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創建羅馬文學的「准尺」
2024-08-14 18:01:45
作者： 蔣孔陽
賀拉斯對羅馬帝國開創後出現的新時代，或多或少是有所意識的。隨著內戰的結束，羅馬帝國的建立，奧古斯都根據羅馬從奴隸制城邦發展成龐大奴隸制帝國這一基本變化，對原有不適應新形勢要求的政治制度作出了改革，並採取了一系列順乎形勢的內外政策，開創了相對安定的政治局面，為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創造了一定條件，從而使羅馬奴隸占有制社會臻於鼎盛。詩人在致這位皇帝的書信中，不是毫無根據地頌揚他的治理勝過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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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陛下聖壽無疆，普天下萬民敬畏，
用您的令名宣誓，立宗廟馨香頂禮，
承認古往今來誰也不能同您媲美。
您的臣民在這方面可謂聰明正直，
尊您為萬民之主，遠勝希臘的揆席。[31]
詩人這樣頌揚奧古斯都的功績，不能說是純粹出於諂媚，因為從賀拉斯畢生的言行來看，他還是堅持個人人格的相對獨立和自尊的。他確是意識到隨著羅馬帝國的建立，羅馬國家創造了超過古希臘的業績。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他對當時在其他方面流行的崇古非今，崇希臘非羅馬的「准尺」表示強烈的不滿：
但是在其他方面卻用不同的准尺：
除了過往的光華，一去不返的東西，
今日的一切成就，他們都棄如敝屣，
懷抱著弔古熱情，迷戀於斷碣頹碑。[32]
特別表示憤慨的是，有人甚至將羅馬古老的十二銅表法、宗教法典、文藝作品等文化創製，歸結為來自古希臘的詩神的啟示：「硬說是詩神繆斯在阿爾斑山崗上的啟示。」[33]正是基於這種要求，他著眼於制定與羅馬帝國文治武功相配的獨立的民族文化形態的理論，詩人探討了古和今、希臘和羅馬、傳統和繼承、繼承和創新間的關係。
一 傳統和創新
詩人的這項討論，既有上述宏觀上的時代背景，又與他自己的創作實踐密切相關。當時有人指責他的《長短句集》和《歌集》缺乏創造性，僅僅是希臘範本的模仿時，他在有關的書信中進行申辯，聲稱：他的詩作不是粗鄙和奴隸般的模仿，而是遵循偉大希臘詩人們運用的準則。[34]
的確，賀拉斯的詩歌雖然繼承了希臘的傳統，但也不是機械的模仿，具有他自己的鮮明的特色。就其諷刺詩來講，是對當代羅馬社會進行溫文爾雅和娛人的諷刺，試圖以斯文的笑聲而不是激烈的譴責，以推動對羅馬社會種種陋習進行改革，充滿魅力和溫和的人情味。他從而成為羅馬諷刺詩的創始人，這類諷刺因而得名為「賀拉斯式諷刺」。就其頌歌體詩歌來講，也有其獨特的特色。內容往往是寫給友人的，專談友誼、愛情。在把早期希臘抒情詩介紹到拉丁詩歌中的同時，改動希臘詩的格律使之適應拉丁語，成為正規的格律，並用它寫出羅馬化的詩篇，儘管所用的格律不大自然，不大超脫，但卻仍能給人以優美和莊重之感。他告誡拉丁語作家，不要試圖去仿效古希臘詩人品達羅斯。賀拉斯的《歌集》每節兩到四行，現已普遍稱之為「頌歌」，同品達羅斯那種熱情充沛和才華橫溢的頌歌根本不同。賀拉斯的格調通常是嚴肅和冷靜的，往往帶有諷刺和感傷的味道，有時也還帶有一點文雅的幽默。他的合理的享樂主義和個人魅力，以及用格言表達的哲理和經過精心構思的完美，使他成為繼維吉爾以後最重要的古羅馬詩人。後來，當人們重視措詞的貼切更甚於想像和自發性時，賀拉斯的詩歌就受到珍視和模仿。17世紀法國布瓦洛和拉封丹就保持了賀拉斯的這種傳統。英國新古典主義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德萊頓（1631—1700年）在他的《抒情詩與田園詩》（1606年）中，就承認他得益於賀拉斯。其他英國的本·瓊森（1572—1637年）等、義大利的萊奧帕爾迪（1798—1837年）等又恢復起賀拉斯的這種詩風。直到浪漫主義興起時期，詩人們才又轉去模仿古希臘品達羅斯的頌歌風格。
賀拉斯正是根據自己的創作實踐，以及羅馬詩人長期以來取得的成果，強調要學習希臘和繼承希臘的傳統：
朋友，請你日日夜夜揣摩希臘典籍。[35]
你應該遵循傳統，創新要貫徹始終。
如果你描寫阿喀琉斯這著名英雄，
要寫他的性情急躁，暴戾，剛愎，猛勇，
不受法律的約束，動輒以武力行動：
美狄亞剛強狠心，伊諾則淚滿愁容，
伊康背信，伊娥流浪，奧瑞斯提沉痛。[36]
也就是說，羅馬詩人創作時要遵從古希臘詩人創作的情節內容、人物性格類型等，這正是賀拉斯保守的一面。他還進一步勸誡人們，由於創新是困難的，還是遵循傳統為佳：
寫凡庸主題而獨運匠心是件難事；
把伊利昂之歌編成一部劇就勝似
獨創一個無人知無人歌詠的主題。
稗史的公共遺產，你個人也有權益。[37]
與其費盡心機另行選擇新的主題，還是依據荷馬的希臘人攻打伊利昂城（即特洛亞城）的史詩，另行編成悲劇，何況諸如有關伊利昂城故事等都是人所共知的文學題材，詩人們可以在這種範圍內體現獨創。詩人在強調遵循以古希臘為代表的傳統，但也反對刻板的模仿，以致亦步亦趨陷入陷阱：
只要你不留戀於平平無奇的園地，
只要你不是食古不化逐字去迻譯，
只要你模仿古人時不自投陷阱里，
膽怯和清規使得你不敢稍越雷池。
不要效法古代稗史詩人寫的序詩：
「我將歌唱普里阿摩斯命運和著名戰事」[38]。
他聲稱，刻板的模仿，就會誤入陷阱，因為有的希臘史詩詩人，將整個希臘英雄攻打伊利昂城的全部事跡，從頭到尾都包括進去。所以不要模仿寫作這種大而無當的史詩，而是應該學習荷馬那樣選擇全部過程中的一個插曲，即從阿喀琉斯的憤怒開始，集中描寫那第十年裡的五十一天的事情。
二 古和今、希臘和羅馬
賀拉斯在《詩藝》中，一方面關注繼承傳統和創新間的關係，強調繼承古希臘以荷馬為代表的詩歌傳統；另一方面，探討古和今、希臘和羅馬詩歌間的相互關係，旗幟鮮明地反對厚古薄今，反對過分崇尚希臘鄙薄羅馬，高揚民族精神，創新民族文化，以與正在步入輝煌的黃金時代的羅馬帝國的文治武功相適應。這點，他在《詩藝》第二章「詩法篇」的結束語中，就強調羅馬詩人要謳歌祖國的豐功偉績：
沒有一種詩體羅馬詩人不曾試過，
敢於不步希臘的後塵是值得稱可；
他們不論用悲劇或喜劇勸善懲惡，
總是把祖國的豐功偉績頌讚謳歌。
拉丁姆的文藝不會比它武功不若。[39]
強調羅馬詩人並未亦步亦趨追隨，而是有創造的，它的文藝要與它光輝的軍威武功相匹配。
在《詩話》中，詩人的這一思想表現得更為明顯。詩人既反對厚古薄今、崇古非今，也反對崇希臘薄羅馬；在他的措詞中，古今和希羅之辯是交織在一起的。首先是反對崇古派，認為古人已達到無以超越的頂峰，那是極端錯誤的：
羅馬觀眾畢竟有時聰明有時胡塗，
他們吹捧古代作家卻是十分錯誤，
仿佛古人業已登峰造極無以復加。[40]
恰恰相反，古人的作品是有缺點的，如用字奇僻，或佶屈聱牙，或平淡無奇。因此，如果說古人的作品「天衣無縫或白璧無瑕」，「堪稱古今的絕響」，那就是令人「不勝驚訝」。但也並不是抹殺古人的成就，例如羅馬悲劇詩人李維（生年不詳，卒年前204年）[41]的作品就是「絕妙詞章」。如果將古人的作品不問青紅皂白，盲目推崇為冠絕古今的「絕響」，唯古是從崇古非今，那是極端錯誤的：
我憤恨人們指摘一首詩不問精粗，
不問風格之美醜，而只說它不夠古，
……
他們只會把今人的作品視若糞土。[42]
要是我們今天也像過去的希臘人那樣「非今重古」，「說詩愈古愈精華」，也是無濟於事的，以此來推崇希臘的文學勝過今日的羅馬，同樣是錯誤的，駁倒這種主張也是不難的，它與厚古非今那樣，都是錯誤，今日的羅馬在各方面都已勝似希臘：
今日羅馬國運興隆勝似當年希臘，
我們已經能文又能武，能詩又能畫。
……
如果只讚美死神賞識的古代作家，
我不難駁倒這種厚古薄今的廢話。[43]
緊接著他就列舉羅馬文學的光輝成果，以此來辨明崇希臘非羅馬的不當。他聲稱，被後世稱為羅馬文學之父的恩尼烏斯（前239—前169年）「英明勇敢，堪稱第二荷馬」[44]。頌揚早期拉丁史詩詩人奈維烏斯（約前270—約前199或202／204年）的作品不下於古人，令他心折：
吟哦奈維烏斯的詩如聆昨日的餘音，
一切古人的佳作都莫不先得我心。[45]
至於羅馬喜劇詩人普勞圖斯（約前254—前184年）的喜劇作品，已經勝過古希臘西西島喜劇詩人埃庇卡摩斯（約前530—約前440年）。其他還有一批羅馬詩人也各有特色，如悲劇詩人帕庫維烏斯（約前200—約前130年）「學問淵博」；另一悲劇詩人阿克齊烏斯（前170—約前86年）則「聰明絕頂」；凱基利烏斯（約前219—前160年）的喜劇作品「莊嚴肅穆」，有巨大的道德力量；泰倫提烏斯（約前195—前159年）的喜劇作品，則以「技巧見長」。
也就是說，羅馬詩人作出的貢獻是可以與古希臘詩人的業績相媲美的，因此「非今重古」，即非羅馬重希臘，是不可取的，這些羅馬詩人都是可以列入第一流大師名錄的：
這些詩人都能感動羅馬知音才郎，
自從李維時代直至今日的盛世，
他們的大名在點鬼簿上首屈一指。[46]
但是，賀拉斯的目的遠不止於申述厚古（希臘）薄今（羅馬）之非，其更深層次的用意在於，頌揚當今以維吉爾等為代表的詩人，在世界範圍內，遠播以奧古斯都大帝為代表的羅馬帝國的豐功偉業：
他們深受皇恩而使您揚名於遠近，
詩人歌頌英雄人物的風度和精神，
比起古銅的鑄像還要動人而逼真。
我的《閒談》的詩篇只能匍匐於泥塵。
他們的英雄史詩都巍然直迫雲漢，
歌詠窵遠的國度，天涯海南的河山，
蠻邦異族的領域，孤峰絕嶺的危關，
謳歌皇恩浩蕩，使干戈偃息於一旦，
和平神殿門洞開，萬民膜拜於祭壇，
羅馬在您的治下使帕提亞人喪膽。[47]
而詩人自己也要像維吉爾等那樣為羅馬帝國效勞，「但願我有這樣能力操縱我的筆端」[48]，像他們那樣不辜負帝皇的賞賜，「沒有辜負您的賞識和您的贈品」[49]。
總之，《詩話》不僅僅是「古典主義的宣言書」，實質上，賀拉斯通過對「厚古（希臘）薄今（羅馬）」、「崇希非羅」的批駁，以確立羅馬文學的獨立的崇高地位，使之服務羅馬帝國政治—軍事需要。這正是斯多葛學派世界國家學說，在文藝理論領域裡的具體體現。[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