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藝批評的標準：美學的和歷史的觀點

  馬克思、恩格斯在各種不同場合對許多古今文學藝術作品發表了豐富而精闢的評論。總起來看，他們都遵循著美學觀點與歷史觀點相結合的原則。恩格斯並從理論上正式提出了這一原則。早在1847年，恩格斯在《詩歌與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一文中批評格律恩《從人的觀點論歌德》一書時就明確指出：

  我們決不是從道德的、黨派的觀點來責備歌德，而只是從美學和歷史的觀點來責備他；我們並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來衡量他。[6]

  這就明確提出了以美學的和歷史的觀點作為"衡量"歌德及其作品的"尺度"，即批評標準。十二年以後，恩格斯在給拉薩爾的信中討論《濟金根》時，更明確地提出："您看，我是從美學觀點和史學觀點，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標準來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須這樣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對意見。"這裡，恩格斯又一次提出用美學的和歷史的觀點來衡量文藝作品，並認為這是評價作品的"最高的標準"。這就說明：①美學的和歷史的觀點並非一般的批評原則，而是文藝批評的最高原則；②恩格斯前後兩次強調這一觀點，表明這不是他一時之見，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貫穿其全部美學理論和批評活動的一個基本思想。

  應該怎樣理解這一文藝批評的最高標準呢？

  首先，這一批評標準體現了對藝術的審美規律的尊重。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都把藝術看成一種不同於其他意識形態的特殊意識形態形式，即審美意識形態形式，審美是藝術之為藝術的特殊本質和規律。因此，對文學藝術作品進行評論，首先應當尊重並緊扣藝術的這一特殊規律，應當把美學的（即審美的）觀點放在首位，作為切入點深入文藝作品的內部進行分析。恩格斯兩次提及這一標準時，均把美學的觀點放在前面、放在第一位，並不是偶然的，充分表明他認為文藝批評首先是美學（審美）的批評。因為如果離開了美學觀點的先行地位，根本不可能進行真正的文藝批評，而有可能退化為單純政治的、道德的、歷史的批評。

  其次，所謂美學的觀點，從馬克思、恩格斯的批評實踐看，主要是指對文藝作品表現形式、手段、方法以及如何與歷史內容有機結合等方面作審美分析。譬如，在評論拉薩爾的《濟金根》時，馬克思、恩格斯不約而同地首先從劇本的藝術和審美分析入手。他們一方面從美學上肯定了劇本情節的巧妙安排和從頭到尾的戲劇性，另一方面則批評了劇本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觀念化傾向。馬克思認為劇本的"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又說，"在性格描寫方面看不到什麼特出的方面"，濟金根"被描寫得太抽象了"[7]。恩格斯雖肯定劇本中"主要人物是一定階級和傾向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慾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但是同時也批評了人物的觀念化弊病，指出"還應該改進的就是要更多地通過劇情本身的進程使這些動機生動地、積極地，也就是說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論證性的辯論，逐漸成為不必要的東西"。關於人物性格的描寫，恩格斯肯定了《濟金根》完全正確地反對了現在流行的惡劣的個性化，但也婉言劇中人物性格的類型化傾向，他從正面提醒拉薩爾："我覺得刻畫一個人物不僅應表現他做什麼，而且應表現他怎樣做；從這方面看來，我相信，如果把各個人物用更加對立的方式彼此區別得更加鮮明些，劇本的思想內容是不會受到損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繪在今天已經不夠用了，而在這裡，我認為您原可以毫無害處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亞在戲劇發展史上的意義。"[8]

  實際上，這也從側面批評了拉薩爾抬高席勒、輕視莎士比亞的不良美學傾向。當時德國有一種從抽象觀念出發，而不是從現實或歷史的實際生活出發進行藝術創作的不良傾向，其表現之一就是片面抬高席勒創作的觀念化、哲學化傾向，而貶低莎士比亞劇作貼近生活的審美特點。有人甚至因為莎士比亞沒有像席勒那樣將哲學體系放進藝術之中，而認為不能稱他為"真正的詩人"。拉薩爾也把追求席勒式當成美學上的信念。他說："我長久以來十分醉心的一種美學上的信念，也從另一方面督促我。我認為德國戲劇通過席勒和歌德取得了超越莎士比亞的進步。"[9]這恰恰是對創作中抽象的、唯心主義的美學傾向的美化和吹捧，也表現出他自覺地追求這種不良美學傾向。

  再次，所謂歷史的觀點，主要是指用唯物史觀來觀察、把握、分析文藝作品對歷史事件、人物和生活的描寫，分析藝術家對社會、歷史、生活的態度和思想傾向等。如上一節談到的恩格斯對歌德及其作品的兩重性的分析，又如前章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對《濟金根》錯誤地歌頌騎士暴動而無視農民和城市平民力量的唯心史觀的批評，均屬用歷史的觀點分析、評價文藝作品的典型範例。

  最後，這一批評標準強調了美學觀點與歷史觀點的有機結合。在恩格斯看來，這一標準乃是建立在對文藝的審美社會意識形態本質的全面把握之上。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文藝是對歷史-社會存在（世界）的一種審美的掌握方式。一句話，它是通過藝術的、審美的方式來反映、加工、表現歷史-社會存在的。在真正的文藝作品中，歷史的與審美的應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因而對文藝作品的評論也就不應單純用美學觀點或單純用歷史觀點，而應堅持美學觀點與歷史觀點的辯證統一。在此，離開美學觀點的所謂純粹社會歷史批評，或者離開歷史觀點的所謂純美學形式批評，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對文藝作品作出全面、準確的把握，都算不上衡量文藝作品的最高標準，至多是其中的某些標準而已。兩個觀點的有機結合，實際上就是要求批評家把藝術家和藝術作品放置到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對之進行審美的考察和分析。馬克思、恩格斯在這方面為我們作出了範例。在對《濟金根》的批評中，恩格斯提出的"悲劇性衝突"的實質是"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矛盾這一深刻命題，以及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亞化"主張和恩格斯提出的未來德國戲劇應是"具有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10]的理想，都集中體現了美學觀點與歷史觀點的有機結合。

  恩格斯提出這一批評標準，既是他對藝術本質的全面、辯證把握的必然推論，又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藝術規律的高度尊重，不僅在文藝批評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義，而且對於我們當前文藝批評和理論的建設，也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