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追求理想的一生

  柏拉圖的一生（前427—前347年）處在希臘世界的奴隸制城邦制及意識形態由盛趨衰和劇烈的變革過程中。他的一生，大體上可以分成三個時期：青少年時期、遊歷時期、學園時期。以追求為之終生不渝的理想。

  一 青少年時期

  柏拉圖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kles），後來他的體育老師涅安忒斯鑑於他體魄強健或前額寬闊，從而讓他取名為柏拉圖（Platon）。出生於第八十八屆奧林匹克賽會（前427年）5月7日，出生地是雅典附近的伊齊那島。父親阿里斯通和母親珀里克提俄涅，都是系出名門望族的雅典公民。父系可以上溯到雅典歷史上最後一位君王科德魯斯（約前11世紀人）。由於柏拉圖幼年時父親就去世了，父親和父系家族及其社會關係對他一生的影響不大。母親系出梭倫家族，柏拉圖屬於梭倫的第六代後裔。柏拉圖的父親去世後，母親改嫁給她的堂叔皮里蘭佩。後者積極支持雅典民主政治，是伯里克利的摯友和政策的重要支持者，曾作為雅典的使節，被派往波斯和其他亞洲國家執行任務。柏拉圖的青少年時期，是在他的繼父家裡度過的，他自己在早期對話中，曾經以頌揚的口吻談到他的這位繼父。[11]

  柏拉圖出生的那年，伯羅奔尼撒戰爭已經進行到第四個年頭，當時伯里克利已經去世，正由阿美尼亞擔任雅典執政官。由於家庭和雅典的傳統，柏拉圖在青少年時期受到良好的教育，並在人類史上至為輝煌的文學藝術繁榮的希臘世界文化中心的雅典成長起來。其青少年時期還趕上希臘戲劇黃金時代的尾聲，親眼目睹三大悲劇詩人的悲劇和阿里斯托芬的喜劇的上演，親歷希臘造型藝術的全盛時期（前450—400年）。荷馬和赫西奧德的史詩，以及薩福和品達羅斯的抒情詩等薰陶了他年輕的心靈。以致柏拉圖的青年時期曾一度熱衷於文藝創作活動，曾在戲劇演出中參加過合唱隊並擔任指揮，從事過繪畫，撰寫過讚美酒神狄奧尼索斯的頌詩以及抒情詩和悲劇等。[12]他當時在一則抒情詩中就感嘆：「所有美的東西都是短暫的。」[13]

  

  循此發展下去，柏拉圖很可能成為希臘文學史上的一位著名詩人，但自二十歲成為蘇格拉底的學生時，他焚毀詩稿轉向哲學。第歐根尼·拉爾修記載道：有一天晚上蘇格拉底夢見一隻小天鵝飛來停在他的膝蓋上，發出嘹亮美妙的鳴聲後就沖天飛去，第二天就有人將柏拉圖介紹給他，蘇格拉底就把柏拉圖看作是他所夢見的那隻天鵝。[14]從此兩人結下無比深厚的師生情誼。蘇格拉底很器重這位青年學生，柏拉圖則非常尊崇這位老師。正是在蘇格拉底的影響下，柏拉圖終身從事哲學研究。

  柏拉圖追隨蘇格拉底學習，前後有七八年時間。其間雅典發生了幾起重大事件：伯羅奔尼撒戰爭終於以雅典失敗而告終；接著是「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政治，但因為施行暴政，僅僅存在八個月就被群眾推翻了；雅典雖然恢復了民主政治，但它卻又以接受誣告的罪名處死了蘇格拉底，從而給城邦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創痛。柏拉圖在七十四歲高齡（即前354年）時撰寫的致狄翁（約前408—前354年）的朋友們的著名的《第七封書信》中，追溯到自己二十三歲到二十八歲期間的思想情況時聲稱：

  所有現存的城邦無一例外都治理得不好，它們的法律制度除非有驚人的計劃並伴隨著好的運氣，不然是難以醫治的。從而我被迫宣告，只有正確的哲學才能為我們提供分辨什麼是對社會和個人是正義的東西。除非是真正的哲學家獲得政治權力，或者是出於某種奇蹟，政治家成為真正的哲學家，不然人類就不會看到好日子，這就是我初次造訪義大利和西西里時所持有的信念。[15]

  由此可見，柏拉圖將挽救雅典乃至整個希臘世界的奴隸制的希望，寄托在哲學研究上面，而有關美學問題的探討正是這種哲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柏拉圖終身鍥而不捨地從事哲學—美學的研究，是與想在現實世界上建立理想國的理想緊密相連的。

  蘇格拉底在獄中飲鴆去世時，柏拉圖因病而沒有在場，但根據他事後在《斐多篇》中的記載，蘇格拉底臨終時曾經規勸在場的沮喪的弟子們外出遊歷，到全希臘，到其他民族那裡去尋求智慧。[16]

  二 遊歷時期和三次西西里之行

  柏拉圖於公元前399年離開雅典後，首先到了希臘本土、離雅典不遠的科林斯海峽的麥加拉。其時，蘇格拉底的學生歐幾里得（約前450—約前374年）在當地創立了麥加拉學派。該學派試圖將蘇格拉底的倫理學和愛利亞學派巴門尼德、芝諾的學說結合起來，並以此去批判其他學派的學說。接著，柏拉圖就到埃及去遊歷。當時的埃及，法老們建立的龐大帝國已經不存在了，但是，波斯於公元前525年對它的征服，也只是在表面上觸動了它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以後，在希臘的支持下，賽伊斯的阿米爾泰烏斯（埃及國王，前404—前399年在位）於公元前404年推翻了波斯大流士二世的統治，埃及重新獲得了獨立。這個古老民族的偉大傳統文化，給了柏拉圖以深刻印象，正如他自己在晚年的對話《蒂邁歐篇》記載的，一個埃及僧侶對梭倫所說的那樣：和埃及比較起來，希臘人「你們在思想上都是未成熟的」[17]。埃及綿延數千年之久的傳統，僧侶們牢固地控制整個國家的理智活動和教育，音樂和造型藝術中早已定型和保持不變的風格，高度發展的官僚政治和制度，世代相傳的等級森嚴的固定職業和職業中嚴格的分工，強制推行的教育制度和算術教育中的各種具體方法，以及天文學、數學等領域中的成就，給柏拉圖都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據說他在埃及的宗教和僧侶們理智活動的中心赫利俄坡利（離目今的開羅8公里左右）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18]，並和當地的僧侶們進行了廣泛的交流。他以後在《國家篇》、《法律篇》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宗教、教育和文學藝術的理論和制度，與在埃及的經歷無疑是密切相關的。關於這點，馬克思曾指出過：「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分工被說成是國家的構成原則，就這一點說，他的理想國只是埃及種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19]

  離開埃及之後，柏拉圖出尼羅河入海口，向西沿著海岸航行到居勒尼遊歷。該地區是希臘殖民城邦，當時是希臘世界的數學和哲學活動的中心之一。柏拉圖在這裡結識了著名的數學家塞奧多洛（約前460—？年），並開始由純思辨轉到對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專門研究。事後，柏拉圖曾表明塞奧多洛對自己的影響，說到由此提高了自己在數學、天文學等方面的學識。[20]

  接著，柏拉圖向西航行到大希臘（即南義大利）遊歷，主要是到繼克羅頓興起的另一個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中心塔壬同，結識了當地民主政治的領袖和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主要代表阿爾基塔（鼎盛年在前5世紀前半葉），彼此結下了深厚而持久的友誼。[21]阿爾基塔在當地推行的溫和的民主政治，以及他本人在數學等方面的成就，給柏拉圖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了他日後追求的哲學家和政治家相結合的一個理想的雛形。至於第歐根尼·拉爾修提到的，柏拉圖還在南義大利結識菲羅勞斯（約前474—?年）、歐律托斯等畢達哥拉斯學派成員，熟悉和研究了這個學派的組織和學說，也是有可能的。[22]

  正是在此前後，柏拉圖的思想出現了轉折性的變化，形成和提出了以中期對話《美諾篇》、《斐多篇》等為代表的先驗論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念論，發展出一種神學目的論哲學體系。

  當柏拉圖在塔壬同等地遊歷期間，於前387年應邀到西西里敘拉古的狄奧尼修斯一世宮廷。狄奧尼修斯一世（前405—前367年在位）在他父親赫謨克拉底被害後成為敘拉古的僭主。他是一個野心勃勃、剛愎自用、厚顏無恥的獨裁者。他在政治上的野心是趕走迦太基人，統一西西里，奴役其他城邦，並把領土擴張到隔海相望的南義大利。根據第歐根尼·拉爾修的記載，柏拉圖到達後就和這個僭主大談特談僭主政治的弊端，強調統治者的一己私利不是最好的目的，除非他在品德上出類拔萃。結果激怒了這個僭主。只是在後者的姻親狄翁和阿里斯托美涅等的規勸下，才沒有處死柏拉圖。但事後，仍然唆使當時的斯巴達使節坡利斯于歸途中，在伊齊那島（即柏拉圖的出生地）將他賣為奴隸，幸得居勒尼人阿尼刻里出資贖回並將他送回雅典。柏拉圖自己在著作中，從未談到過這段不幸的經歷，但在書信中卻記載下第一次西西里之行和與狄奧尼修斯一世的姻親狄翁之間誠摯的友誼，讚賞狄翁是自己的一名虔敬的學生，狄翁不但採取了他的觀點，還拒絕繼續過奢侈的生活。[23]

  狄奧尼修斯一世於公元前367年去世，當時已擔任敘拉古首席大臣的狄翁，看到有實現柏拉圖政治理想的機會，就邀請柏拉圖第二次來敘拉古，訓練狄奧尼修斯二世成為哲學家—政治家。柏拉圖雖然對此不抱奢望，但是為了不辜負朋友們、尤其是狄翁的願望，以六十歲的高齡渡海，第二次來到西西里。開始時，與狄奧尼修斯二世相處得還可以。不久狄奧尼修斯二世和狄翁的矛盾激化，指控後者從事賣國活動，而將後者驅逐出境。狄翁就此去雅典的學園，在那裡學習並積極從事策劃推翻狄奧尼修斯二世的政治、軍事活動。為此，這個青年僭主懷疑柏拉圖鼓勵狄翁和塞奧多忒推翻他的統治，柏拉圖的生命再次遭到威脅。後來在阿爾基塔等的斡旋和當地發生戰爭的情況下，才允許他暫時回雅典，但要柏拉圖保證戰爭結束後重返敘拉古。

  公元前361年，柏拉圖踐約第三次去西西里。為調和狄奧尼修斯二世和狄翁間的矛盾，柏拉圖冒著生命危險到了敘拉古，但也沒有什麼結果。事後，狄奧尼修斯二世仍堅持不允許柏拉圖回國。後來，還是在阿爾基塔等的斡旋下，於公元前360年才重返雅典。後來，狄翁在學園的某些成員的支持下訓練軍隊等，於公元前357年攻占了敘拉古，狄奧尼修斯二世被逐出敘拉古。狄翁成了該地的僭主，但在公元前354年被人謀害了。柏拉圖終生沒有結婚，將狄翁看作是自己的繼承人，所以對狄翁的死，感到非常悲痛。他認為狄翁的死比之蘇格拉底的死，對他的打擊更重，因為，蘇格拉底雖被處死，但他的死還是達到了他自己的目的，而狄翁則在準備達到其偉大事業前就去世了。[24]

  就柏拉圖而言，要是三次西西里之行在政治實踐上都導致悲劇性的結果，那麼他在創建和主持學園的四十年活動，卻是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三 學園時期

  經過種種挫折和實地考察，柏拉圖深切地意識到要改革雅典的政治，必須要有「可靠的朋友和支持者」，否則「什麼事情也做不成」[25]。為此，就需要培養一批既精通哲學、數學和自然科學，又善於治理國家的政治家，來實現他所主張的由掌握治國之道的人（即「哲學王」）來治理國家的理想。這樣，於公元前387年在朋友們的資助下，柏拉圖參照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盟會組織等的經驗[26]，創建了自己的學園。學園所在的雅典城外西北郊的這塊地方，原來是紀念阿提卡英雄阿卡德摩的一座花園和運動場，因而學園就以這個英雄的姓氏而得名。這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所綜合性的傳授知識，進行學術研究，提供政治諮詢，培養哲學家和政治家的學校。學園建立後園址長期未變，直到公元前86年羅馬的統帥蘇拉圍攻雅典時才被迫遷入雅典城內，以後一直存在到公元529年，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出於維護基督教神學的需要，下令封閉雅典所有傳授異教哲學的學校時才被迫關閉，前後持續存在達九百年之久。以後西方各國的主要學術研究機構或學校就沿襲它的名稱叫「Academy」。

  學園的創建是柏拉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學園吸引了當時希臘社會大批有才華的青年，他們聚集在柏拉圖周圍過著平靜地研究和討論學術的生活。柏拉圖後半生四十年的生涯中，除了公元前367年、前361年兩次短期去西西里外，完全生活在這裡。他的極大多數著作都是在這裡寫定的。

  當時的雅典，已經和蘇格拉底被害、青年柏拉圖離開時的雅典有很大不同，它已經從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浩劫中恢復過來。雅典的經濟情況雖然不如伯里克利時期那樣繁榮，但比之其他鄰邦則要好得多。阿提卡的土地得到精耕細作，奴隸主也注意到投資改良土地，拉烏利昂的銀礦得到進一步開發。在對外貿易方面，雖然在西部失去了南義大利等地的殖民城邦，由於敘拉古的興起，雅典的西方航路也受到遏制，但在東部隨著和黑海北岸等地的貿易得到擴張，阿提卡商人恢復了原先的地位。貿易的發展促進金融業的發展，雅典成為當時希臘的主要貨幣市場。

  政治上也出現了安定的局面。正像一場瘟疫以後獲得免疫力一樣，「三十僭主」的恐怖統治反過來成為好事，雅典人無論貧富都傾向於接受現存的民主政治。這樣，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較之公元前5世紀的情況反獲得比較高的政治穩定。文學藝術也得到有利的發展，阿提卡的戲劇在希臘到處上演，阿提卡的文學作品以書面的形式在希臘世界到處傳播，阿提卡的方言成為有教養的希臘人普遍使用的語言，柏拉圖的對話就是用這種語言寫成的，它也在希臘世界到處傳播。往昔伯里克利自詡的雅典是「全希臘的學校」，得到進一步發展。也許可以說，公元前4世紀的前半葉，柏拉圖的學園以及柏拉圖的哲學就是雅典這所「全希臘學校」的代表和象徵。

  斯巴達雖然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獲勝，但它在希臘世界以霸主自居，形象並不好，雅典因此得益。除了繼續受制于波斯的希臘城邦外，又逐漸組成了以雅典為首的海上同盟，包括開俄斯群島、拜占庭、未提利尼、羅得斯島、麥汀納、底比斯、優卑亞島等地。在公元前376—前375年反對斯巴達的戰役中，雅典的海軍又所向披靡，那是伯羅奔尼撒戰爭以來從未有過的。這樣，雅典和其他城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斯巴達的侵略，保證了民主政治的穩定。雅典的人口也有所恢復，特別是奴隸的總數到公元前323年已基本上恢復到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時的數目。

  由此可見，雅典出現了一段比較長的相對穩定和發展的時期，柏拉圖的中後期活動以及學園取得的偉大發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取得的。[27]柏拉圖親自領導的學園，主要開展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活動。

  第一，培養奴隸制度的上層統治者和提供政治諮詢。學園的成員來自希臘世界各地。學園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在政治上發揮作用，作為間接影響實際政治進程的手段。這點沃梅爾在他的論文中概括得比較清楚，指出柏拉圖考慮的學園的教育目的是：「作為統治者的一個訓練基地，不僅僅是維護一種特殊的政治理論，而且還對學園的那些已經獲得政權的成員們，提供實際的指導。」[28]普盧塔克等在有關著作中記載到，當馬其頓國王佩爾狄卡二世在公元前4世紀60年代要求學園派一名顧問時，柏拉圖派去歐佛賴俄。後者告誡宮廷團體要研究幾何學和從事哲學思考，並說服該國王在青年王子菲利領導下設置一個專門組織；在菲利登基後，繼柏拉圖出任學園領導的斯彪西波提醒菲利，他的掌權要歸功於柏拉圖。此外，還派科里司庫同厄拉斯托到小亞細亞的阿索斯，和阿塔紐斯的統治者赫爾米亞建立密切關係；柏拉圖還為他們政治上當顧問，促使赫爾米亞將他的僭主政治，改變成為比較合法的政治。赫爾米亞也積極支持柏拉圖的朋友和學生狄翁組織武裝力量，推翻狄奧尼修斯二世的統治。柏拉圖還相繼派他的學生阿里司托尼謨、福爾米俄、美涅得謨到阿卡狄安、厄勒安斯、皮爾海安改革當地的政治；派歐多克索和亞里士多德為他們自己出生的城市克尼杜斯和斯塔吉拉制定政治、法律。就是柏拉圖本人，也不止一次受到居勒尼等地的邀請，要求他去制定政治制度，但他拒絕了。後來，亞歷山大大帝也曾向學園的第三任領袖塞諾克拉底就王權問題進行諮詢，並曾派柏拉圖生前的一名學生、愛非斯的德琉斯，到亞洲的希臘居民中去進行工作。塞諾克拉底本人當時就備受雅典公民們的尊敬，於公元前322年作為雅典的使節，會見亞歷山大死後統治雅典的馬其頓總督安提珀特。[29]

  第二，積極開展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成為當時希臘世界學術研究的中心。學園重視數學知識的傳授和研究，據說當時學園門前銘刻著：

  不懂幾何學者不得入內。[30]

  柏拉圖強調數學在培養哲學家—政治家中具有重要作用，認為數學能激勵靈魂上升到最高的理性認識，是接受最高的辯證法教育的最後一個準備階梯。[31]柏拉圖本人正是以數學作為論證其理念論的重要依據，直到後期對話《蒂邁歐篇》，依舊致力於用幾何學來建構其宇宙學體系。因此，波普爾認為，柏拉圖可以說是提出幾何的世界圖景的奠基人，也就是說，柏拉圖成了哥白尼、伽利略、克卜勒、牛頓為代表的近代科學的奠基人。[32]學園在數學研究上曾作出顯著貢獻，柏拉圖本人對數學有相當造詣。主要成員之一的泰阿泰德是立體幾何的創始人，正多面體不能多於五種這一事實，可能是由他證明的。克尼杜的歐多克索（約前408—前355年）是當時最傑出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他的學生梅奈克穆斯是圓錐曲線的發現者。[33]從當時的科學發展來看，由畢達哥拉斯學派提出的各種數學公式，面對芝諾的批駁，人們發現它們都是彼此矛盾的，為了拯救數學必須加以整理和重建。這項工作是由學園中的歐多克索和泰阿泰德等人進行的，正是由於他們整理出數學和幾何學的演繹系統，才能產生出世界上第一部系統的數學著作——歐幾里得（約前330—前275年，和前面提到過的麥加拉的歐幾里得是同名的兩個人）的《幾何原本》。[34]此外，學園還開展動、植物分類的研究，如試圖給南瓜的「種」下定義。[35]這種研究，可能是由斯彪西波（約前409—前339年）領導進行的。[36]亞里士多德後來在這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可能是在學園內打下了基礎。學園還在宇宙學、地理學等多方面進行過研究，據說正是柏拉圖本人對球面地理學的研究，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37]

  由此可見，柏拉圖的學園對當時的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和幾何學都曾作出過傑出的貢獻。不過他們採用的方法主要是原理推論和演繹，對實驗和歸納則不夠重視，這是由他們的哲學思想決定的。

  第三，積極開展哲學問題的探討。從柏拉圖所寫的對話可以看出，學園中探討哲學問題，大約也是採取蘇格拉底的問答方式，當然也不排除由柏拉圖或其他人作系統的講演。從有關記載得悉，學園中學術討論的空氣是非常自由的，決不是老師柏拉圖講了以後，學生們只能唯命是從。柏拉圖之所以對自己原來已經確定的觀點後來又發生懷疑動搖，提出新的看法，這固然是柏拉圖自己的思想發展，但其中也不乏由於學生們詰難推動的因素。當時在學園內部已就理念論展開劇烈的爭論，如歐多克索，對分有說提出異議，認為可感事物分有同名理念，就意指理念是內在於事物的。[38]亞里士多德在學園時期公開發表的對話體裁著作《論理念》中，對理念論就明顯地持保留和批判的態度。[39]學園的整個理論和實踐活動，正如柏拉圖本人一樣是圍繞著理念論進行的：

  正像理念含蓄地或明顯地是柏拉圖一切著作的中心一樣，理念和國家是不可分的；國家圍繞理念，正像包裹住骨髓和種子的保護性的表皮。這樣，我們就獲得柏拉圖的成文著作的基本結構的一般印象，以此作為學園的線索。學園是由對話運動鼓舞的一個團體，學園同樣也是圍繞理念運轉的。[40]

  此外，柏拉圖的大量中期、後期的對話和書信，都是在學園時期撰寫的。還有未曾保存下來的在學園的口頭講演，所謂「不成文學說」。

  至於文學藝術問題的探討，根據保存下來的柏拉圖的著作，是結合哲學問題的探討進行的。從現有資料來看，除了柏拉圖本人有高度的文學藝術修養，其對話體裁著作本身就是優美的文學著作外，在學園中除了亞里士多德，尚未記載有在文學藝術領域中作出傑出貢獻的人物。但從其他有關的記載來看，柏拉圖領導下的學園還是重視文學藝術的。學園中設有崇奉文藝女神繆斯的祭壇，並定期舉行祭奠。[41]更其值得注意的是，根據公元2世紀時希臘旅行家和地理學家鮑薩尼阿的記載，學園的入口處是厄羅斯的祭壇。[42]僅憑這些不完備的記載，就足以表明學園中是重視對文學藝術問題的探討的。

  綜上所述，柏拉圖的學園是當時研究哲學、科學和政治，崇尚文學藝術的學術團體，儘管後來也迭經變化，但它為整個西方世界開創了憑理性探討學術的優良傳統。

  柏拉圖晚年在希臘世界享有崇高的聲譽。公元前347年他八十歲高齡，在參加一次婚禮的宴會上無疾而逝，葬於他耗費了大半生心血的學園裡，所有學生都參加了他的葬禮。

  四 著作

  柏拉圖以前的希臘哲學家們的著作都已佚失，唯獨柏拉圖生前發表的書面著作，都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

  不過以柏拉圖的名義流傳下來的著作，其真偽問題，在古代就有爭論。到亞歷山大的塞拉緒布羅（歿於36年）肯定柏拉圖的真作是三十六篇（全部十三封書信歸為一篇）。但早在古代，對這三十六篇著作的真偽就有爭論，到19世紀，西方學術界更是疑古成風，以致只有其中五種著作的真偽沒有遭到攻擊。但進入20世紀以來，經過許多古典學者們的認真研究，這種偏激的態勢緩和下來，大體肯定其中二十八種是真作。[43]

  這裡著重探討這二十八種著作的編年分期次序，以及其內容的歸屬問題，這對探討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哲學—美學思想的演變和區別及聯繫等，都是至關重要的。

  第一，著作的編年和分期。

  柏拉圖的著作生涯，前後跨越半個世紀，他的思想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演變過程。關於柏拉圖著作的編年和分期問題，19世紀以來就引起古典學者們的廣泛注意，以後又經過坎貝爾、康福德等學者們根據文體風格和語言檢驗，即文體品評，古代作者們的直接證據，著作中涉及的有關歷史人物和事件，著作中相互涉及的內容，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方法，大體上分成三個時期。

  一、早期對話：《申辯篇》、《克里托篇》、《拉凱斯篇》、《呂西斯篇》、《卡爾米德篇》、《歐緒弗洛篇》、《大希庇亞篇》、《小希庇亞篇》、《普羅塔哥拉篇》、《高爾吉亞篇》、《伊安篇》。這些對話基本上多屬於「蘇格拉底的對話」，顯示出柏拉圖處在蘇格拉底的強烈影響下，赫拉克利特及其學派的影響也還存在。在個別與一般的關係上，基本上採取類似後世唯名論的觀點，個別和一般是結合在一起的，力求從諸個別的德行和美的事物認識和總結出一般的美德（虔敬、友誼、勇敢）和美的定義。在方法論上，主要是提出和運用了問答法——「理智助產術」。這些對話中的主要論題和方法，應該說是屬於蘇格拉底的，但由於經過柏拉圖的加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柏拉圖的思想在內。我們正是循這些對話來討論蘇格拉底的美學思想的。其中《申辯篇》、《大希庇亞篇》、《伊安篇》與美學的關係最為密切。

  二、中期（前期）對話：《歐緒德謨篇》、《美涅克塞努篇》、《克拉底魯篇》、《美諾篇》、《斐多篇》、《會飲篇》、《國家篇》、《斐德羅篇》。將蘇格拉底的影響融合進畢達哥拉斯學派和愛利亞學派中去，從而建立起自己的理念論體系。進入這第二個時期的標誌是開始於柏拉圖於公元前387年的第一次西西里之行，接受畢達哥拉斯學派的靈魂不朽輪迴轉世、數的本原、模仿、淨化、和諧說，以及巴門尼德的形上學的絕對存在論的影響，從而在思想上起了質的變化。在認識論領域中，確立了先驗論的回憶說，肯定包括美在內的理性認識是不朽的靈魂所固有的，在本體論領域中，確立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念論。一般所探討的柏拉圖的美學思想，正是在這個時期建立的，主要體現在《斐多篇》、《會飲篇》、《國家篇》、《斐德羅篇》。由于堅持美理念是先於美的事物而獨立存在的本體，從而貶低作為模仿的文藝。由于堅持審美觀照是屬於不朽的靈魂的理性部分所固有的，所以排斥審美快感。循此並從維護理想國的目的出發，貶低傳統文藝在理想國中的地位和作用。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於我們是以建立成熟與否的理念論作為劃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思想的界限的，所以這個時期中尚未明確闡述理念論體系的《歐緒德謨篇》、《美涅克塞努篇》和《克拉底魯篇》仍歸在蘇格拉底名下，就探討蘇格拉底的美學思想而言，《克拉底魯篇》是尤其值得重視的。

  三、後期對話：《巴門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斐萊布篇》、《蒂邁歐篇》、《克里底亞篇》、《法篇》。柏拉圖的後期思想較之中期有了明顯的變化。因為，他越來越感到同可感世界相分離的理念無法憑分有說、模仿說來解釋如何從永恆不變的靜止的理念世界，派生出處在運動變化生滅過程中的可感世界，從而對自己的中期理念論進行了認真的自我批評，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通種論」。遺憾的是，柏拉圖並未將這種在理念論中發生的變化貫徹到去另行系統討論美學問題。值得注意的倒是由於他接受三次西西里之行等現實生活的教訓，在倫理、國家學說中有明顯變化，在《斐萊布篇》中鑑於善是智慧和快樂的結合，從而肯定審美快感。在《法篇》中提出的「第二好的國家」[44]中，在遵循法治和嚴格審查的前提下，允許文藝有一席之地。

  柏拉圖的書信共計十三封，其中最重要的第七、第八兩封書信，學者們幾乎一致肯定為柏拉圖本人的作品，但都與他的美學思想關係不大。

  第二，內容的歸屬及其與形式的關係。

  德國18、19世紀浪漫主義運動的主要代表之一、著名的語言學家和文藝理論家馮·希勒格爾（1772—1829年）曾指出，柏拉圖在語言、藝術上，是希臘尤其是阿提卡文化的典範，「被古人們認為是他們散文作家中的最偉大的作家」[45]。英國的古典學者默雷也有相類似的論斷：柏拉圖「就散文風格而論，他是希臘空前的最偉大的散文大師」[46]。但同時也由於他的大量作品採取虛擬的戲劇對話形式，也就產生了作品中主導內容的歸屬，以及哲學內容和藝術形式間的矛盾問題。

  首先，對話中主導內容的歸屬問題。

  除了書信外，柏拉圖的全部著作，採用的都是戲劇對話形式，柏拉圖的哲學思想是通過劇中人物的彼此間的對話來表述。其中的人物，除了愛利亞客人（《智者篇》、《政治家篇》）和雅典客人（《法篇》）外，在希臘歷史上大體都確有其人。至於柏拉圖本人，除了在《申辯篇》提到審判蘇格拉底時出席旁聽，資助蘇格拉底越獄[47]，在《斐多篇》中間接提到蘇格拉底在獄中臨終時，他因病而未在場外[48]，始終沒有出現過。他的真作對話中，除了其中的六篇外，蘇格拉底都是主導內容的發言人。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這些人物、特別是出之蘇格拉底之口的學說，到底是代表誰的主張?柏拉圖本人的主張又是由誰來代表的?

  從總的傾向來看，越是早期的著作，蘇格拉底作為主導內容的發言人的作用越是明顯。中期對話的主導內容的發言人儘管依然是蘇格拉底，但已經不是歷史上的蘇格拉底，主要是體現柏拉圖本人的思想了。後期對話中《巴門尼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蒂邁歐篇》和《克里底亞篇》，儘管蘇格拉底依然出現，但也已經不是主導內容的發言人了；《法篇》中，蘇格拉底不再出現，主導內容的發言人是雅典客人。後期對話中，唯獨《斐萊布篇》，蘇格拉底依然是主導內容的發言人，一般認為，柏拉圖之所以這樣安排，是由於其中討論的是蘇格拉底歷來關心的倫理道德問題，所以依然讓蘇格拉底作為主角出現。

  這樣就出現一個「蘇格拉底問題」，柏拉圖對話中出現的蘇格拉底，始終是歷史上的蘇格拉底，還是始終是柏拉圖「夫子自道」，而蘇格拉底僅僅是作為柏拉圖的代言人而出現的?

  一般都傾向於認為，在早期蘇格拉底對話中，柏拉圖本人的思想尚未成熟，尚處在蘇格拉底的強烈影響下，所以其中出之蘇格拉底之口的言論，是代表歷史上的蘇格拉底的思想，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柏拉圖本人的主張在內，但其主流是屬於蘇格拉底本人的。至於中、後期的對話，不管其是否出之於蘇格拉底之口，一般都傾向於認為是屬於柏拉圖本人的主張。但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柏拉圖本人的思想的發展是一個複雜的歷程，因此在早期和中期，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本人之間，難以劃得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所以早期對話中的著作年代越是偏後的，蘇格拉底的思想越是淡出；循此，越是中期對話著作年代早的，越是有蘇格拉底的成分在內。所以我們在討論蘇格拉底的美學思想時，除了依據柏拉圖的早期對話外，還適當採納中期對話中著作年代較早的《克拉底魯篇》等。這點，儘管由於蘇格拉底沒有著作留下來，難以完全確證，但是根據色諾芬的記載，以及亞里士多德的有關闡述，實際情況確鑿是這樣的。

  但是，英國蘇格蘭學派柏拉圖學者伯奈特和泰勒則堅持：柏拉圖對話中的蘇格拉底及其言論，就是歷史上真正的蘇格拉底及其言論。伯奈特在1928年發表的《柏拉圖主義》一書中堅持：柏拉圖的蘇格拉底對話篇，實際上是忠實地記述蘇格拉底，都是驚人地精確和如實地表現蘇格拉底，假如把它們看作為給我們提供柏拉圖自己的哲學，那就不能正確理解柏拉圖。[49]在另一部有關著作中，更是毫無根據地貶低亞里士多德的記載和論斷，指責亞里士多德並沒有考慮到「歷史上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蘇格拉底的區別。[50]他聲稱，亞里士多德只知道一種柏拉圖哲學，即把理念和數等同起來的那種哲學。[51]根據他們的這類論斷，不僅柏拉圖的早期對話，而且中、晚期對話中的主導內容，都是屬於歷史上的蘇格拉底的。這樣一來，柏拉圖也就根本沒有什麼美學思想，因為柏拉圖的美學思想，基本上都是在中期對話《斐多篇》、《會飲篇》、《國家篇》和《斐德羅篇》中闡述的。

  經過康福德、里特爾、羅斯、菲爾德（《柏拉圖和他的同時代人》，1930年）、羅傑斯（《蘇格拉底問題》，1933年）、德芒（《亞里士多德關於蘇格拉底的證據》，巴黎，1942年）、普波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柏拉圖的符咒》，1966年）、格思里（《希臘哲學史》，第3～5卷，1969年、1975年、1978年）等的認真研究，基本上否定了上述伯奈特和泰勒的偏激見解。康福德等主要依據亞里士多德的記載和論斷，認為柏拉圖早期對話中的蘇格拉底是代表歷史上的蘇格拉底，而中期對話中的蘇格拉底則是柏拉圖「夫子自道」，基本上是代表柏拉圖自己的思想。

  我們接受上述康福德等的論斷，確信亞里士多德關於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哲學間的聯繫和區別的記載。首先，正如英國著名亞里士多德學者羅斯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樣，追隨柏拉圖達二十年之久的亞里士多德，肯定會從柏拉圖本人或學園中比較年長的成員們那裡，獲悉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關係以及關於理念論的起源的許多知識。[52]其次，放到整個希臘哲學的歷史發展的廣闊背景中去考察，歷史上的蘇格拉底，不可能具備「柏拉圖的蘇格拉底」那樣比較完備的知識和成熟的思想。何況這些對話中的蘇格拉底，在半個世紀中經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程，從《拉凱斯篇》中最早出現的理念，到《國家篇》中成熟的理念論，到《巴門尼德篇》中的自我批評，到《智者篇》中提出的改革的理念論或通種論，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邏輯上來考察，都充分證實是反映了柏拉圖的思想歷程，歷史上的蘇格拉底不可能提出這類成熟的充滿辯證法思想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很難設想柏拉圖是按自己的年齡程序來複述歷史上的蘇格拉底的一生的思想歷程的。再次，從常識上也很難設想在當時科學技術那樣落後的條件下，柏拉圖竟然能複述篇幅那樣大的《國家篇》和《法篇》，甚至還能複述那樣高度思辨的《巴門尼德篇》、《智者篇》和《蒂邁歐篇》。最後，迄今也沒有發現翔實的旁證材料可以證明，歷史上的蘇格拉底、巴門尼德、愛利亞客人（指《智者篇》、《政治家篇》）、蒂邁歐（指《蒂邁歐篇》）、雅典客人（指《法篇》）等具備柏拉圖在有關對話中假託的各該人那樣的思想。

  由此，我們認為，柏拉圖早期的對話基本上體現歷史上的蘇格拉底的思想，中期和後期的對話基本上是體現柏拉圖本人的思想。柏拉圖確是「思想中罕見的天才」[53]，全部對話是一個有軌跡可以遵循的嚴密的整體，絕不是一種單純傳聲筒式的大雜燴。但也並不因此而否定赫拉克利特、蘇格拉底、畢達哥拉斯學派和愛利亞學派等對他的巨大影響。

  其次，柏拉圖對話的哲學內容和文藝形式間的關係問題。

  柏拉圖的對話，特別是早期和中期的對話，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到處充滿著隱喻、明喻、神話、諷刺，甚至插科打諢，也就是說，用形象思維的語言來表述作為理論思維的哲學內容。這點，早在古代就得到很高評價：「我認為是柏拉圖使這種寫作形式得到完善，所以應該將發明並使之富有文采歸功於他。」[54]但確也如朱光潛所說的那樣：「對話在文學體裁上屬於柏拉圖所說的『直接敘述』一類，在希臘史詩和戲劇里已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柏拉圖把它提出來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運用於學術討論，並且把它結合到所謂『蘇格拉底式的辯證法』……在柏拉圖的手裡，對話體運用得特別靈活，向來不從抽象概念而從具體事例出發，生動鮮明，以淺喻深，由近及遠，去偽存真，層層深入，使人不但看到思想的最後成就或結論，而且看到活的思想的辯證發展過程。柏拉圖樹立了這種對話體的典範，後來許多思想家都採用過這種形式，但至今還沒有人能趕得上他。柏拉圖的對話是希臘文學中一個卓越的貢獻。」[55]

  但是問題也就隨之而來，應該如何正確地看待柏拉圖對話的內在的哲學內容和外在的文藝形式的關係問題。柏拉圖的對話的風格，具有無限豐富的多樣性，語言文字充滿著迷人的魅力，到處瀰漫著幽默的氣息，如《普羅塔哥拉篇》和《國家篇》的開頭，《會飲篇》的217A—221C頁；飽含著悲天憫人的激情，如《斐多篇》的結尾；俯拾皆是的瑰麗的神話，如《斐德羅篇》246A—248C中諸神的航程和靈魂馬車，《會飲篇》中的厄羅斯及對美的追求，《克里底亞篇》中的烏托邦式的大西洋島等。

  英國的格羅特（1794—1871年）強調要把兩者嚴格區別開來，他在分析早期對話《卡爾米德篇》時指出：「在這篇對話中，有大量歡樂的幽默……這種東西是柏拉圖的戲劇藝術和變化，讀起來是充滿可愛的魅力的，但和柏拉圖作為一個哲學家是沒有關係的。」[56]從而主張，在探討時要限於哲學方面。伯奈特則乾脆認為有兩個柏拉圖：一個是藝術家的柏拉圖，一個是哲學家的柏拉圖。[57]「（實際上有兩個柏拉圖），青年柏拉圖是一個偉大的戲劇天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我們面前樹立起一幅，像原來那樣的蘇格拉底的畫像；老年柏拉圖，似乎已經失去了再創造的能力，創造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和消逝了，而是一個學校的校長，擁有著他自己傳授的那種哲學。」[58]

  諸如此類的觀點，似乎是與實際情況不相符合的。戲劇藝術的形式和所要傳達的哲學內容是有區別的，但又不能截然分開，它們是作為一個整體結合在一起的。而且，柏拉圖之所以使用戲劇藝術形式，一方面，固然和柏拉圖本人的高度的戲劇藝術的才華有關；另一方面，是和當時希臘散文的發展，特別是和人類思維正處於從感性階段向理性階段飛躍，還沒有充分發展到像亞里士多德那樣能夠用一系列抽象概念和邏輯判斷來表達、表述、論證哲學理論有關，因此，只能藉助形象思維來傳達抽象思維的內容。柏拉圖整個一生的追求智慧的活動，不僅充分反映了古希臘哲學、人類思維由感性階段向理性階段的轉變，而且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這種飛躍，這正是柏拉圖的偉大貢獻所在。而且越是後期的作品，越是能擺脫形象思維的束縛，不僅不是才華的涸竭，恰恰是他作出卓越貢獻的年代。正是在後期的《巴門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斐萊布篇》、《蒂邁歐篇》和《法篇》中，對認識論、辯證法、本體論、社會政治法律學說，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貢獻。從把早期蘇格拉底對話篇使用的感性的形象化語言，同後期對話篇中所使用的哲學語言相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人類思維飛躍的宏偉圖景。

  最後，我們這裡之所以對柏拉圖著作本身進行如此細緻的討論，因為它不僅與探討柏拉圖的美學思想有關，而且與探討蘇格拉底乃至整個希臘美學思想的發展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