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思想理論淵源

  以賀拉斯為代表的詩學理論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它是發端於羅馬詩歌的黃金時代的產物。

  在羅馬歷史的初期，羅馬人很少投向文學，以致直到公元前1世紀為止也沒有創作出堪稱重要的作品。但是，隨即卻出現了一個黃金時代。它起自羅馬共和國的最後一些年代和羅馬帝國的初期，即以西塞羅時代聞名於世的共和國輝煌的最後時期（指前80—前42年），和以奧古斯都時代聞名於世的甚至更為燦爛的帝國開創年代（指前42—14年）。它相當於古希臘的伯里克利時代。要是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美學—文藝理論是伯里克利時代的文藝創作的理論總結，那麼，賀拉斯和朗吉弩斯的詩學是羅馬文藝的黃金時代的文藝創作的理論總結。當然，朗吉弩斯所涉及的時代和領域，較賀拉斯廣闊得多。

  

  賀拉斯的文藝理論，不僅有這個黃金時代的文藝創作實踐的依據，還有其思想理論的淵源。賀拉斯在其有關詩作中，不只一次提到「哲學」這個名稱，但其含義，絕然不同於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一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那種希臘古典意義上的理性的、思辨的哲學，而是流行於羅馬社會的那種通俗哲學而已。

  當時流行於羅馬的以伊壁鳩魯學派和斯多葛學派為代表的哲學思想，不只吸引了一般的學者，並且影響及一般政界人物。以致，像奧古斯都大帝那樣的皇帝，都曾著書以提倡哲學。其他諸如史學家、詩人、律師、藝術評論家等也無不研究哲學，無怪乎幾乎與賀拉斯同時代的盧克萊修寫下長篇的哲理詩。有些人竟至終身從事哲學研究，把它當作一種謀生的職業。他們或則教育子弟，將一種嚴格的有法則的教訓施諸貴族子弟，或則以哲學磨練自己的行為和感情，以期達到實踐生活上的至善。[17]集中體現為出於實用目的的追求所謂的「哲人」理想。

  當時，無論是作為臣屬於羅馬帝國的異邦的公民，還是正在君臨奴役其他亞歐國家的羅馬公民及其統治者們，都在重新思考和確立自己的人生目的。伊壁鳩魯學派和斯多葛學派各自所倡導的「哲人」的理想，正符合了這種現實的需要。

  德謨克里特率先提出，幸福不在於感官的快樂，而在於節制和適度，在於沉毅恬靜，在於心中的和平安寧。這種觀點，無疑地影響了伊壁鳩魯，他所追求的最高幸福是，肉體無痛苦和精神得安寧，心靈的「寧靜」是最大的善，是哲人的理想境界。但選擇達到這種寧靜的途徑則是消極的：「哲人不關心國家大事，除非發生什麼特殊情況。」[18]斯多葛學派則認為，要以一種「不動心」順從自然（本性）的方式生活才能達到幸福。但所採取的途徑，則是與伊壁鳩魯學派截然相反的：「哲人要關心國家大事，除非有什麼情況阻礙他。」[19]賀拉斯在特定條件下，同時採納了這兩派異途同歸的哲人理想。

  就文藝理論的哲學思想來源而言，賀拉斯在其著作中根本沒有提到亞里士多德，至於柏拉圖也只是在其諷刺詩中，從某一個狂妄自大的對話人卡提烏斯的口中講到「博學的柏拉圖」。此外，也根本沒有談到什麼實質性的哲學理論或哲學觀點。

  學者們更多地肯定賀拉斯在哲學上受到伊壁鳩魯學派的影響。塔塔科維茲不只一次將他列入羅馬的伊壁鳩魯學派：賀拉斯和盧克萊修是伊壁鳩魯主義者：「賀拉斯是一個伊壁鳩魯主義者」[20]。從賀拉斯早期發表的詩作中，可以看出他深受當代羅馬傑出的伊壁鳩魯學派代表人物盧克萊修的影響。蘇格蘭古典學者塞拉斯（1825—1890年）等認為，賀拉斯兼受伊壁鳩魯學派和斯多葛學派的影響：「他的哲學是結合了已經與斯多葛主義更其相似的一種實用的伊壁鳩魯主義模式。」[21]這一論斷無疑是深刻的。的確，隨著賀拉斯與羅馬宮廷的關係日益密切，他的詩論日益傾向於為羅馬帝國的文化服務，「為皇帝總的計劃效勞」[22]。

  庸俗化了的伊壁鳩魯學派的哲人理想，的確占據了賀拉斯在獲贈的薩維納山區莊園寧靜的生涯。他在這裡躲開生活的風暴，在寧靜中錘鍊藝術，沉思默想，享用美酒，將寧靜看得高於一切。這種寧靜觀也反映在他的詩歌中：

  航海人祈求天神賜給他平安和寧靜的海洋，

  當風暴在愛琴海上掀起，烏雲遮住了月亮，

  水手們再也找不到和平時

  空中閃耀著星星的光芒；

  無論是被戰爭逼瘋的色雷斯人，

  還是慓悍的帶漆花箭筒的帕提亞人，

  人人都企求和平——那無價之寶，

  卻難以買到，

  ……

  窮人家安居樂業，

  晶瑩的鹽碟點綴著粗茶淡飯，

  一枕清夢，悠然自得，

  既無畏懼，也無貪念。[23]

  要是說賀拉斯一方面消極地追求「處世不驚」的寧靜淡泊的生活的話；另一方面可能是更多地追求享樂了。他在《書信集》第一卷第一封書信中，對他的恩主麥凱納斯講到，他現在放下詩歌的創作，全心全意轉向哲學，但並不專一追隨哪一個特殊的學派，有時像一個真正斯多葛學派分子那樣介入「公民生活的潮流」[24]，但現在則皈依古希臘昔勒尼學派創始人亞里斯提卜（約前435—約前360年）：

  現在我不聲不響地潛回進亞里斯提卜，

  使這個世界轉向我自己，

  而不是使我自己轉向這個世界。[25]

  根據第歐根尼·拉爾修的記載，伊壁鳩魯的快樂說正是受這位亞里斯提卜影響的[26]，但前者更多地追求「精神的快樂」[27]。亞里斯提卜則更多地追求物質的快樂，曾沉溺於一切形式的外在奢侈生活，但依然認為在享受時要控制自己，人不應該成為享樂的奴隸，把合理的享樂看作是最高的幸福。上引書信中賀拉斯的自白也足以說明他在追求「寧靜」生涯的同時，也還致力於追求物質生活的享受。在熱愛山區田園生活的同時，也喜歡到處是「人煙、財富和喧囂」的羅馬。他在許多長短句抒情詩中，曾向城市和它的權貴人物致意，其中有目空一切的暴發戶，「拖著三碼寬的袍褂在神聖大道上昂首而過」[28]。

  但是由於賀拉斯和以皇帝奧古斯都為首的權貴們有密切的關係，並又受知於他們，加之他自己又有高揚羅馬民族的使命感，使他的整個世界觀和詩論更多地滲透斯多葛學派的精神，而這個學派正是羅馬帝國的官方哲學，特別是其政治理論是為這個帝國的擴張政策作論證的。因此，他的詩論確是貫徹著斯多葛學派的「哲人」的理想：「哲人要關心國家大事。」這點正是我們接著要討論的他的古典主義原則之一。

  賀拉斯的文藝理論體現了希臘化時期和羅馬帝國初期文藝理論的特色。希臘化時期文藝理論的最大特徵是，放棄[29]對文學本身的探討，其主要任務是轉向對詩的創作的技巧進行系統的探討。其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涅俄普托勒摩斯（約前3世紀），他是希臘詩人和文藝批評理論家，出生於黑海地區原希臘殖民城邦帕利烏姆，以靜止的觀點來探討文學，將古希臘荷馬、赫西奧德、品達羅斯、埃斯庫羅斯等為代表的詩歌形式，看作是固定不變的風格、體裁、模式，他們又各有獨特的形式上的特徵。著眼於探討詩人的創作取決於天賦還是取決於技巧的訓練，探討詩的本質取決于思想還是取決於形式，詩人的目的是進行教導還是使人們愉悅。涅俄普托勒摩斯在哲學上追隨早期漫步學派傳統，但不能說他是一個真正的漫步學派。另一名代表人物是卡利馬庫斯（約前305—前240年），他是希臘詩人、學者、亞歷山大詩派最有代表性的詩人，更強調在文藝理論批評與原先的古典傳統分道揚鑣，強調寫作技巧上精緻的苦心經營的極端重要性。以涅俄普托勒摩斯和卡利馬庫斯為代表的文藝理論批評傳統，對賀拉斯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

  根據新柏拉圖主義者波菲利的研究，賀拉斯的《詩藝》等深受涅俄普托勒摩斯的《詩學》的影響。看來這種論斷是有根據的。按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伽達拉的菲洛德謨（約前110—約前40或35年）的記載，上述已佚的《詩學》，對詩歌納入下列三種模式進行研究：（1）詩意論，討論詩的內容和原理；（2）詩法論，討論詩的體裁和技巧；（3）詩人論，討論詩人的修養和任務等。賀拉斯的《詩藝》，同樣也有著相應的三部分：（1）詩意論（第1—37行）；（2）詩法論（第38—294行）；（3）詩人論（第295—476行）。以卡利馬庫斯為代表的亞歷山大詩派的影響，同樣也是顯而易見，賀拉斯同樣也強調創作的技巧和精心的潤飾。

  古羅馬的拉丁文學批評理論，深受希臘、特別是希臘化時期文學批評理論的影響。其代表人物之一是盧齊利烏斯（約前180—約前103／102年），他是羅馬諷刺文學的首創者，出身羅馬名門，受過良好教育，崇尚希臘文化，和希臘哲學家們相交往，除了諷刺詩還寫有文學批評方面的著作。生前撰有三十種著作，已佚，但被保存下來不下於1300行殘篇。根據基霍里烏斯和菲斯克就賀拉斯的《詩藝》和盧齊利烏斯的殘篇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它們之間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盧齊利烏斯的文藝批評理論「遵循同樣的修辭學模式，並實質上處在同樣的修辭學影響下制定的……正像賀拉斯的《詩藝》那樣」[30]。

  下面討論體現在賀拉斯文學理論中的一些主要的古典主義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