形式的分析，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們認為，文學美學只有從形式分析入手，才能達到科學的高度。因為對作品的結構原則、構造方式、韻律、節奏和語言材料進行語言學的歸類和分析，就如同自然科學一樣，較為可靠和穩定，很少受社會政治環境等因素的影響。相反，如果從作品的內容展開研究的話，很容易受政治形勢等外部因素的左右，文學美學很可能成為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思想史等學科的闡釋者。藝術內容是不定的、可變的，隨著闡釋者不同的解釋而賦予不同的意義。藝術形式則是固定的、不變的，可以而且容易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所以，雅各布森聲稱，現代文學美學必須讓形式從內容中解放出來，使詞語從意義中解放出來。文藝是形式的藝術。

  二 文學性：詩性功能

  雅各布森作為一位語言學家，在早期活動中提出「文學性」這一概念之後，始終努力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明文學性。從他對文學性的解釋中，我們不難看到，雅各布森由俄國形式主義，經布拉格學派，最終到現代結構主義所留下的探索的足跡。

  雅各布森指出，文學性存在於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之中。他從分析詩歌語言入手，把詩歌放置在語言的交際環境中加以探討，試圖從語言功能上來闡釋文學性，說明詩歌語言的特徵。他在評未來派詩人赫列勃尼柯夫的詩時指出：「詩不過是一種旨在表達的陳述……如果說，造型藝術是具有獨立價值的視覺表現材料的形式顯現，音樂是具有獨立價值的音響材料的形式顯現，舞蹈是具有獨立價值的動作材料的形式顯現，那麼，詩便是具有獨立價值的詞，（或者像赫列勃尼柯夫所說的那樣）獨立的詞的形式顯現。」[2]他的意思是，詩的本質不在指稱、敘述外在世界的事物，而在具有表達目的的詩歌語言（詞）的形式顯現。換言之，「詩歌的功能在於指出符號和指稱不能合一」[3]，即詩歌（文學）語言往往打破符號與指稱的穩固的邏輯聯繫，而為能指與所指的其他新的關係和功能（如審美）的實現提供可能。在此意義上，他認為「一部詩作應該界定為其美學功能是它的主導的一種文字信息」[4]，就是說，詩歌語言雖有提供信息的功能，但應以「自指」的審美功能為主。

  在美國期間，雅各布森發表了《結束語：語言學和詩學》一文，進一步提出著名的語言六要素、六功能說，認為任何言語交際活動都包含說話者、受話者、語境、信息、接觸、代碼六個要素：

  語境（context）

  信息（message）

  說話人（addresser）——受話人（addressee）

  接觸（contact）

  代碼（code）

  但雅各布森認為，這些要素的重要性卻並不完全相同。在不同的情況下，某項要素可能占據支配地位，而其他要素則退居次要地位，其重要性的變化必須從所謂「功能作用」的觀點來解釋，也就是說，要素的重要性要取決於它在整個交際活動中所發揮的功能。這樣，與六要素相對應，言語就體現出六種功能：如果交際側重於語境，就突出了指稱功能；如果側重於說話者，就強調了情感功能；如果側重於受話者，意動功能就突現了；如果側重於接觸，交際功能就占支配地位；如果側重於代碼，元語言功能就上升到顯著位置；只有言語交際側重於信息本身，詩性功能（審美）才占主導地位。這裡，「信息」指言語本身，當言語突出指向自身時，其詩性功能才凸顯出來，其他實用功能才降到最低限度。如圖：

  在研究過程中，雅各布森發現，詩歌的詩性功能越強，語言就越少指向外在現實環境，越偏離實用目的，而指向語言自身的形式因素，如音韻、詞語和句法等。在《隱喻和轉喻的兩極》一文中，雅各布森把隱喻和轉喻作為兩種傳播意義的基本模式。隱喻是以修辭的主語與它的替代詞之間的相似性或類比為基礎的，而轉喻則是以修辭的主語與它的替代詞之間的接近或相繼的關係為基礎的。雅各布森不僅用隱喻和轉喻解釋語言組合的共時性和歷時性，而且用它們來分析不同的文學呈現方式。因此，一般的現實主義作品往往注重情節的敘述、環境的描寫，這時轉喻結構就占支配地位。作品主要通過轉喻來表現人物與環境的關係，這時言語活動主要是指向環境。而浪漫主義的作品則以隱喻為主導。它們一般很少通過細緻地描寫事物的外在具體特徵，來直接表述某種意義，而是儘可能地把要表述的意義隱含在詩的字裡行間，讓讀者通過聯想自己去品味、去賞析。因此，雅各布森認為，隱喻類的文學作品詩性功能更強，因而文學性也就更強。

  在具體分析詩性功能時，雅各布森仍然以索緒爾語言學為依據，把語句的構成放在選擇和組合這兩根縱橫交錯的軸上來加以分析。選擇軸近似於索緒爾語言學的縱組合概念，即語句中排列的詞是從眾多能夠替換的對等詞語中選擇出來的。組合軸則基本等於索緒爾語言學的橫組合概念，也就是上下文之間的聯繫。雅各布森指出，詩性功能就是要把對等原則由選擇軸引到組合軸，形成詩句的對偶。

  可以看到，雅各布森從語言特點上來區分文學與非文學，並從「功能」的角度對文學語言進行了細緻研究，目的在於探索詩性功能所賴以生存的詩的內在結構。他努力尋找發音和意義上對應、語法功能相同的詞語，尋找由一行行詩句的組合方式，由此發掘詩的內在結構。因此，雅各布森就通過功能、結構的分析把關於「文學性」的研究進一步具體化和深化了，為後來巴黎結構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 語言與文學研究的中心問題

  1928年，雅各布森與特尼亞諾夫合寫了《語言與文學研究的中心問題》一文，這篇文章被認為是形式主義最重要的「宣言」之一。文章綜合了形式主義的理論觀點，認為文學與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原則上是可以相通的，並強調「理論」必須以「歷史」相依託。較之以往的俄國形式主義，該文更偏重「歷史性」的研究。主要觀點包括：

  （一）語言與文學研究必須擯棄支離破碎的觀念與舊瓶裝新酒的方法，必須使之成為「系統性的科學」。

  （二）文學史如同其他歷時性系統，有其內在的複雜規律，要弄清文學史與其他體系的歷史關係，必須先分析澄清文學與其他體系本身的內在原則與規律。

  （三）文學中所含的「文學性」與「非文學性」的材料，必須以「功能」的觀點來分析，才能看出它們與文學演變的關係，才能看出它們在演變中所起的作用。

  （四）從「共時性」觀念出發，能使我們看出語言文學在其片刻的存在狀態上是一種完整的系統或體系，但是對「歷時性」的忽略則造成片面性。全面的研究必須兼顧「歷時性」。純粹的「共時性」體系只是一種理念，實際上並不存在。

  （五）所謂「共時性」的文學研究也不是僅僅將某一時期所見的各種現象簡單地加以羅列，而是要在這些現象中分出主賓關係，尋找主要因素。同時代的文學系統也很可能包含外國的或上一代作品的因素。

  （六）「語言」與「言語」的區別可應用於文學研究。個別作品如同「言語」，某一時代的文學傾向則如同「語言」。分析個別作品時必須考慮現有文學體系的傾向，否則無法建立作品內在規律與原則。

  （七）從語言文學結構規律的分析及其演化情形，可以歸納、建立語言文學體系的結構類型與演變類型，而這些類型的數目是有限的。

  （八）語言文學的內在規律，可決定其演變的特性，但這些規律不能決定演變的速度、途徑與方向。語言文學內在規律使其系統維持一種均衡狀態，但規律之間的關係可能變動不定，因此無法預測演變方向，這取決於語言文學系統與其他系統的關係。

  這些思想涉及文學研究的方法、文學系統觀念以及文學史的發展演變規律等問題，其中關於文學系統性的認識、對「功能」的重視、對「共時性」和「歷時性」的兼顧以及在文學研究中區分「語言」和「言語」等觀點都構成了布拉格學派的基本觀點，具有重要的理論影響和意義。

  在文藝觀和方法論上，雅各布森的理論直接影響了布拉格學派成員米哈諾夫斯基和特魯別茲柯依，而這兩位布拉格學派成員合著的《語言學原理》一書又對列維-史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另外，雅各布森的思想也直接影響著以托多羅夫和熱奈特為代表的巴黎結構主義，從而構成由莫斯科——布拉格——巴黎當代文藝學、美學的三個重要里程碑；比起俄國形式主義的觀點來，雅各布森的文學美學觀點無疑大大推進了一步，成為連接俄國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之間的重要橋樑。

  [1] 雅各布森：《最近的俄羅斯詩歌》，11頁，布拉格，1921。

  [2] 轉引自伍蠡甫、胡經之：《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讀》（下），41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3] 轉引自趙毅衡：《文學符號學》，106頁，北京，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1988。

  [4] 轉引自《文藝理論研究》，1992年第2期，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