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達爾夫人論南北文學

  史達爾夫人（Madame de Staёl，1766-1817年）原名安尼·路易·日耳曼尼·納克爾（Anne Louise Germaine Necker），出身名門，祖上是愛爾蘭血統，父親雅克·納克爾男爵是金融巨頭，丈夫史達爾男爵為瑞典駐巴黎公使。史達爾夫人十五歲開始寫作，崇拜盧梭，1788年出版《論盧梭著作及書信集》，尤其推崇盧梭的感情至上主義。1792年雅各賓專政後，曾經擁護大革命的史達爾夫人不得不出逃瑞士和英國。1795年她返歸巴黎，重開沙龍，成為政界溫和派人物的一個中心。史達爾夫人曾經是拿破崙的崇拜者，最終卻失望而生怨恨，呼籲自由，反對獨裁，分別在1803年和1810年，被拿破崙驅逐出巴黎和法國。1817年逝於巴黎。

  史達爾夫人著有《苔爾芬》、《柯麗娜》等多種小說，但是在文學史上她的小說並不足稱道。浪漫主義作為一種藝術思潮也好，作為一種時代精神也好，史達爾夫人在法國作為這個運動的先驅，主要是因為她的兩部文藝理論巨著：1800年出版的《論文學》和1810年出版的《論德意志》。而這兩部論著中提出的是社會環境而非作家天才決定文學審美特徵的美學思想，則開啟了法國嗣後聲勢浩大的實證主義美學的先聲，影響遠遠超過了浪漫主義運動。

  《論文學》的全名是《論文學與社會機制的關係》。作者開篇就說："我的本旨在於考察宗教、風尚和法律對文學的影響以及文學對宗教、風尚和法律的影響。"[1]法國比較文學史家梵·第根在給《論文學》所撰的導言中，講到史達爾夫人在法國文學方面通曉蒙田和路易十四時代以後的作家，中間一段，則少有所知。她不喜歡但丁，對《瘋狂的羅蘭》和《解放了的耶路撒冷》所知較多，推崇馬基雅弗利，對莎士比亞則是非常熟悉，對其後的英國文學，尤其精通。通過翻譯，史達爾夫人也了解了德國文學，包括歌德和席勒。古代文學方面，史達爾夫人不懂希臘文卻懂拉丁文，可以直接閱讀維吉爾、奧維德和西塞羅，以及塞內加，當然藉助翻譯她也熟讀了荷馬和悲劇詩人。總之，史達爾夫人的文學知識未必是完全的，均衡的，但至少也相當可觀。當她在文學世界中間漫遊的時候，她的論斷大都是從作品的直接印象中引出，而決不照搬文學史的定見，人云亦云。正是這一特點，使她的這部《論文學》及後來的《論德意志》，儘管不乏偏悖，不乏漏洞，卻處處散發出清新動人的魅力。可以說，這兩部論著的行文風格，就是典型的浪漫主義的。

  《論文學》第十一章《北方文學》中，史達爾夫人集中提出社會環境決定文學的思想，即她著名的南方文學和北方文學之分。她以荷馬為南方文學鼻祖，莪相為北方文學鼻祖，認為兩種文學判然不同。莪相（Ossian）是公元3世紀蘇格蘭行吟詩人，揚名始於18世紀蘇格蘭作家麥克菲森將自己所撰詩文假託莪相名義出版。莪相的原作直到19世紀初葉始得問世。史達爾夫人雖然看好北方文學，到底也不敢把莪相的天才同荷馬比較，因為歸在莪相名下的東西，實際上是麥克菲森的才氣，還不是完整的作品，而只是流傳在蘇格蘭山區的民歌集子，當然比不上在荷馬之前已經有了悠久傳統的希臘藝術。史達爾夫人說這些話，自然是唯恐人以為她將莪相與荷馬相提並論。

  但是以莪相為淵源的北方文學在她看來，明顯要優於源出荷馬的南方文學。史達爾夫人將希臘、羅馬、義大利、西班牙和法國文學歸入南方一類，把英國、德國、丹麥和瑞典文學歸入北方一類。進而提出北方文學具有憂鬱的特點，而憂鬱同哲學最是協調。另外北方文學的想像也跡近狂野：喜愛海濱、喜愛風嘯、喜愛灌木荒原。這是英國詩人的想像，厭倦現實世界，仰望彼岸世界，仿佛穿透地平線，畫出從生命到永恆之間那陰霾重重的歷程。

  北方文學的形象不同於南方文學，史達爾夫人認為這差異的主要原因是氣候。同北方的陰冷和淒風苦雨相反，南方有清新的空氣、茂密的樹林和清澈的溪流。如此生動活潑的自然界，在詩人身上激起的情緒，每每就蓋過了他們的想像。兩相比較，南方詩人因而激情不似北方詩人強烈；興趣更為廣泛，思想的專注程度，卻又較北方詩人稍遜一籌。換言之，南方溫暖明朗的氣候使詩人沉湎於快樂之中，然而南方文學的歡快格調，到底不及痛苦帶給北方文學的意志、思想、現象和自由精神：

  

  跟南方詩歌相比，北方詩歌與一個自由民族的精神更為相宜。南方文學公認的創始者雅典人，是世界上最熱愛其獨立的民族。然而，使希臘人習慣於奴役卻比使北方人習慣於奴役容易得多。對藝術的愛、氣候的美、所有那些充分賜給雅典人的享受，這些可能構成他們忍受奴役的一種補償。對北方民族來說，獨立卻是他們首要的和唯一的幸福。由於土壤磽薄和天氣陰沉而產生的心靈的某種自豪感以及生活樂趣的缺乏，使他們不能忍受奴役。[2]

  上文中希臘人較北方民族較易安於奴役的結論，肯定是大多數批評家不敢苟同的。但是這似乎也不應只怪史達爾夫人好走極端：因為當時的希臘正在土耳其的奴役之下，別忘了一代人以後拜倫《唐璜》中錐心泣血的《哀希臘》。即便如此，《論文學》中史達爾夫人議及作為南方文學源淵的希臘文學，依然還是叫人瞠目。她認為希臘人缺乏道德哲學，所以文學無以表達更為深切的感受，如埃斯庫羅斯的悲劇，就避開了道德結論。甚至希臘史學家，也是只注重記述事件，卻疏忽了交代事件的前因後果。可以說，這一切都顯示了史達爾夫人鮮明的個性和大膽的浪漫主義作風。

  《論文學》第十二章，史達爾夫人圍繞審美趣味，就北方文學和南方文學進一步作了比較。她指出，在法國人看來，北方文學缺乏鑑賞趣味，但是在北方作家看來，這趣味純然是種武斷的規定性，常常使思想和情感喪失最富有特色的美。正確的看法應當在兩者之間，即一方面審美趣味的法則確實存在，它並不是信口開河的那一類東西，另一方面審美趣味又不是一成不變，可以屢試不爽套用於一切文學現象。這裡很顯然可以見出史達爾夫人與本國的古典主義傳統還遠談不上分道揚鑣。美和法則，這都是古典主義的典型遺產，如她接下來所說，法國文學中一些作品具有頭等的美，又不攙有劣等趣味，唯有這樣的作品，才是文學的典範。關於審美趣味，史達爾夫人給它所下的定義，是識別和預見足以產生美好印象的事物的一種藝術。反之，令人生厭的對象會激起人在現實生活中避之猶恐不及的不快印象。同理，可怖的場面會使精神的恐怖化為感官的驚駭，而使模仿的魅力喪失殆盡。這些見解，與嗣後竭力標舉新異怪誕、恐怖奇崛的浪漫主義作家和藝術家又有不同，可以見出擺在史達爾夫人面前的尚還是如何從古典主義當中脫胎而出，而不是著手埋葬這個傳統。

  《論德意志》1810年排出清樣後即遭到法國警方查禁，理由是它沒有提到拿破崙，所以它"不是法蘭西的"。1813年此書在倫敦出版，英譯本同年12月問世。評論界公認《論德意志》在材料翔實、立論公允方面，都要超過作者年輕氣盛時的《論文學》，但該書中被人引用最多的古典詩和浪漫詩的觀點，與《論文學》中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之分，是一脈相承的。簡言之，史達爾夫人是將古典詩當作南方文學的同義語，浪漫詩當作北方文學的同義語。她的偏愛，自然還是在北方文學即浪漫詩方面。

  《論德意志》卷二第十一章中，史達爾夫人就古典詩與浪漫詩的區別作了系統闡釋。值得注意的是，史達爾夫人這裡所說的"浪漫的"（romantique），指的還主要是黑格爾意義上的浪漫主義藝術，與緊接著勃興起來的浪漫主義運動，用的雖然同是一詞，內涵和外延上卻稍有區別。史達爾夫人指出，"浪漫的"這個詞系新近傳入德國，用以指源於中世紀行吟詩人，由騎士精神和基督教義產生的詩歌。很顯然這裡史達爾夫人的話，有涉黑格爾象徵型、古典型、浪漫型的藝術三分法，以及施萊格爾兄弟古典詩正遜位於浪漫詩的觀點。古典詩和浪漫詩，因而在史達爾夫人看來，是分別代表了古代趣味和近代趣味，這當中包含著異教與基督教、北方與南方、古代與中世紀、騎士精神與希臘羅馬習俗的對立，不理解這些社會的因素，就絕不可能從哲學的觀點來解釋文學，即闡說清楚關於文學的美學思想。

  史達爾夫人不以"古典"作完美解，明確界定古典就是指古代的詩，浪漫則指多少是由騎士傳統產生的詩。所以古典詩表現的是異教世界，浪漫詩表現的是基督教世界。古典詩的特徵是單純，浪漫詩的特徵是衝突。史達爾夫人指出，這兩種趣味的分歧，不僅僅是出於種種偶然因素，而是有著其現象和思想的原始根源。換言之，藝術的特點，還是由社會環境使然。

  古典詩之所以單純，史達爾夫人的解釋是，古代人與自然合而為一，認為自己之受命運支配，正如自然之受規律支配那樣，是天經地義的。所以人樂天知命，總是把內心活動形諸外表，用形象來象徵內在的意識，如復仇女神的火炬在罪人頭上搖晃，以表悔恨等。總之，情節本身就是一切。反之到現代，性格因素突現出來，近代人的思考之困擾自身，就像普羅米修斯的兀鷹時時啄食他的肝臟，這在古代的家庭和社會關係中，是無法想像的。故而古人是肉體靈魂和諧統一，一切行為都是強烈的、直接的、有始有終的。近代人受基督教薰陶，於懺悔中養成不斷反省的習慣，其存在則完全變成內在的，不再形諸於外了。

  如此就見出了兩種藝術的區別。史達爾夫人強調說，為了表現近代人完全內在的存在，就必須有大量各不相同的情節，以各種形式來顯示內心千差萬別的活動。假如今日的藝術再像古代一樣單純，既不會獲得古人特有的那種原始力量，也失去了令人心靈特有的那種深入而豐富的激情。在古代人那裡充滿了生命力的單純，到近代人手裡則流於冷漠和抽象。古代詩是順應命運，浪漫詩是抗衡命運，專門描寫人在乖戾命運中對至高上帝的堅定信仰，因此，兩種藝術世界，境界怎麼可能同日而語呢。

  很顯然，浪漫詩因此也是本國的民族文學傳統，無論它是德國的也好，法國的也好，英國的也好。史達爾夫人至此清楚表明了應當同古典主義告別的浪漫主義立場：

  作為藝術，古代人的詩更單純一些，近代人的詩卻叫人更多地揮淚不已。但是對我們來說，問題並不是要古典詩還是要浪漫詩，而是在模擬和靈感之間作出選擇。對近代人而言，古代文學是一種移植的文學，而浪漫文學或者說騎士文學在我們這裡則是土生土長的文學，是我們的宗教和一切社會狀況使之生長起來的……它植根於我們自己的土壤，是唯一能夠成長和再度勃興的文學；它表現我們自己的宗教，引起我們對自己歷史的追憶，它的根源是老而不古的。[3]

  這裡明顯已可見出法國浪漫主義運動的先聲，可見出從黑格爾對浪漫型藝術的闡述，到歐洲浪漫主義美學思潮的發展軌跡。耐人尋味的是，史達爾夫人的南北方文學理論系從德國浪漫主義美學中汲取靈感，可是它反過來又影響了德國浪漫派，弗·施萊格爾就秉承史達爾夫人的南北文學之分，在史達爾夫人上述兩部論著之後，出版了《論北方文學》一書。

  史達爾夫人根據氣候和地理環境來劃分南方和北方文學，對後代的影響遠超出了浪漫主義運動本身，它毋寧說標誌著孟德斯鳩氣候影響說被正式移用到文學理論和美學領域，從而預演了19世紀法國最可以引為自豪的實證主義美學流派。在《論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鳩認為氣候的影響首先見於氣溫對人體的效應：寒冷的空氣令人體纖維縮短，炎熱的空氣令人體纖維伸長。當人體纖維縮短，彈力增加，血液更易流入心臟，人體就更有力量。所以寒冷氣候條件下的北方人，較溫暖氣候條件下的南方人要強壯。氣候進而影響到快感的經驗：

  在寒冷的國家，人們對快樂的感受性很低；在溫暖的國家，人們對快樂的感受性就多些；在炎熱的國家，人們對快樂的感受性是極端敏銳的。[4]

  孟德斯鳩氣候論的提出所用的基本上是歸納法，這一點與史達爾夫人稍有不同。他講述了自己在義大利和英國看戲的親身經歷：同樣的劇作，同樣的演員，產生的效果卻截然不同，英國人不動聲色，義大利觀眾則激動異常，真令人難以置信。孟德斯鳩進而得出的結論是，南方國家人們專注於愛情的歡樂，北方國家人們精力充沛，喜好狩獵、旅行、戰爭。甚至在道德方面，孟德斯鳩也因此判定，北方國家人們少邪惡，誠懇坦率；南方國家，享樂主義盛行之下，自然就叫人不好恭維了。

  孟德斯鳩沒有把他的氣候影響說具體用於文學和藝術領域，首開這個風氣的是他的傳人史達爾夫人。隨著孔德實證主義哲學的興起，史達爾夫人的南北方文學說，將成為一個聲勢浩大的社會學美學流派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