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普洛普的童話結構形態理論

  普洛普並不屬於俄國形式主義，但卻對俄國形式主義以及後來的結構主義產生了深遠影響。普洛普對童話敘事結構的分析與其他俄國形式主義者在思路上有相通之處，故將他的主張放在此處介紹。他的《俄國童話形態學》是整個敘事學領域裡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對後來的結構主義學者們，如格雷馬斯、托多羅夫、布雷蒙等人的研究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為其敘事理論與分析方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書出版於1928年，1958年才有英譯本，60年代前後在西方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儘管普羅普探討的是敘事體的一種特殊形式——童話，但是他採用的分析故事構成單位及相互關係的方法，對其他敘事文體的分析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它的重大突破在於他確立了故事中十分重要的基本因素——功能，提供了按照人物功能和它們聯結關係研究敘事的可能性，為敘事結構和功能分析開闢出一個新的領域。同時，他將故事中出現的動作簡化為一種順序組合，超出了表層的經驗描述，使敘事學的研究更趨科學化。

  在《俄國童話形態學》中，普洛普突破了以往敘事分析的傳統模式，建立了一套更為嚴謹的方法，開了敘事學科學性研究的先河。「正確的分類是科學描述的初階之一。下一步研究的正確性有賴於分類的正確性。」以往的俄國學者對童話故事的分析主要是搜集基本的「母題」並加以分類，如俄國童話中常見的「三兄弟」的母題、「護身符」的母題、「被巫婆俘虜的公主」的母題、「與毒龍搏鬥的英雄」的母題等。普洛普認為這種搜集與分類工作勞而無功，對童話的了解並無多大幫助，這些分類的方法也常常難以維持其邏輯性，有些母題中包含另一母題，兩者的界限含混難以確定。

  那麼，應該如何對一個故事進行準確描述呢？普洛普舉了一個例子說明自己的觀點：

  

  （1）沙皇以蒼鷹賞賜主角，蒼鷹負載主角飛向另一國度。

  （2）老人以一匹駿馬贈送蘇欽科，蘇欽科騎馬至另一國度。

  （3）巫師贈給伊凡一艘帆船，伊凡乘船漂渡至另一國度。

  （4）公主贈給伊萬一個指環。從指環中出來的英雄們將伊萬送到了另一王國。

  這幾個事項包含了變數與常數項目，把四者加以比較，就可以看出這些事項中的人物身份或物品名稱雖有改變，但其基本作用或「功能」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顯然沿襲著同一形態。由此可見，基本結構相同的故事可能由不同的人物（或動物）擔任「功能」，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角色的功能來界定故事。因此普洛普提出了這樣一個定義：「功能指的是從其對於行動過程意義角度定義的角色行為。」[1]

  「童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繽紛；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轍，千篇一律。」普洛普認為那些千篇一律的、萬變不變的因素就是「功能」。

  普洛普由此認為，分析不應以故事的內容為依據，而應以故事的結構為著眼點，探討故事的組成單元在童話中的組織與結合方式。他認為，在任何故事中都包含著一些可變項與不變項，具體的角色或表面的母題是可變項，而其發揮的功能則往往較為穩定，是故事中的不變項。研究童話的結構必須從「不變項」著手，因為「母題」，紛繁複雜，以它為分類對象勢必頭緒紛繁，容易使人不得要領。

  本著這些原則，普洛普分析了大量俄國童話，並將分析結果歸納成四條通則：

  （1）人物、動物的功能，不管由什麼角色充當，在童話中為不變常數。「功能單位」是故事的基本組成單位。

  （2）「功能單位」的總數有限，從所有童話里可以歸納其總數，同時普洛普歸納出俄國童話的「功能單位」共有三十一項。三十一項「功能單位」大多又另有「變化式」。

  （3）「功能單位」的排列有一定秩序。

  （4）就結構而言，所有俄國童話都屬於同一類型。[2]

  在分析了故事的三十一項功能單位之後，普洛普指出，在一篇故事中，功能項的確定不依賴於由誰來完成，同樣也不依賴於怎樣完成。許多不同的功能項往往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完成，顯而易見，這裡就存在這一些形式對另一些形式的影響。這一現象被稱為功能實現方式的同化。故事中，與同化相類似的一個現象是一個功能單位往往具有雙重形態的意義，因此，在故事中，實現功能的方法彼此影響，同樣的一些形式可以被用在不同的功能項上。一種形式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就具有了新的意義，或者同時還保留著原先的意義。這些都增加了分析的難度，需要特別注意。

  普羅普接著分析了故事的若干其他成分，包括用於功能項之間聯繫的輔助成分（聯結成分）、伴隨著三重化的輔助成分和緣由。其中聯結成分使得故事由上一個功能轉向下一個功能，它是一套信息傳遞系統。三重化是故事中機械重複或遞進式重複的成分。緣由則是引發人物這種或那種行為的原因。對主人公來說，引發其行為的緣由往往是遭到危害或意識到缺失。

  與「功能單位」結合最密切的因素是「人物」，普洛普對於人物的分析仍是以「功能單位」的動作為依據的。人物與「功能單位」通常有一定的配屬關係，性質相關的「功能單位」常常組成一個小系列，形成一種行動的分配領域，這些領域各與相關的人物結合而成為一種「行動領域」。

  故事的七種角色和行動圈：

  1．對頭（加害者）的行動圈

  2．贈與者（提供者）的行動圈

  3．相助者的行動圈

  4．公主（要找的人物）及其父王的行動圈

  5．派遣者的行動圈

  6．主人公的行動圈

  7．假冒主人公的行動圈

  在個別故事中，同一「功能單位」既能以變化莫測的形式呈現，同一「角色」也可由具有不同屬性的「人物」扮演，這些特殊屬性的形成可歸因於地方習俗、宗教、儀式、文化背景等外界因素對「角色」造型的影響。因此，將兩個故事中同一「角色」的不同屬性相互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某些基本屬性的原來形狀與其轉變後形狀之間的關係；原形與變形屬性之間常有一定的規則可循，普洛普稱這些原則為「變換規則」。

  在對故事整體結構的分析上，普洛普主要根據「功能」的分布探討童話的形態結構。他把故事情節的發展分割成前後不同的功能：任何動作脫離它在故事發展中所占有的位置，就喪失它的本身意義；一個功能在動作過程中到底帶有什麼意義，這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在分析時，他首先將作品分解成一個個功能，然後將這些功能的標號列成一個個排列式，顯示出故事的基本構架，最後根據結構特徵進行分類。

  普洛普首先說明童話的故事形態。一個完整形態的童話通常是開始於一個加害行為（A）或缺失（a），經過中間的一些「功能單位」而發展到「婚禮」（C）或其他作為結局的功能項過程，如作為「報酬」（reward）（F的變式）、獲得所尋找的東西或消除災難（K的變式）等。這一整個過程可稱之為一個「回合」，一則童話可能由一個「回合」構成，也可能由數個「回合」構成，分析故事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分析其「回合」數，「回合」之間又可能有不同的關係形式，下一「回合」可能與上一「回合」頭尾銜接；但有些故事裡，可能兩個「回合」重疊，或者是一個「回合」發展未完之際又插入另一個「回合」，直到後者敘述完畢再拾起前一個話題。如果用圖式表示則是：

  （1）一個「回合」緊跟著另一個「回合」，其經典圖示是：

  （2）新的「回合」在第一個「回合」結束之前出現，行動被一個片斷的回合打斷。在這一片斷結束後才出現第一個回合的結局：

  （3）插入的一個「回合」（Ⅱ）本身之中又插入（Ⅲ）：

  （4）故事可以從一下子降臨兩個危害開始，可能先徹底消除一個，再消除第二個。

  （5）兩個回合共有同一結局

  （6）有時一個故事裡有兩個尋找者，在第一個回合中間主人公們分手了，他們一般是在寫著預言的路標（＜）旁分手，分手時他們往往互贈一個物品（S），具體圖示是：

  這些構成了回合之間最主要的結合方式。

  「回合」成為結構單位，在層次上講，介於「功能單位」與故事整體之間。普洛普討論的重點其實是「功能單位」層次。「功能單位」可以說是構成故事的最底層單位，但在故事中，「功能單位」又如何分析界定呢？這是敘事學中最棘手也是最根本的問題。普洛普的方法其實仍然依賴印象式的判斷，並未完全程式化。他的方法第一步是將童話分解成句子段落，然後把看來相關的句子歸結起來，套上「功能單位」的名稱。通過這種分析，普洛普總結出一整套的「公式」以及敘述中的伸縮規則，用這些公式便可以代替一切俄國童話。這如同於數學公式，可以解釋各種表面不同的現象。從另一方面看，我們還可以依據這種公式，「創造」或者「衍生」出新的童話。例如，依A項「功能單位」的性質，順序構想發展成各式的B，C，→D等（當然各項之間又必須考慮「動機」、人物、時空的連貫持續，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因素）。「創造」的觀念，普洛普只是附帶提到，未作深入討論。

  普洛普童話結構形態理論的最大貢獻在作品論方面，特別是他提出了一套作品分析的實際方法與概念，這些方法和概念在很大意義上決定了20世紀敘述理論的方向。如他提出的「功能」說，從深度和廣度上看，已逼近文學研究的本質特徵，這是因為一切審美活動，其要旨就在於必不可少的可感性，文學提供欣賞，一個最起碼的條件，也就是要喚起人的審美感知，從這個意義上說，普洛普的敘事理論顯示出很大的包容性和靈活性。但是，對豐富駁雜的文學作品作如此形式化的抽象概括，卻是不符合文學創作的審美特性與規律的。

  俄國形式主義汲取了20世紀初人文科學領域，特別是語言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並以此作為研究語言藝術的方法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他們對文藝研究的原則、功能以及規律等許多看法都帶有強烈的反傳統色彩。他們以文藝作品為研究對象，反對考據式的社會批評研究，追求文學自身的內在規律，探索文藝內部特有的結構、規律、構成因素及創作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們的研究成果直接被以後興起的結構主義所汲取。

  但是他們片面地否定文學的外部因素，絕對排斥社會、歷史、作者的個人經歷等對文藝作品的影響，把文藝研究封閉在一個形式的圈子中，則是明顯的缺陷，也對以後的結構主義思潮產生了消極的影響。儘管俄國形式主義後期已開始注意把文藝作為具有諸多系統的社會中的一個系統，但仍沒有完全擺脫對文藝作形式結構分析的束縛。這也從根本上影響他們試圖解答文藝的特殊性問題的初衷。

  [1] 普洛普：《俄國童話形態學》，21頁，奧斯汀，德克薩斯大學出版社，1968。

  [2] 同上書，94～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