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希臘化—羅馬帝國時期文化

  希臘化時期的文化，是匯合東西方文化而出現的一種新的綜合性文化。以後，羅馬共和國後期和羅馬帝國大體上把這種文化繼承了下來。在這個過程中，古老的羅馬因素，或者是消失了，或者是以變化了的形態維持下來，以致在羅馬帝國治下，出現了一種新的綜合性文化。

  希臘化文化，是通過各種渠道到達羅馬的。首先是來自希臘化的城市，以及原希臘人在西西里和南義大利的殖民城邦；其次是通過希臘教育的傳播，進入羅馬統治階級上層，這些體現在政治制度、立法等方面；再次是通過原希臘化國家中的居民，被羅馬征服後作為俘虜和士兵帶入羅馬地中海地區；最後是通過工商業和貿易的接觸等進入的。希臘化文化對羅馬的影響是持久的和全面的，不只限於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正因為這樣，我們把希臘化時期的文化和羅馬共和國後期、羅馬帝國時期文化，放在一起討論，這點對理解這個時期的美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尤其是必要的。

  一 文化生活的公共性、國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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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現象形態上來看，這個時期文化的共同特徵是：文化生活的公共性和國際性。

  第一，文化生活的公共性。

  這是由當時的教育制度所奠定的。希臘化國家最早是在小亞細亞的伊奧尼亞地區的城市中，推行一種三級學校制度：（1）初級學校，由當地政府負責管理，教師的費用由城市支付。7～14歲的學生在其中接受識字、寫作、音樂、運動等教育。（2）文法學校，由父母付費，15～17歲的青少年在其中接受荷馬、歐里庇得斯等希臘詩人的史詩和悲劇等的教育，或者到體育館接受一到兩年的訓練。（3）修辭學學校和哲學學校，一般設在雅典、帕加馬、亞歷山大里亞、羅德島等大城市，要收費。只有少數青年在完成體育訓練後再接受修辭學教育，時間長達五年之久，結業後再繼續接受擔任公職的職業訓練。哲學學校則是修辭學學校的強勁的競爭對手。

  修辭學在這整個時期占有重要地位。早在公元前3世紀末，希臘的修辭學教師開始定居羅馬，到帝國初期，修辭學教育成為羅馬社會普遍接受的高等教育形式，用希臘語和拉丁語進行傳授，成為擔任政府高級公職和其他顯要職務所必需的神學院教育。後來，基督教會也承認它是擔任教會官職的訓練之一。

  此外，希臘古典詩人們的著作到處可以聽到、看到、上演，劇場、音樂廳和講演廳對一般公眾都是開放的，造型藝術公開陳列於公共場所，這點由羅馬繼承了下來。但是，後來基督徒及其教會出於狹隘的宗派目的，破壞了這個原則[39]，羅馬皇帝韋斯巴薌和多米提安則相繼從羅馬驅逐過哲學家。

  第二，文化生活的國際性。

  儘管希臘化世界分成若干個獨立的王國和一些半獨立的城邦，它的文化生活卻是統一的、國際性的，在政治上被置於羅馬的統治下並被統一了起來，希臘化文化就演變為當時的世界性的文化。希臘教育的影響，已經超出希臘化國家的範圍，羅馬早在公元前3世紀初，就處在它的影響下。但是，這並不是說民族性已徹底消亡了，而是彼此融合到一起，結晶出一種新型的文化。具有各種民族性特徵的傳統文化，對希臘化的世界文化作出了各自的貢獻，到處體現在手工藝品的製作、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美學思想中。國王們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還強有力地推動當地的傳統文化。

  這種國際性的文化，在理論上主要是由斯多葛學派體現的。他們把整個世界看作是一個大城邦，其中來自各民族的居民，都是平等的公民；各民族的神祇，代表同一個神聖的天命；並認為所有民族的道德倫理原則，都不應該承認種族或社會地位的差別。無怪乎斯多葛主義成為希臘化國家和羅馬帝國的官方哲學，並深深地影響了基督教和新柏拉圖主義。因為，它們都是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成長起來的。

  二 語言

  隨著希臘化國家的建立，希臘—馬其頓人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處於統治地位，他們使用的語言也成為占支配地位的官方語言。而希臘語本身，在發展中也演變為一種共同的「古希臘共同語」，它的基礎主要是雅典方言，在東方與原先波斯帝國通用的阿拉姆語競爭中獲勝，成了希臘化世界通用的混合語言。以後，它還繼續是羅馬帝國時期通用的一種共同語言。希臘化—羅馬帝國時期，不少著名作家的著作，都是用這種「古希臘共同語」寫作的。如著名的史學家波利比阿（前200—前118年）和狄奧多羅·西庫盧（約前1世紀），即將討論的美學思想家普盧塔克、馬可·奧勒留和普洛丁，以及猶太史學家約瑟福斯（出生於37—38年）、著名的諷刺作家琉善（出生於約120年）等，都是用這種「古希臘共同語」寫作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是早期基督教神學家中的希臘護教學者、教父的著作，而且連基督教的經典《新約》，也是用這種希臘語寫的。直到20世紀初，學者們還稱這種語言為「聖經希臘語」。有的作者甚至認為，連《七十子希臘語本》（即《舊約》）也是用這種「古希臘共同語翻譯的」[40]。

  三 自然科學

  隨著亞歷山大的東征，以及一系列希臘化國家的建立，不僅一般的文化的中心，而且自然科學研究的中心，也從雅典等地轉移到東方，特別是轉移到埃及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亞歷山大里亞。希臘化時期的前半期，對自然科學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貝爾納在其有關科學史的著作中曾指出：

  希臘科學對於後來科學的偉大貢獻中的最大部分，的確導自早期希臘化時代，或稱亞歷山大時代（前380—前200年）里的工作，而且，大都就在繼承亞歷山大的歷代托勒密的新帝國里最重要的希臘城市亞歷山大［里亞］城本身中。[41]

  實際情況正是這樣，當時希臘化國家開拓的新局面，極大地促進了科學技術發展的深度、廣度、速度和徹底性，那是人類自青銅時代以來任何時期都是無法與之相比擬的。新興城市在幾乎所有希臘化國家蓬勃興建起來，飛速發展的商品生產在原波斯帝國境內迅猛展開。這種經濟活動的擴張，基本上與公元前7世紀愛琴海地區興起的擴張相類似，但是在規模上要大得多。出於軍事上以及發展商品生產和交換的需要，極大地促進了生產技術和自然科學的蓬勃發展。

  當時，亞歷山大大帝以及爾後的希臘化國家的君主，都積極推動生產技術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亞歷山大在征戰中，隨軍帶著工程師、地理學家、測量師等，他們搜集和記錄了大量有關天文、氣象、地理、生物、自然史等方面的觀察資料。托勒密一世本人和亞歷山大一樣，曾經師事過亞里士多德，後來又請漫步學派的斯特拉通（約前270—前268年間去世）教授他的兒子。歷代托勒密又處心積慮，有意識地組織並資助科學事業。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繁榮局面的出現，又是原先古希臘文化和東方文化相接觸的結果。「東方的各種影響，具有持久的和深刻的作用。」[42]隨著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區的征服，吸收了巴比倫等在天文學、數學等方面的成果。而且，如托勒密王室等又積極組織博學院，使原來只熟悉希臘的科學的學者們，有機會直接接觸到亞洲各種文化的一些問題以及技術和科學，不只限於埃及文化和美索不達米亞文化，還多少包括印度文化在內。[43]結果，除了雅典，在希臘化國家的首都亞歷山大里亞、帕加馬、安條克等地相繼出現新的科學研究中心。

  數學和力學。最傑出的代表是亞歷山大里亞的歐幾里得（約前330—前275年）和西西里島敘拉古的阿基米得（前287—前212年）。公元前300年前後，歐幾里得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編寫了《幾何原本》，從少數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按照邏輯原理，推演出一系列命題，形成根據公理進行演繹的整個結構。因此，後世稱他是亞歷山大里亞數學學派的奠基人。[44]阿基米得的青年時代也是在亞歷山大里亞受的教育，是亞歷山大里亞時期數學的代表。[45]他發現圓錐體容積和它的內接球體的容積的比例，證明了圓周與直徑之比的π值，即3.1408和3.1428之間（目今測定約是3.1416）[46]。這個時期物理學方面的最大貢獻是在力學方面。正是阿基米得奠定了靜力學這門科學的基礎，又是流體力學的創始人。此外，又發現了阿基米得原理（即浮體定律）和槓桿定律等。

  天文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薩摩斯的阿利斯塔克（大體活動於前3世紀），這個被恩格斯譽為「古代的哥白尼」的天文學家，著有《論太陽和月球的體積和距離》。他預言了哥白尼的日心體系，認為太陽在宇宙中心，與恆星一樣都靜止不動，地球則繞太陽運動，同時又繞軸自轉。此外，他還測定了月、地和日、地之間的距離。出生於小亞細亞的喜帕恰斯（約前190—前125年）是方位天文學的創始人。

  地理學。曾經擔任過亞歷山大里亞博學院院長、北非居勒尼的埃拉托色尼（前275—前194年），是第一個偉大的自然地理學家，認為地球是自轉的橢圓體，求得它的圓周值是24700英里，與實際誤差僅250英里。他認為印度洋和大西洋是相通的，歐亞非三洲原來是一個島嶼。

  語言學。希臘化時期中，語言學才第一次成為科學，尤其是在語法研究方面作出了貢獻。斯多葛學派推動了這項研究。在亞歷山大里亞，有若干代的學者參與了這項工作。薩摩色雷斯的阿利斯塔克（前217／215—前145／143年），繼阿波羅尼奧擔任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館長，在語法學、詞源學、正字學、版本學等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貢獻。他所創立的學派，一直存在到羅馬帝國時期。他的學生、亞歷山大里亞的狄奧尼修斯，把他的研究成果編成《語法手冊》，成了當時的標準讀物。

  特別是自然科學方面的創造性的研究，到公元前1世紀，基本上就告一段落。整個羅馬帝國時期，自然科學的研究，總的來說是停滯的。數學方面，沒有什麼值得記載的發現；天文學方面，亞歷山大里亞的克勞狄烏·托勒密（90—128年）撰寫了一部《天文學大成》，總結了古代天文學的成就。但托勒密制定的地心體系，長期來妨礙了天文學的發展。醫學方面則達到了新的高度。公元2世紀初，愛非斯的魯富斯，曾在亞歷山大里亞受過教育，對內科學的進展作出了顯著貢獻。魯富斯同時代的同鄉索拉努斯，發表了有關婦女和嬰兒護理方面的著作，代表著這方面的古代最高成就。羅馬帝國時期醫學方面最著名的代表是帕加馬的伽倫（129—199年），他的大量著作是建立在醫學實踐和自己的研究上的。他把解剖學和醫學知識加以系統化，並把一些分裂的醫學學派統一起來，但是由於受到宗教的影響，他的學說中有不少神秘主義的成分。伽倫的成就，直到中世紀結束，仍是醫學方面的權威，他不僅代表古代醫學，而且代表古代科學的最後高潮。

  整個希臘化—羅馬帝國時期自然科學發展的基本特徵是，自然科學逐漸擺脫古希臘自然哲學的束縛，並逐漸分化和形成各門獨立的科學；但也由於在相當程度上，哲學和自然科學之間失去了應有的聯繫，成為這個時期哲學和美學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宗教

  宗教在希臘化—羅馬帝國時期的意識形態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說是當時人們的世界觀的核心。羅斯托夫采夫在談到一般的宗教圖景時是這樣認為的：希臘化時期，出現新神的概念和崇拜新神。這個時期的宗教，不是靜止的，而是變化著的，組織起了新的崇拜，出現了新的宗教思想形態，崇拜新的神靈，其中有許多是異國的神靈。新爆發的宗教感席捲希臘化世界，在城市生活的危機時期，相傳祖先的神的顯靈，希臘資產階級（即新興的城市工商業奴隸主階級——引者）對泛希臘和城市神祇的崇拜。[47]也就是說，隨著時代處在巨大的變革之中，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宗教也處在劇烈的變革之中，並愈來愈在希臘化世界中占到重要地位。

  實際情況遠比羅斯托夫采夫這裡所揭示的要複雜得多。處在希臘化—羅馬帝國時期總的世界主義、混合主義思潮中的宗教，不可避免地帶有這個時代所固有的特徵，可以說是貫徹整個時期，最後由以普洛丁為代表的新柏拉圖主義、早期基督教及其神學集其大成。

  這個時期的宗教的一般特徵：

  第一，政治和宗教、政權和神權、君王和神靈的統一，提倡統治者崇拜。

  統治階級致力於把傳統的宗教崇拜和君主制的政治經濟的影響緊密地結合起來，以維護和鞏固自己的極權統治。埃倫伯格在談到希臘化時期宗教和政治的統一時，曾這樣指出過：

  在希臘化時期的宗教和國家關係中，最意味深長的事情是，我們看到，為區域性國家創造一種宗教和政治領域的新聯合，邁出了最初的步伐。[48]

  的確，這股政治和宗教聯合的勢頭，隨著歷史的步伐，愈加明顯。另一個史學家在談到羅馬帝國時期時，也是這樣認為的：

  奧古斯都氏王朝所有皇帝都迫切地感到需要鞏固他們的權力，需要在單純的法律基礎以外替他們的權力尋找更多的基礎……奧古斯都的繼承者們，特別是卡利古拉和尼祿，一再努力倡導對皇帝的崇拜並使之成為一種國家制度，其道理就在於此……這些辦法的目的正是要把帝國國民的宗教感情同在世的皇帝本身聯繫起來。[49]

  正因為統治階級認識到宗教在維護和鞏固政權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採取了一系列有關的措施。就埃及來講，整個僧侶祭司等級有史以來就是被組織在統一的政治體系中的強大力量，托勒密王朝統治埃及後，自始至終都得到原先這個僧侶祭司等級的承認和支持。統治者為了防止當地民眾反抗希臘—馬其頓人的統治，大力推行狂熱的宗教崇拜和興建廟宇，並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他們除了崇奉埃及的神靈和籠絡僧侶祭司等級外，還注意牽制祭司們的權力，特別是廟宇在經濟和管理上要服從政府。

  這種帝王統治者崇拜，在哲學上也得到了反映。在斯多葛學派哲學中就宣揚王權在人間所起的作用，相當於宙斯神在天上所起的作用。在羅馬帝國時期的哲學家中，塞涅卡的《論仁慈》是獻給尼祿帝的，普林尼的《帕涅古里庫斯》和狄奧·克律索斯托姆的《論王權》，則是獻給圖拉真大帝的。這些著作，都是為「統治者崇拜」辯護的。

  第二，占星術、巫術和祭儀宗教的盛行。

  儘管塞琉西王國統治時期（前312—前64年）的天文學家們拒絕接受星象崇拜，但占星術在巴比倫早已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體系。他們認為，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人之間有一種對應關係，在固定軌道上運行的行星，可以決定人們的行動。作為小宇宙的人，是大宇宙的對應體，人的靈魂，只不過是天上星球內燃燒著的火的一點火花。結果，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就產生了巴比倫人的可怕的命運觀，認為不僅是人，而且連星宿和神都是受命運支配的。[50]

  公元前2世紀自然科學開始衰落時，占星術就像瘟疫一樣，在希臘化國家裡傳播開來。其間，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家們，特別是波塞多紐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斯多葛學派創始人芝諾就開始接受這種占星術。區別在於，巴比倫人把與星象有關的命運，看作是一種非道德的力量，而斯多葛學派，則把這種命運看作是一種道德上的天命。

  巫術，它是與占星術密切相關聯的。在古代世界，由於人們對客觀世界的事物及其規律認識不足，無法用這些客觀規律來改造客觀世界以滿足自己在物質和精神上的需要，所以巫術是歷來就存在的，在希臘的奧菲斯教和畢達哥拉斯學派中，也已有所反映。但是，到了公元2世紀，原在亞述、巴比倫、小亞細亞、波斯、巴勒斯坦流行的巫術，匯集在埃及這個「接受器」中，一個新的巫術浪潮就席捲了希臘化國家。巫術使人們認為：使用某種特定手段，就可以迫使神靈改變人們的命運，巫術可以起到控制自然、天神、星宿的作用。結果，巫術幾乎發展成為一種宗教制度。[51]巫術之所以在希臘化後期盛行起來，是由於當時人們認為，巫術比一般的傳統宗教更加迷人。即便是當時哲學家中有些人，也放棄了提供政治教育的職責，轉而研究自然、宇宙、靈魂和來世。一再大肆宣揚占星術能揭示人的命運和星體之間的關係，於是，巫術和占星術結成聯盟，企圖讓人相信，要是人類的命運是取決於星體的，要是善或惡的神靈總是在於預人間事務的，那麼，巫術倒能迫使神靈屈從人的利益，為戰勝命運的支配作出貢獻。

  祭儀宗教（也有異譯為「禮儀宗教」的）在整個希臘化時期的宗教信仰活動中，遠比占星術和巫術重要得多。在羅馬帝國時期依然是這樣，以致學者們認為：「可以恰當地把希臘化和羅馬時期，稱作是祭儀宗教的時代。」[52]在愛琴海世界傳播的所有祭儀宗教中，最重要的是埃及的祭儀宗教。它是建立在史前期的模仿和通神儀式基礎上的，大體上是想通過保護神附身人體而得救，甚至認為可以使人死而復生。這種宗教信仰形態，在希臘原先就有，後來隨著奧林匹斯神話和地方性神靈在希臘化時期世界主義氣氛中的崩潰，它又盛行起來了。從公元前2世紀起到基督教興起以前，人們的宗教需要，大體是依靠種種祭儀宗教來滿足的。直到羅馬帝國時期的秘傳宗教密特拉斯（它原是上古印度—伊朗神祇之一，約始於前2000年，見於《梨俱吠陀》）公元前67年傳入羅馬，以密特拉斯為主神而形成密特拉教，成為羅馬國家官方崇拜的神靈。羅馬帝國基督教化以後，密特拉教才開始衰退。

  祭儀宗教之所以盛行，是由於和當時流行的典型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密切相關。當時，人們相信宇宙有它的神聖的秩序，而人類卻不能充分分享這種秩序。因為，人被羈絆在感官知覺、物質、混亂、死亡之中，受制於命運的力量。可是，人類的靈魂有可能分享這個神聖世界，各種力量和神靈可以起到拯救作用。而這種拯救，不可能在可見世界裡進行，只有通過信仰存在於可見世界以外的那些看不見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不受時間威脅的那種更大的和更和諧的秩序。由於這種祭儀宗教被認為能克服物質、死亡、命運的威脅，並能提供分享神聖力量的途徑，所以很快受到人們的迷信。它不僅在一般群眾中，甚至在知識界中也擁有信徒，例如西塞羅就信仰厄琉西斯秘密祭典（Eleusinianmysteries）。總之在羅馬帝國統治下，各種各樣的宗教信仰紛紛出現：

  自然崇拜、神秘思想、深遠的泛神教、《聖經》的文本、《默示錄》（即《啟示錄》——引者）的福音、哲學家的獨斷說、象徵的解釋、對於星象的幻想等，雜糅縱錯，成為一團混沌內中的元素，也有神的，也有人類的，有物質的、有精神的、有超自然的、有自然的，統統都烹在一個兼有光明和黑暗的爐里。[53]

  但是，隨著基督教的興起，各種祭儀宗教逐漸衰落了。希臘化—羅馬帝國時期各種宗教及其教義，最後，隨著羅馬帝國的統治，演變成一種唯一的世界性宗教，即基督教。塔恩在概括希臘化宗教和基督教的聯繫時，就曾這樣指出：

  希臘化宗教中有趣的情況是，他們描繪了這個世界，基督教就是在這個世界中出現的。這個世界不僅為基督教在其中傳播開來提供了共同的文化媒介，在某種意義上，為基督教的傳播鋪平了道路。人們正在尋找不同神靈及對不同神靈崇拜背後必然存在的那種統一性，恰恰正是亞歷山大把全人類都稱作一個父親的兒子，而羅馬內戰的可怕的大動亂，極度地強化了這股已經存在的追求救世主的強烈願望，許多人，已經在人類範圍以外去尋求這個救世主。[54]

  在這個過程中，希臘化—羅馬哲學，特別是猶太哲學家斐洛、斯多葛學派，以及以普洛丁為代表的新柏拉圖學派，則從理論上推進了這個進程。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基督教發展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宗教，這正如英國學者湯姆遜所指出的那樣：

  基督教在當時，作為猶太教和希臘化——地中海世界兩種最突出的、彼此在許多方面互相對立、因而互相補充的文化——的混合物，是古代文明整個過程中的當然的意識形態的產物。後來，主要從希臘的哲學和修辭學方面，它又吸收了許多它原先所沒有的思想觀點。[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