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從直觀轉向理性和辯證法

  以蘇格拉底為標誌，希臘哲學的發展進入新階段，在美學上也同樣如此。除了在內容上，由早期自然哲學家所面對的以自然為主，轉向以人和社會為主的人本主義外，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由早期自然哲學家的直觀轉向憑藉理性，並將辯證法貫注到這種理性的探討中去。在後面這點上，蘇格拉底與同時代的智者運動的代表人物普羅塔哥拉等是根本對立的。

  智者們的美學思想是建立在主觀唯心主義的感覺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基礎上的，蘇格拉底則強調理性，憑藉理性和辯證法探討美的本質等有關問題。他是西方古典的理性主義美學思想的創始人。

  一 從自然轉向人

  蘇格拉底和智者都以人和社會為主要研究對象，在西方哲學史—美學史上，他們首次確立人在哲學—美學研究領域中的中心地位，甚至都主張要「認識你自己」。智者突出研究人，對蘇格拉底有啟迪。但是雙方建立的是兩種對立的人的哲學。智者所說的「人」，強調的是自由意志的「自我」個體，只憑個人的感知經驗和欲望、利益行事，只從個人出發評判存在，沒有絕對的價值標準，這種「人」的形象是閃忽不定的。這種人的哲學，在希臘民主政治上揚時期起到積極的啟蒙作用，後來也會走到反面加速民主政治的蛻變。蘇格拉底則要從根本上改造這種「人」的形象。這點，正如黑格爾指出的那樣：

  智者們說人是萬物的尺度，這是不確定的，其中還包含著人的特殊的規定；人要把自己當作目的，這裡包含著特殊的東西。在蘇格拉底那裡我們也發現人是尺度，不過這是作為思維的人，如果將這一點以客觀的方式來表達，它就是真，就是善。[23]

  也就是說，蘇格拉底所說的「人」是理性的人，以追求智慧和知識為其本性。人應當憑藉理性正確認識自己，並且在理智活動中確立堅實穩固的道德價值與整體和諧有秩序的社會生活準則。這兩種對立的哲學，對以後西方哲學—美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智者以相對主義感覺論去理解知識或技藝，局限於狹隘的個人感知經驗，在知識觀上缺乏建設性，不能形成系統的理論。他們的論辯術主要用於破壞傳統觀念和傳統的哲學—美學命題。他們在發展語言學、修辭學和邏輯學方面雖然有貢獻，但不能運用和反思人的理性思維，不能提供堅實的認識論或科學方法論，因此智者思想對後來希臘思想的發展起了消極的作用。蘇格拉底在認識論方面對智者的批判，表明古希臘人的認識能力已經進展到反思理性思維本身。他深刻地意識到理性知識必須探求事物的本性、本質和本原，認為這是區別真偽知識的標準。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洋溢著理性精神，致力於考察人的邏輯思維，為人類知識的發展和哲學—美學的系統化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論。

  二 理性

  蘇格拉底的一個重要的基本思想，是認為人通過理性能夠得到確定不移的絕對的知識。策勒在他的《希臘哲學發展史》的有關部分也正是這樣認為的：「概而言之，知識觀念的形成是蘇格拉底哲學的一個中心。」[24]

  從認識史的發展進程來看，早期自然哲學家的知識，主要是通過對自然界的直觀認識得來的。與此相應，他們考察人的認識能力也還比較粗淺，較多地探討人的感知能力及生理基礎，對人的理性思維的自覺反思則較為薄弱。只有愛利亞學派的巴門尼德將思想和感覺、真理和意見區別開來，開始將理性思維提到首要的地位。在這方面，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是繼承和發展了巴門尼德的傳統的，但是他們的這種繼承，是在批判智者的感覺論的新的背景下進行的。蘇格拉底明確提出：感覺只能是流動變化的認識，不能得到確定的知識，只有常住的絕對的認識才是真正的知識，而這種知識只有憑藉理性才能得到。

  

  蘇格拉底認為知識應該有一種絕對的永恆的本質，即「知識的理念」[25]。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確定的知識概念。如果沒有這樣的知識，便沒有能知的主體和被認知的對象。但是能知的主體和被認知的對象如絕對的善、美等總是存在的，因此應該肯定有這種知識存在。這裡說的能知的主體和被認知的對象，蘇格拉底是有確定的含義的：知識的對象是絕對的美、絕對的善，即他所說的普遍的定義、本性或本質，能確認這種對象的是主體靈魂中的理性。所謂「認識你自己」，也就是要認識自己的靈魂，而靈魂之所以是神聖的，就是因為它是理性和智慧的所在地。

  蘇格拉底聲稱只有認識自己，才能使自己好起來，正像鞋匠如果不知道鞋子，就不能製造好的鞋子；我們如果不知道人自己，也不可能使自己變好。德爾斐神廟牆上的一則銘文「認識你自己」，看似容易，實際上要認識自己是很困難的。[26]蘇格拉底首先將使用者和使用的工具區別開來：使用工具的鞋匠和他使用的工具是不同的，演奏豎琴的人和他演奏的豎琴也是不同的。鞋匠和奏琴者，不僅使用工具和樂器，而且還使用他們的手、眼睛和身體，因此，手、眼睛和身體作為工具和使用者也是有區別的。使用身體的是靈魂，因此靈魂是使用者，是統治身體的。[27]這樣，他就將靈魂和肉體區別開來，將肉體看作是靈魂所使用的工具，靈魂是統治肉體的。從而將肉體看作是靈魂的墳墓，因此靈魂要從肉體中解放出來。

  蘇格拉底進而聲稱，靈魂要認識自己，也只有在靈魂作為靈魂的「長處」（arete）即「智慧」所在的地方，那就是理智。靈魂中的這個部分是最接近神聖的，只有認識它並從而認識一切神聖的東西，才是真正認識了自己。[28]一切神聖的東西都在它裡面，靈魂只能在理智即理性中才能認識自己。這就是說，靈魂作為靈魂的「arete」就是在理性里，所以認識理性就是認識自己。這裡蘇格拉底對「認識你自己」提出了新的論證：認識自己並不是認識你的外表和身體，而是要認識你的靈魂。而認識你的靈魂也不是認識靈魂的其他方面，應該認識靈魂的理性部分，這才是靈魂作為靈魂的「arete」，是完全神聖的東西。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是真正認識了自己，才是真正的「自製」[29]。

  只有真正認識自己，才能知道如何正確處理城邦事務，因此必須給公民以智慧和公正；無論個人或城邦都不能以強權而只能以美德作為自己的目的；只有這樣才能作自由人而不淪落為奴隸。[30]因此，蘇格拉底在講到藝術的明確的原理外，還將美看作是理智的表現。[31]

  三 理智助產術

  蘇格拉底認為，靈魂是憑藉作為理智的理性去認識包括美在內的事物的本質，去認識包括美在內的絕對知識的。這就需要一種相應的方法，也就是「理智助產術」。

  蘇格拉底一再申辯他「自知其無知」：「因為我知道我是沒有智慧的，不論大小都沒有。」[32]但他卻能像他的母親那樣幫助別人生育，不同的是，他的實施對象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且是靈魂的分娩。其根本特徵在於：「我照料他們分娩時的靈魂，而不是他們的身體。我的這種藝術最偉大的地方在於它能夠以各種方式考察年輕人的心靈所產生的是幻想錯覺還是真知灼見。」[33]

  這種理智助產術，具體講來。就是通過雙方問答、辯論尋求普遍的定義，循此以探求真理的方法。蘇格拉底正是在問答中不斷揭露對方的矛盾，使對方承認並不斷修正錯誤而逐步認識真理，符合真、善、美等的普遍定義。這正是希臘人所理解的辯證法。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記載，蘇格拉底的功績在於追求普遍的定義，並提出相應的方法：

  蘇格拉底忙於研究倫理問題而忽視了作為整體的自然世界，只在倫理方面尋求普遍的東西，開始專心致志尋求定義。[34]

  並進一步指出，柏拉圖的「理念」，就是從蘇格拉底的普遍定義中引發出來的。蘇格拉底雖然尋求倫理的普遍定義，但他並沒有把這種普遍東西看作是和感性事物不同的另一類存在。而柏拉圖卻認為這種普遍的定義不能應用於永遠變動的感性事物，它是另一類東西，他稱之為「理念」：

  有兩件事可以公正地歸於蘇格拉底，即歸納的論證和普遍的定義，這二者都是知識的出發點；但是蘇格拉底並沒有將這種普遍的東西或定義看作是分離存在的東西，而他們（那些肯定「理念」的人）卻將它們看作是分離存在的，這就是他們稱為「理念」的那些東西。[35]

  這種問答法——理智助產術意義上的辯證法，正是蘇格拉底藉此達到有關善、美等定義的方法。這種方法，很可能是隨著雅典民主政治發展的需要，早在蘇格拉底以前就由智者普羅塔哥拉等引進雅典，並進而在希臘其他城邦傳播開來。它的進行程序有嚴格的規則，回答者必須儘可能用最簡潔的語言針對提出的問題，確切地回答提問者，決不能「王顧左右而言他」。在討論過程中，回答者保衛某種主張或命題，而提問者則千方百計試圖摧毀這種主張或命題。他以某種保留的方式提出的問題，導致回答者只能用「是」或「否」來回答。提問者提出一連串問題，導致回答者的前後的回答陷於自相矛盾的境地。要是提問者是成功的，那麼他就駁倒了對方。要是回答者始終未被駁倒，那麼回答者就成了勝利者。正是這樣反覆詰難的過程，憑藉歸納尋求普遍的定義。

  根據色諾芬的記載，蘇格拉底本人就曾談到這種「問答法」意義上的辯證法的特徵和意義。蘇格拉底和智者歐緒德謨繼續討論「自製」的定義時聲稱，智慧是最大的善，不但要能認識自己，並且能做最好的事情，才是自由；一個不能自制的人只是竭盡全力追求最大的快感，和愚蠢的牲畜沒有什麼區別；只有能自制的人才會重視實際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對事物進行甄別，並且通過言語和行動選擇好的，避免壞的：

  必須這樣才能成為最高尚最幸福最有辯證能力的人。他還說「dialegesthai」（辯證推理）這個詞就是人們聚在一起共同討論，按照事物的本性進行「dialegantas」（選擇）而得來的。因此必須作最大努力作好準備，進行充分的研究；因為這會使人成為最高尚最能領導和最能推理的人。[36]

  這裡用的「dialegesthai」和「dialegantas」都由「dialego」這個詞演變而來，它有談話、選擇、推理等含義，也就是名詞「dialektike」（「辯證法」）的原形動詞。由此可知，蘇格拉底使用「辯證法」還有選擇、甄別的意思，要選擇好的避免壞的。

  正由於蘇格拉底在認識論上，由早期自然哲學家的憑藉直觀探討自然界，發展為憑藉理性探討人和社會，並將以理智助產術為特徵的辯證法去探求與倫理、審美事項有關的普遍定義，從而在美學思想發展史上揭開了理性主義美學的序幕，以後由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繼續推進，共同締造了古希臘美學史的最為繁榮的黃金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