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對"真正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批判

  寫於1846年年底1847年年初的《詩歌與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一文，是恩格斯確立唯物主義史觀後對當時瀰漫於德國文壇的市民小資產階級思潮所作的深刻批判。當時的德國仍然是君主專制的封建國家，經濟貧困，政治分裂，工業落後，資產階級人數少，市民小資產階級占了絕大多數。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在德國，16世紀遺留下來的、從那時起經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是現存制度的真實的社會基礎"[1]。"真正社會主義"思潮，正是當德國資產階級開始起來爭取自己的地位和權力鬥爭的時候出現的。這種思潮搬進了法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文獻，卻用黑格爾的思辨哲學和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加以改造，使之具有一種抽象的道德性質。它自稱不代表無產階級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德國小資產階級之所以提出"真正社會主義"，是因為他們一方面害怕資產階級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對無產階級力量感到恐懼。這種"真正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既成為德國各邦專制政府及其隨從順手抓來嚇唬剛剛起來鬥爭的資產階級的稻草人，又是他們鎮壓德國工人起義的同時添加的麻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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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社會主義"在文學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卡爾·格律恩、卡爾·倍克等人。恩格斯在《詩歌與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中集中批判了"真正社會主義"的文學創作及其美學觀點。

  該文第一部分《卡爾·倍克"窮人之歌"，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詩歌》，通過對卡爾·倍克的《窮人之歌》等的分析，指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所歌頌的"窮人"，實際上是充滿鄙俗氣的小市民。作者用小市民的無知和幻想竭力美化資產者，醜化無產階級。恩格斯一針見血地指出：

  倍克歌頌膽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風氣。歌頌"窮人"，歌頌pauvre honteux（恥於乞討的窮人）——懷著卑微的、虔誠的和互相矛盾的願望的人，歌頌各種各樣的"小人物"，然而並不歌頌倔強的、叱吒風雲的和革命的無產者。[2]

  恩格斯還說，該詩第一首歌獻給銀行家羅希爾德家族，作者希望銀行家成為"人間的上帝"，他雖然在詩中對羅希爾德大加威嚇和責難，實際上卻完全不了解羅希爾德家族與現存各種社會勢力之間的關係。於是，"他對路特希爾德的一切責難都變成了最無恥的阿諛奉承，他對路特希爾德的勢力的歌頌，甚至連最善於吹拍的人都要甘拜下風"[3]。這就揭露出"真正社會主義"所代表的德國小市民典型的市儈庸俗作風。

  恩格斯還對倍克描寫在人民的呼喚下一團隊伍在戰鼓聲中出發的《戰鼓之歌》一詩進行批評，指出所謂人民的呼喚不過是一個參加典禮的青年偷偷地作下的一首幻想即興詩。恩格斯還把此詩與海涅的作品加以比較，認為類似題材"在海涅的筆下會變成對德國人的極其辛辣的諷刺。……在海涅那裡，市民的幻想被故意捧到高空，是為了再故意把它們拋到現實的地面。而在倍克那裡，詩人自己同這種幻想一起翱翔，自然，當他跌落到現實世界上的時候，同樣是要受傷的。前者以自己的大膽激起了市民的憤怒，後者則因自己和市民意氣相投而使市民感到慰借"[4]

  恩格斯不僅對"真正社會主義"美學思潮從政治思想上進行批判，而且注意作美學和藝術的分析。恩格斯指出，由於"真正社會主義"世界觀的模糊不定，在藝術上就表現出敘述和描寫的完全無能力，特別是不能把敘述事實與一般的環境聯繫起來，因而不能把事實中所包含的深刻意義揭示出來。因此，他們竭力避免敘述故事，"在他們無法規避的時候，他們不是滿足於按哲學結構組織一番，就是枯燥無味地記錄個別的不幸事件和社會現象。而他們所有的人，無論是散文家或是詩人，都缺乏一種講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這樣，恩格斯在批判"真正社會主義"時，就把歷史內容的解剖與美學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了。

  該文第二部分對格律恩借評論歌德所宣揚的"真正社會主義"思想進行批判。歌德思想上充滿矛盾，具有兩重性。但格律恩卻用抽象的人性論來讚美歌德，宣稱歌德是"人"的詩人，其作品體現了最完美的人性。對此，恩格斯指出，這就把歌德的一切弱點加以美化，把歌德的庸人習氣頌揚為"人"的東西，把作為法蘭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變成了真正的"人"，卻避而不談歌德一切真正偉大之處。可見，格律恩所說的"人"實際上就是德國的小市民，他對歌德作了小市民的曲解。為了揭穿格律恩的歪曲，恩格斯對歌德進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評價：

  關於歌德本人我們當然無法在這裡詳談。我們要注意的只有一點。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對當時的德國社會的態度是帶有兩重性的。有時他對它是敵視的，如在"伊菲姬尼亞"里和在義大利旅行的整個時間，他討厭它，企圖逃避它；他象葛茲，普羅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樣反對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時又相反，如在"溫和的諷刺詩"詩集裡的大部分詩篇中和在許多散文作品中，他親近它，"遷就"它，在"化裝遊行"里他稱讚它，特別是在所有談到法國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護它，幫助它抵抗那向它衝來的歷史浪潮。問題不僅僅在於，歌德承認德國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對他所敵視的另一些方面。這常常不過是他的各種情緒的表現而已；在他心中經常進行著天才詩人和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的兒子、可敬的魏瑪的樞密顧問之間的鬥爭；前者厭惡周圍環境的鄙俗氣，而後者卻不得不對這種鄙俗氣妥協，遷就。因此，歌德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有時是叛逆的、愛嘲笑的、鄙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則是謹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狹隘的庸人。連歌德也無力戰勝德國的鄙俗氣；相反，倒是鄙俗氣戰勝了他；鄙俗氣對最偉大的德國人所取得的這個勝利，充分地證明了"從內部"戰勝鄙俗氣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過於博學，天性過於活躍，過於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樣逃向康德的理想來擺脫鄙俗氣；他過于敏銳，因此不能不看到這種逃跑歸根到底不過是以誇張的庸俗氣來代替平凡的鄙俗氣。他的氣質、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實際生活，而他所接觸的實際生活卻是很可憐的。他的生活環境是他應該鄙視的，但是他又始終被困在這個他所能活動的唯一的生活環境裡。歌德總是面臨著這種進退維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這個偉大的詩人就愈是de guerre lasse［疲於鬥爭］，愈是向平庸的魏瑪大臣讓步。我們並不象白爾尼和門采爾那樣責備歌德不是自由主義者，我們是嫌他有時居然是個庸人；我們並不是責備他沒有熱心爭取德國的自由，而是嫌他由於對當代一切偉大的歷史浪潮所產生的庸人的恐懼心理而犧牲了自己有時從心底出現的較正確的美感；我們並不是責備他做過宮臣，而是嫌他在拿破崙清掃德國這個龐大的奧吉亞斯的牛圈的時候，竟能鄭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宮廷做些毫無意義的事情和尋找menus plaisirs。[5]

  這段論述，內容十分豐富，其要點為：

  第一，剖析了歌德創作的內在矛盾和兩重性，指出歌德對當時的德國社會有時是敵對的，討厭它，逃避它，反對它，投以辛辣的嘲笑；而有時又親近它，遷就它，稱讚它，保護它，"幫助它抵抗那向它衝來的歷史浪潮"，"在他心中經常進行著天才詩人和法蘭克福市議員的謹慎的兒子、可敬的魏瑪的樞密顧問之間的鬥爭"。他生活的環境是他應該鄙視的，但他又始終被困在他所能活動的唯一的生活環境裡。恩格斯特別指出，歌德"對當代一切偉大的歷史浪潮所產生的庸人恐懼心理，而犧牲了自己有時從心底出現的較正確的美感"。小市民的鄙俗氣連歌德這樣一個最偉大的德國人也無法戰勝，說明格律恩所鼓吹的"從內部"戰勝鄙俗氣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揭示歌德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德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特殊情況的產物，正如恩格斯所說，"歌德在德國文學中的出現是由這個歷史結構安排好了的"。因為"……自宗教改革以來，德國的發展就具有了完全的小資產階級的性質"，小資產階級構成了現存制度的真實的社會基礎。他們既不滿封建統治，又不敢起來反抗；既有同情、支持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面，又有反對、害怕資產階級的一面。這種階級地位決定了它不但自身充滿市儈庸俗習氣，而且還使這種習氣"沾染了德國的一切階級，成為德國人的遺傳病，成了奴顏婢膝、俯首帖耳和德國人的一切傳統惡習的親姐妹"。這當然也會給德國文學和歌德、席勒這樣的大作家打上自己的烙印，造成德國文學、哲學的內在矛盾性。恩格斯說："這個時代的每一部傑作都滲透了反抗當時整個德國社會的叛逆精神。歌德寫了"葛茲·馮·伯利欣根"，他在這本書里通過戲劇的形式向一個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寫了"強盜"一書，他在這本書中歌頌一個向社會公開宣戰的豪俠的青年。但是，這些都是他們青年時代的作品。他們年紀一大，便丟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寫些極其辛辣的諷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沒有在科學中，特別是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偉大歷史上找到慰借，那他一定會陷入悲觀失望的深淵。用這兩個人作例子便可以推斷其他一切人。甚至連德國最優秀最堅強的思想家都對自己祖國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這就深刻地揭示了歌德創作思想兩重性的社會歷史根源。

  第三，揭露了格律恩等"真正社會主義者"讚揚歌德的反動實質。恩格斯認為，格律恩對歌德的讚揚恰恰是歌德創作中庸俗、缺陷的一面，他竭力稱頌的恰恰是歌德思想中小市民的庸俗氣息和消極內容；所謂歌德是"完美的人性"，歌德作品是"人類真正的法典"等，不過是小資產階級、小市民的"人性"、"法典"而已。恩格斯指出，格律恩的目的是借歌德的聲望，利用歌德的弱點，大肆鼓吹"真正社會主義"的個資產階級思想和道德標準，用以護衛搖搖欲墜的德國小市民的社會基礎。

  恩格斯對"真正社會主義"文藝思潮的批判是鞭辟入裡的。他對歌德創作兩重性的分析是充滿歷史辯證法的，至今仍然是我們評價歷史上具有矛盾思想的偉大作家的光輝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