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聖伯夫和文藝批評
2024-08-14 18:08:26
作者: 蔣孔陽
聖伯夫(Charles Augustine Sainte-Beuve,1804-1869年)是19世紀法國最重要,也是影響最大的文學批評家。到一個世紀以後,幾乎成為眾矢之的的視作者為作品父親的傳統文學批評觀念,其鼻祖就是聖伯夫。文藝批評本身作為一種藝術體裁,也是始於聖伯夫洋洋灑灑的淵博文字。在對天才、趣味、文學本體以及作家的說明等許多方面,聖伯夫同樣寫下了頗為豐富的美學思想。
聖伯夫祖上曾經是貴族,但是到他降生時家道早已沒落,幼年時他的家境相當拮据。他中學畢業後入巴黎大學醫學院學醫,一心要當醫生。在浪漫派影響下開始從事文藝批評,同時也創作,當過報紙編輯和圖書館館員,1844年當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卻還是經常借債度日。1848年他出走比利時,任列日大學的法國文學教授,次年回國後依然以撰稿為生,1857年被任命為法國高等師範學校的法國文學史教授,一以貫之潛心於文學批評。經濟上真正得到改善,還是1865年他被任命為參議員之後的事情。聖伯夫寫過詩也寫過小說,都不算成功,成功的是他表現出極大才華和廣博知識的文學批評,這方面的著作數量亦驚人,主要有《十六世紀法國詩歌和法國戲劇概貌》(1828年)、《當代人物肖像》(1846年)、《波爾-羅雅爾修道院史》(1840-1859年)、《夏多布里昂和他的文學團體》(1861年)、《星期一叢談》(1851-1862年)和《新星期一叢談》(1863-1870年)等。
聖伯夫以在文學批評中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而感自豪。這正是孔德實證主義的傳統。誠如孔德強調實證,強調把握確切的事實,只問是什麼,而不必追根究底去問為什麼,聖伯夫提出文學批評的使命,也就是發掘和研究有關作家和文學史的確切的、實證的事實,像採集植物標本那樣,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搜尋實例,以揭示那隱而不現的創造之源。為此他聲稱要寫出文學的"自然史"來,這個自然史在聖伯夫看來便是作家生平的歷史,包括作家的遺傳、體質、環境、早年教育和重要經歷。《新星期一叢談》中他曾有一段有名的話,闡述了作家的傳記生平應予關注的內容:
不去考察人,就很難評價作品,這就像要考察樹,必要考察果實一樣。關於作家,必須去涉及似乎是他的作品研究全不相干的一系列問題。如他如何看待家教,自然對他發生過什麼影響?他在女性面前表現如何?他是貧是富?生活方式如何?他的主要缺點或弱點又是什麼?每一答案,都和評價一本書或它的作者分不開的。[1]
這些問題或者是過於瑣碎了些,但聖伯夫希望這些瑣細的材料能夠最後形成一個具體的形象,所以他自稱為心靈上面的自然主義者,立志解剖作者心靈背後的道德文章。如根據比利時講學寫成的《夏多布里昂和他的文學團體》,就多次揭露了夏多布里昂的做作。而收入《當代人物肖像》的書評《論〈絕對之探求〉》,在充分肯定巴爾扎克這部新作的同時,又暗嘲巴爾扎克是投婦女之好,影射巴爾扎克好色,為此引得巴爾扎克對他作為17世紀法國社會、思想和文學綜合史的代表作《波爾-羅雅爾修道院史》也狠勁譏嘲了一通。但聖伯夫以作家傳記來替代文本分析的批評方法,貶責一流作家,拔高二三流作家的弊病,則是人所公認的。另外,他把文學現象當作作家性格、氣質和心理等因素的反映,又明顯不同於史達爾夫人從社會條件去考察文學的做法,雖然兩人都講究"實證"。
收入《新星期一叢談》的《丹納的〈英國文學史〉》一文,耐人尋味的是他一面盛讚丹納這部因為提出種族、環境、時代這文學決定三要素而名傳一時的文學史,一面又提出了真正的文學取決於天才和趣味的美學觀念。這不但與丹納的三要素決定論相牴牾,而且不符合他一貫文評的實證主義作風。《丹納的〈英國文學史〉》寫於1869年,這可見聖伯夫一個圈子兜下來,最後是回到了他早年信奉的浪漫主義美學立場。文中他指出,任何一部偉大的作品,只能產生於一個靈魂,一種獨特的精神狀態。又說,從歷史的角度看有些靈魂和精神狀態可能是相等的,但是就審美趣味來看,則絕無相等可言,每一個真正的詩人,必是獨一無二的。這樣一種藝術創造的獨特性,在聖伯夫看來便是天才。
天才和實證兩相比較,實證不但黯然失色,而且無話可說。他舉例說,聖皮埃爾(Bernardin de Saint-Pierre)的著名小說《保羅和弗吉尼婭》固然帶著18世紀的時代印跡,可是,假若文學史上從來就不曾出現過《保羅和弗吉尼婭》這部作品,那麼我們便滿會振振有詞地論證,以18世紀的腐朽頹敗,絕無可能產生這樣一部清純美麗的作品。完全是因為聖皮埃爾這一個人,才有了這樣一部作品,作品與時代的關係,在他看來這裡就變得可有可無的了。為此聖伯夫強調天才最是不可理喻的。唯其不可理喻,惟其超越了芸芸眾生而遺世獨立,方才成其為天才。由此觀之丹納的《英國文學史》,就始終是停留在外部,雖然他的方法面面俱到,就像編織了一張精密的網,可還是讓天才和獨創性這個唯一能真正說明文學的要素,從網眼裡疏漏了出去。而事實上,聖伯夫認為,丹納所強調的種族、環境、時代諸要素,還都是服務於天才和獨創性的外部關係,它們可以刺激天才,或多或少產生一些作用,卻不能創造天才。
那麼,這樣一種接近神秘的創造性,與熱衷於採用自然科學方法的實證主義文學研究,又是怎樣的一種關係?聖伯夫指出,闡釋天才的努力,就像一圍十年,久攻不下的特洛伊之戰。批評這樣一種知其不可為而奮力為之的英勇勁兒過去是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所以文學批評作為一門科學,作為一門應用自然科學方法而求儘可能準確的科學,要做的便是繼續拒絕那些模糊概念和空洞言辭的誘惑,去深入考證以不同緣由而得到蜚聲的作品所具有的各種具體情況,以及天才所表現出來的無限變化的形式。這樣,作品就或許能夠吐露真情,告訴我們它們何以成為活生生的這一個而不是另外一個。即便這樣做依然不能奏效,作品依然有盲點拒絕作答,也還是要努力不怠。
在《星期一叢談》、《新星期一叢談》和《波爾-羅雅爾修道院史》中,聖伯夫多次談到過他對"趣味"這個概念的看法。"趣味"一詞從口味而來,可以見出精神愉悅和官能愉悅之間的淵源關係。就趣味源出口味而言,聖伯夫認為這是一種地道的伊壁鳩魯精神,他喟嘆人再也無法像古羅馬的賀拉斯那樣,夏日裡涼椅上一靠手不釋卷,或是像寫下名詩《墓園哀歌》的英國詩人格雷那樣,或是陶然忘記展讀於臥榻,或是手捧一卷徜徉鄉間,陷入沉思,這樣一種排除了一切功利色彩的純正趣味,他發現於今已是蕩然無存。聖伯夫肯定了文學中的趣味可以是多種多樣的,指出趣味在高尚聖潔的天性中顯得崇高完美,可以典雅脫俗而渾然無跡,然而在另外類型的天性之中,趣味又往往呈現為精雕細刻的形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很糟糕的趣味,在一定的場合之下,也未必沒有好的效果。但總的來看聖伯夫崇尚崇高和充滿仁愛的古典主義趣味。他認為一個批評家對他的時代和他的文學圈子所能做的貢獻,便是在文學和其他藝術中培植趣味,在社會的心靈里激發好的趣味,使之發揚光大,同時保護好優秀傳統,不懈努力來探求藝術作品的美和獨創性。聖伯夫對趣味的這一重視和立場,也被人稱為是一種"審美人文主義"(aesthetic humanism)。
聖伯夫寫於1850年的《什麼是古典作家》一般認為是他被引證最多的批評文章。前述之對趣味的看法,在這裡也表現得十分清楚。他指出,一個古典作家按通常定義是指一個被人代代崇拜的古代作家,並且以他獨特的風格為人折服。但是對現代人來說,只把古代人稱作古典作家,實在也是不幸。他舉羅馬人最初是用"古典"(classicus)來指階級,上等階級的人才"古典",下等階級的人絕不"古典"的例子,說明"古典"的意思應是經典而不是古老。所以希臘人是幸運的,他們沒有古典作家,只有自己。而且到了羅馬,一開始他們又是唯一的古典作家,然後才是西塞羅和維吉爾等也加入了這個行列。而到中世紀,由於缺乏趣味,結果就弄得亂七八糟,像把奧維德抬到荷馬之上,波愛修(Boethius)似乎也同柏拉圖並駕齊驅了。唯到文藝復興,才把秩序糾正了過來。
聖伯夫指出,一個古典作家因而是必須能夠一以貫之下來,能夠產生一個體統和一個傳統,自成章法而長傳後世。這樣來看,但丁就是義大利文學的古典作家,塞萬提斯則是西班牙人的古典作家。而法國,古典作家則是姍姍來遲,直到路易十四的輝煌年代過去之後,才對自己的文學引為自豪。這裡聖伯夫提到了法國美學史有名的古今之爭:波瓦洛和佩羅(Perrault)的古人和今人孰高孰低的爭論。他指出,一方面有佩羅為首的一批人為路易十四時代的光彩震懾,為旌揚今人而犧牲古人以至於此,甚至把他們的論敵波瓦洛,也同高乃依、莫里哀和帕斯卡爾一樣列入了經典作家之列;一方面則有波瓦洛怒氣沖沖高舉古人的旗幟,堅決反對佩羅厚今薄古的做法。兩者之間,聖伯夫的立場毫不掩飾是站在佩羅一邊。他認為以往對古典作家的定義太受限制,也太多學院氣,所以該把它們擱置一邊,來重新定義古典作家了,他給出的定義是這樣的:
一個真正的古典作家,誠如我希望聽到他被定義的那樣,應當是這樣一位作家,他豐富了人類的人智,充實了它的寶藏,使它朝前更進一步;他發現了某種道德的而不是模稜兩可的真理,或在人所熟知和熟見的心靈里,揭示了某種永恆的激情;他表達了他的思想、觀察或創見,不論用什麼形式,都使它自身就見出寬廣博大、精練明達、健全而且美;他以自己獨特的文體向一切人等說話,這文體也是整個世界的文體,是新鮮的又不胡造新詞,新鮮的而且古老的,在所有的時代都有一目了然的當代性。[2]
這裡面聖伯夫最講究的,其實還是作品形式美與秩序的統一和平衡。為此他呼籲的趣味和快感的純粹性和完整性,都可見出他本人期望同歸傳統,又想超越傳統的美學趣味。
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認為聖伯夫思想上至少可以看出三個對立的主題:一是基本持懷疑態度又具同情心的歷史主義;二是回歸古典傳統又嚮往適度寬鬆的文學趣味;三是日益關注新興的"科學"的文學研究方法。這個評價應當說同樣概括出了聖伯夫的美學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