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古典主義文藝理論的奠基人

  賀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年）是羅馬帝國時期古羅馬皇帝奧古斯都治下的著名詩人和文藝理論家。公元前65年出生於義大利東南部的韋努西亞[1]，即今韋諾薩。他的父親原來是奴隸，但在賀拉斯出生前已獲得自由並小有資產，使他有機會在羅馬受到當時最好的教育，不僅獲得知識上的訓練，而且在品德上也得到了砥礪。[2]這段生活，有利於他日後在上層社會的生活和對羅馬社會的描繪。

  公元前45年，賀拉斯去雅典最著名的哲學學校和羅德島的修辭學學校接受教育，正像他在致佛洛儒斯的信中所說的，在柏拉圖學園所在地的「阿卡德穆斯的園林中尋求真理」[3]。當時在政治上擁護共和制度，追隨反對軍事獨裁者愷撒的布魯圖（約前85—前42年）。在羅馬內戰時期，和當時在雅典的羅馬共和派青年們參加擁護布魯圖的一方，同愷撒的繼承人屋大維（即日後的奧古斯都）一方作戰。結果，公元前42年，布魯圖一方在馬其頓腓力比戰役中，敗於屋大維。不久，賀拉斯由於羅馬政府頒布赦令而重回義大利，其時，家產已被政府沒收，生活陷於貧困。

  賀拉斯於公元前39年左右，來到羅馬任低級稅務官吏。翌年，由當時羅馬最著名的詩人維吉爾（前70—前19）年和傑出的史詩詩人瓦里烏斯（生卒年不詳），介紹給奧古斯都的主要政治顧問之一的麥凱納斯（生年不詳，卒於前8年）。當賀拉斯的《諷刺詩集》第一卷於公元前23年出版後不久，麥凱納斯賜給他薩維納山區的一所舒適的莊園。從此，賀拉斯作為受麥凱納斯庇護的文學團體的一名成員，得以安度寧靜安逸的悠悠林下的田園生涯，安心從事創作，再也沒有擔任官職。其間往來於莊園和羅馬之間，由於麥凱納斯的關係引起當時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的注意。後者不計前嫌，不因詩人曾參加其政敵布魯圖的軍隊而歧視他，盛情邀請詩人擔任他的私人秘書。詩人藉口健康欠佳而婉拒，奧古斯都不但不因此而忌恨他，彼此間的關係更形密切。賀拉斯對奧古斯都也深深愛戴。繼維吉爾，在公元前20年左右，賀拉斯實際上成了當時羅馬帝國最偉大的詩人。公元前17年，奉奧古斯都之命，為羅馬每隔110年舉行的世紀慶典創作《世紀之歌》，從而獲得很高的榮譽。庇護賀拉斯的羅馬權貴麥凱納斯於公元前8年去世後不久，詩人也去世了。

  賀拉斯一生撰有多種詩作：《諷刺詩集》兩卷，第一捲髮表於公元前34年，第二捲髮表於公元前29年；《長短句集》，發表於公元前28年；《歌集》四卷，前三捲髮表於公元前23年，第四捲髮表於公元前13年；《世紀之歌》，發表於公元前17年。其中，對西方文學的創作發生重大影響的是《歌集》。這些詩歌的題材豐富多彩，表明詩人是希臘抒情詩的傑出繼承者，主要是歌唱愛情、醇酒、大自然、友人、節制等，其中也有一些是談到奧古斯都和麥凱納斯的。

  此外，對西方後世的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都有深遠影響的，是由後人編集的三卷《書信集》。其中第一卷，包括致恩主麥凱納斯以及佛洛儒斯等的十九封書信，以及跋。其中講到，他由於年紀老邁，放棄抒情詩的寫作轉向其他領域，關注哲學和靈魂的疾病的治療；提請青年通過荷馬等的作品關注道德哲學；告誡青年女友要追求哲學而不要無視哲學；勸誡同時代的抒情詩人提比盧斯不要過于敏感和悲愴，邀其到他的莊園中來會晤他這個幸福的伊壁鳩魯學派分子[4]；聲稱只有「處世不驚」，才能使人幸福[5]；向其恩主麥凱納斯表明其獨立的人格，為此可以奉還其所得的一切賞施[6]；滿足於在莊園的田園生活[7]；強調人的幸福，不在於身居何處，而在於他的心靈的狀態[8]；祝賀其友人在關心自己的事業之餘，尚能研究恩培多克勒的自然哲學和斯多葛學派的辯證法[9]；聲稱真正的好人和聰明人，在於無所畏懼和人格上的獨立[10]；為自己的創作模仿希臘詩人進行辯解[11]，等等。

  《書信集》的第二卷，包括兩封書信。其中第一封書信，就是被後世稱為「古典主義的宣言」的《上奧古斯都書信》（也被稱為《詩話》，本章以後提到它時，即以《詩話》名之）。根據古羅馬傳記作家蘇埃托尼烏斯（約69—約122年後）《名人傳》的記載，這封書信寫作的緣起是出於奧古斯都大帝的責難。[12]當後者讀到賀拉斯的詩篇，其中未提到過他，因此而責難詩人。賀拉斯寫此信進行辯解：

  念陛下任肩艱巨，為國家日理萬機，

  

  設禮教整飭民風，建雄師保義大利，

  立法律改革社會，我將耽誤了國事，

  如果我喋喋不休，把您的光陰浪費。[13]

  接著就對古羅馬的詩人們進行系統的讚美，稱頌他們創建了不下於古希臘詩人的偉業。後人名之為「古典主義的宣言」，實質上它是以古羅馬詩歌的成就為出發點，號召建立同希臘文化相競的古羅馬文化，以與古羅馬帝國的文治武功相匹配的文藝上層建築。正是在這種意義上，這封書信具有超出古典主義宣言書之上的重大意義。此信，一般認為寫作於公元前13年。第二卷書信中的第二封書信是《致佛洛儒斯》，主要是為其近來所以詩作不多進行辯解，聲稱他已青春不再時不吾待，而人們的趣味，有的喜歡長短句，有的喜歡諷刺詩，有的喜歡短詩。他自己在腓力比戰役中盡喪資產，寫詩當然是出於謀生的需要，但他自己不屑汲汲於追求財富，他聲稱，堅持生命的快樂在於享受節制、得體的生活，無論是在大小船隻上，都應幸福地航行於生命的海洋中。

  至於另一封《致皮索書信》，是詩人寫給羅馬貴族皮索及其兩個兒子的詩體書信，主要是漫談詩的創作和詩人的修養等。有的編者，將這封信編為《書信集》的第三卷。古羅馬修辭學家昆體良（約35—約95年），在其主要著作《演說術原理》中，將這封書信定名為《詩藝》。[14]實質上這是一種誤導，因為，它並未系統地探討有關詩歌的理論，毋寧是一系列有關詩的創作、批評以及詩人的修養等不相連貫的告誡或箴言而已。

  《致皮索書信》中，賀拉斯所講的，儘管是有關詩的創作和詩人的修養等的不成體系的老生常談，但在文藝復興時期，特別是17、18世紀新古典主義占到統治地位時期，起到了幾乎是支配的作用。

  無論是《詩話》、《詩藝》，還是詩人其他詩作，雖然賀拉斯侈談哲學，但綜覽他的有關著作，根本談不到提出什麼嚴格意義上的哲學觀點或哲學理論，因此也談不到他提出什麼嚴格意義上的美學觀點或美學理論。正因為這樣，西方有代表性的美學史中，幾乎都未將他列入進行討論。[15]但是，這不等於他的詩作和書信中沒有哲學觀點。這點，正像比較文學的奠基人之一的洛里哀所指出的那樣：

  （賀拉斯）他的全部作品裡都包含著哲學。他具有一種稀有的誠摯性，又有一種完全的自由風，他最能適應人類變幻而矛盾的天性中的神感，故他在這一類的詩人中永遠可居第一席。[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