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民主政治的殉道者

  蘇格拉底作為雅典的一名普通公民，既親身經歷了雅典「內部極盛」的伯里克利時期，又經歷了導致雅典沒落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最後受到誣告身殉終生為之維護的民主政治。他的光明磊落、樸實無華的品格，成為西方社會追求真善美三者相統一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典範。

  一 為維護民主政治而奮鬥的一生

  

  蘇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年）是雅典公民雕刻匠索佛隆尼斯庫的兒子，母親菲娜瑞特是產婆。少時即從藝雕塑，技藝精湛。據載，雅典衛城建築上的一組著衣美神雕像就是他的作品。[2]蘇格拉底以維護雅典民主政治為使命，不事生產，無暇顧及生財之道，所以終生清貧。

  蘇格拉底生於伯里克利黃金時代盛世。他出生時，悲劇詩人埃斯庫羅斯已寫出愛國主義戲劇《波斯人》，悲壯的希波戰爭已趨向希臘獲勝的結局。隨之而來的是伯里克利領導的比較完善的民主政治，雅典成為頭等強悍的海上霸主。當時的雅典文治武功都臻於極盛。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菲狄亞斯等的優美雕像，波呂格諾圖的輝煌壁畫等，都促使了蘇格拉底的審美觀念的形成。晚年時仍以生逢盛世而自豪：

  沒有一個民族能像雅典人那樣為他們祖先的豐功偉業而感到自豪，很多人受到激勵和鼓舞，培養了剛毅果斷的優秀品質，成為勇武著名的人。[3]

  他們不僅憑著自己的力量和整個亞細亞以及一直到馬其頓的歐羅巴霸主們進行鬥爭……而且還和伯羅奔尼撒人一道揚威於陸地和海上。[4]

  蘇格拉底頭像

  現藏於法國羅浮宮博物館

  王齊雲 攝

  蘇格拉底受過完備的教育，「被公認為是一個有全面教養的人，受過當時所需要的一切教育」[5]。曾師從伯里克利的老師達蒙學習音樂，修習算術、幾何、天文學等數理學科，是自然哲學家阿凱勞斯的弟子。在青壯年時同當時著名的哲學家們已有較多的交往，並獲得相當高的聲譽。可能與當時愛利亞學說的著名代表人物巴門尼德及其學生芝諾有過直接的交往。和當時的智者運動的代表人物普羅塔哥拉等有過頻繁的交往，彼此間開展過劇烈的辯論，並受到素來自視甚高的智者普羅塔哥拉的高度讚譽：

  在你的同齡人中。我確實從未遇見過像你這樣令我稱羨的人，現在我說，你如將成為我們當今領頭的哲學家之一，我決不驚訝。[6]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蘇格拉底的整個注意力，由早期自然哲學的專注自然界、宇宙，轉向以人為核心。不僅從人的實踐活動、行為、倫理道德和政治方面來研究人，而且還從人本主義立場出發探討美學問題。他本人不僅當過雕刻匠，而且通曉當時的文學藝術。根據他的學生色諾芬記載，蘇格拉底經常到畫家、雕刻家和手工藝人的工作場所，同他們交談各種藝術問題。從他同畫家帕拉西奧、雕塑家克雷同、工匠皮斯提阿以及其他人的對話中可以看到，他不僅在一般美學理論上，而且在藝術創作的專業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7]

  二 悲劇的歸宿

  蘇格拉底一生忠於作為一個雅典公民的責任，成年後，曾以騎兵身份相繼參加過波蒂迪亞、安菲波利斯等戰役，由於表現勇敢而獲得殊榮。公元前406年入選「五百人議事會」，否決了要把在海上領導作戰的將軍，因未顧上掩埋屍體等事項而判處死刑的決定。公元前404年，因拒絕服從取代民主政治的「三十僭主」逮捕薩拉密的萊翁的命令而受到迫害。公元前399年，當民主政治恢復時，又被指控為反對信奉城邦原先信奉的神靈另立新神和蠱惑青年，被判處死刑。

  他在面對法庭的審判時，滿腔熱情地為自己的這種使命進行申辯：

  雅典人啊，我尊敬並且熱愛你們，但是我更得服從神；只要我一息尚存還有能力，我決不停止哲學實踐，總要勸勉你們，為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闡釋真理。[8]

  指責雅典人，原本屬於一個以智慧和力量著稱於世的偉大城邦，但卻專注於儘量獵獲大量錢財和聲譽，而不關心和思考真理、理智和完善自己的靈魂，豈非可恥。並聲稱，這正是「神的命令」為自己設定的哲學使命。他的這種使命和包括美學思想在內的哲學實踐，並不是迂腐的道學規勸，而是對時代的深刻的哲學反思，對敗壞當時希臘社會的一些原則和觀念的深刻批判。他將自己比作神賜給雅典的一隻「牛虻」，在城邦里飛來飛去，螫叮、驚醒雅典這個迷鈍昏亂的龐然大物，刻意促其重新奮發。他在法庭上甘冒判處死刑的危險，毫無畏懼地坦誠申辯：

  所以雅典人啊，現在我並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是為我自己申辯，而是為了你們；你們不要濫用神賜給你們的禮物給我判罪，如果你們處死我，將找不到人來取代我。用粗鄙可笑的話說，我是神特意賜給本邦的一隻牛虻，雅典像一匹碩大又餵養得很好的馬，日趨懶憊，需要刺激。神讓我到這裡來履行牛虻的職責，整天到處叮著你們，激勵、勸說、批評每一個人……[9]

  蘇格拉底的哲學—美學思想，正是在他的論辯、教誨，「螫叮」雅典人的一系列的實踐活動中得到闡發的。

  蘇格拉底以哲學來實踐他的使命的活動，有以下一些特點：第一，熱愛母邦，反思雅典衰落的根源，力求奮發圖強。從色諾芬的《經濟論》中可以看到，蘇格拉底曾了解和總結波斯帝國的經驗教訓，向雅典提出要重視農業的建議：「耕作是百業之祖。」在《高爾吉亞篇》等中可以看到，他對當時的強權政治、對民主政治下黨派政客的操縱弄權都有尖銳的批判。蘇格拉底雖然更多地將雅典沒落的根源歸諸精神道德的危機，但這是與社會經濟政治的危機聯繫起來分析的。第二，從哲學高度著重討論倫理問題，以謀求改善靈魂即人的全部思維方式，重建道德價值，以達到振興雅典的目的。他雖然首先關注的是探討倫理道德問題，但總是上升到哲學的高度，對人的本性作深刻反思，其中包含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哲學內容；並且運用他的哲學和道德倫理原則去探討社會的政治、宗教、審美、語言等人生和知識領域的問題，企圖通過改造希臘人的全部思維和精神生活，以克服社會的全面危機。第三，運用哲學和道德原則針砭時政，著意培育青年，企圖振邦興國。他自稱神諭告訴他不要參政，他確實並不直接參加實際的政治活動。但他遵奉雅典民主政治的法律，雖也主張研究斯巴達的治國經驗，但並不支持貴族寡頭政治；在黨爭中獨立不倚，並一貫反對陰謀篡權的僭主統治。他認為治理城邦是「最偉大的工作」，必須培育一批富有知識、精嫻治國才能的專家來復興雅典。也正因為這樣。必然觸犯那些不學無術、無德無能的政治權貴。這實際上正是他招致殺身之禍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他們還不敢在指控罪狀中露骨地表達出來。第四，蘇格拉底喜歡和青年交往，他教育的對象以青年居多，他想用他的哲學塑造年輕一代，在他們身上寄託他復興雅典的理想。也正因為這樣，當政者深感不安，指控他「敗壞青年」。

  蘇格拉底不僅有哲學教育的言教，而且還有身體力行的身教，以他儉樸、剛健、正直、英勇的人格，在雅典公眾前樹立一種道德典範，從而使他的學說更具感召力。

  蘇格拉底長得很醜：臉面扁平，大獅鼻，嘴唇肥厚，挺著一個大肚子，著一件襤褸外衣，光著腳到處走。他和人談話時偏低著頭，像條壯實的公牛，但他目光炯炯似能洞察一切，使人感到一種超人的才智和內在的精神美。他以自制、儉約、刻苦追求學問和誨人不倦為生活準則，鄙視智者們以販賣知識作為生財之道。當時，雅典貪婪斂財、奢靡淫逸之風盛行，蘇格拉底堪稱是自奉清廉、品德高尚的道德楷模。

  蘇格拉底在法庭上，就對他的兩項指控——「蘇格拉底犯有敗壞青年之罪，犯有信奉他自己捏造的神而不信奉城邦公認的神之罪」[10]進行了有力的申辯。控告者最後要求對蘇格拉底判處死刑，根據當時雅典法律，被判罪的人可以請求寬恕從輕發落，以流放代替死刑。但蘇格拉底恪守他的哲學使命和原則，不僅在法庭上嚴正地為自己辯護，而且繼續針砭雅典的時弊。在宣判他死刑後又表示絕不為老妻和幼子而請求寬恕，因為這樣做等於承認自己有罪。他視死如歸，對死亡無所畏懼，認為死亡不過是讓自己的靈魂返回應去的安息所。他的朋友和學生們勸說並設法幫助他越獄逃亡，他堅決拒絕。他認為這樣做是「以錯對錯」，是不當的。這樣，蘇格拉底也就終於飲鴆就刑，終結了這一悲劇命運。

  蘇格拉底被他所苦苦眷戀的城邦處死，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雅典的悲劇，更是城邦奴隸制趨衰的那個時代的悲劇。據說在蘇格拉底死後不久，雅典人後悔處死了這位偉人。有關記載提到：「雅典人不久就對他們的行為後悔了，他們懲處控告者，判處美勒托死刑；他們樹立了一座由呂西普塑造的銅像來紀念蘇格拉底，放置在行進途中的山坡上。不久以後，另一指控者安尼圖斯去訪問赫臘克利亞，當地居民當天就將他驅逐出境。」[11]據說歐里庇得斯在他的悲劇《帕拉墨得》中這樣譴責雅典人：「你們已經扼殺了全智的、無罪的繆斯的夜鶯。」[12]

  蘇格拉底正是以自己悲壯的死，使他的精神和思想獲得了真正的榮譽和永恆的價值。

  三 史料依據

  蘇格拉底本人沒有寫過著作，對他的研究只能依據他的學生和其他古代的有關記載，而這些材料在內容和寫作方式等方面又各有特點，從而使史料問題顯得突出，以致出現哲學史中所謂的「蘇格拉底問題」。古希臘留下的有關蘇格拉底的主要史料有四種。這裡扼要地作些介紹和辨析。

  第一，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主要是公元前423年上演的喜劇《雲》。該劇將蘇格拉底描繪成一個裝腔作勢、狡辯騙錢的智者，極盡挖苦之能事。但是其中曲折地反映了蘇格拉底早期接受伊奧尼亞哲學的思想，其中提到的「思想庫」也是真實的，只是為取得喜劇效果加以誇大而已。[13]不過，該劇確實嚴重歪曲了蘇格拉底的思想和形象，它在雅典民眾中形成的偏見，成為他晚年被控告的輿論基礎。

  第二，色諾芬的著作。色諾芬是雅典公民，出身富有世家，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二十歲左右即從學於蘇格拉底，高度崇敬蘇格拉底：「當我想到這個人的智慧和高尚品格時，我就不能不記述他，而在記述他時更不能不讚美他。如果在那些追求德行的人中間，有誰能遇到比蘇格拉底更有益的人，我認為他就是最幸福的了。」[14]他的著作中與蘇格拉底關係密切的有兩種：《蘇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辯》，是色諾芬根據蘇格拉底另一位學生赫謨根尼的轉述寫成的，篇幅很短。其中的蘇格拉底只是從正面辯白自己「既沒有對神不虔敬，也沒有對人不正義」。同時強調自己老態龍鍾，死去比活著好。這篇申辯的哲學價值不高，遠不能和柏拉圖的《申辯篇》相比。而《回憶蘇格拉底》則是有關蘇格拉底的有價值的重要史料。雖然文采不足、哲理不深，但它是平直的實錄，不像柏拉圖那樣的詞章雕琢。它不存在師生之間某些思想的首創權的爭議問題，這就有它的獨創性。因此，黑格爾高度評價了它：「這部著作的目的是為蘇格拉底作辯護，它給我們所作的關於蘇格拉底的描寫，比柏拉圖還要精確一些，忠實一些。」[15]其中有關審美、典型、技藝、目的論等觀點的記載，更是與蘇格拉底的美學思想有關的。

  第三，柏拉圖的對話篇。柏拉圖的對話是我們研究蘇格拉底美學思想的主要史料，而且也只有像柏拉圖這樣深邃的哲學家才能將他的老師的哲學思想，正確地記載下來並深刻地闡發出來。柏拉圖於二十歲（前407年）左右開始追隨蘇格拉底，直到他的老師被處死，前後有七八年時間。柏拉圖一生的理論和實踐活動，可以說是蘇格拉底的繼承和發展。柏拉圖的全部對話共三十餘篇，除了少數幾篇外，蘇格拉底都是主導內容的發言人。根據亞里士多德等的記載，學者們經過長期艱辛的探討，大體可以認為柏拉圖以下的早期對話，主要是記載蘇格拉底的思想，因此可以說是研究蘇格拉底的主要依據：《申辯篇》、《克里托篇》、《拉凱斯篇》、《呂西斯篇》、《卡爾米德篇》、《歐緒弗洛篇》、《大希庇亞篇》、《小希庇亞篇》、《普羅塔哥拉篇》、《高爾吉亞篇》、《伊安篇》，還有《國家篇》的第一卷。此外，被列為中期對話的《歐緒德謨篇》、《美涅克塞努篇》和《克拉底魯篇》三篇，主要是論述蘇格拉底和智者的論辯，而且也沒有明確提出理念論的思想體系，因此也可以作為研究蘇格拉底思想的史料依據。[16]

  第四，亞里士多德著作中的有關論述。現存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指名談到蘇格拉底的並不多，但在《形上學》中987b1—8和1078b27—32兩處，談到蘇格拉底致力於探求倫理方面的普遍的定義，以及並未將定義看作是「分離存在的東西」，確是理解蘇格拉底的思想，以及劃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理念論的根本標誌。其他在《尼各馬科倫理學》、《歐德謨倫理學》、《詩學》和《修辭學》中，也有所涉及，但主要是有關蘇格拉底的倫理思想的。亞里士多德出生時，蘇格拉底雖已去世，但他在柏拉圖學園中生活了二十年，當然可以從柏拉圖以及當時有關的著述中了解到蘇格拉底的思想。英國著名的古典學者羅斯（1877—1971年），在1933年古典學會會議上作題為《蘇格拉底》的主席致詞中公允地指出：

  難道我們能認真設想，在二十年的柏拉圖學園生涯中，亞里士多德諳悉了大量我們在對話篇中無從發現的柏拉圖的後期觀點，他會不從柏拉圖或學園中較老成員那裡深悉理念論的淵源麼?[17]

  基於對據以討論蘇格拉底美學思想的史料依據有不同的看法，對他的觀點就會有不同的看法。這是首先要妥善處理的關鍵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人們重視的一些中外古代西方美學史著作中，幾乎都將柏拉圖的全部對話歸屬於代表柏拉圖本人的思想，以此來探討柏拉圖的美學思想。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他們就根本不考慮遵循或參考柏拉圖的早期蘇格拉底對話，只是憑藉色諾芬的為數不多的記載來討論蘇格拉底的美學思想結果，勢必既不能全面正確理解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美學思想，而且對整個希臘美學思想史的理解，可能因此而不夠全面。

  鮑桑葵的《美學史》，是在假定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中的蘇格拉底，相對說來是可以看作是歷史上的蘇格拉底的前提下，簡要地討論他認為蘇格拉底美學中的兩個有趣的論點：「看不見的東西能夠模仿嗎?」「審美興趣和實在趣味。」[18]

  吉爾伯特等的《美學史》的界線似乎是不清楚的。在專門討論到蘇格拉底的美學觀點時，提到蘇格拉底從一開始就著手解決一個關鍵問題，「即美本身意味著什麼」[19]，循此可以推論出，吉爾伯特等是根據柏拉圖的早期蘇格拉底對話《大希庇亞篇》得出這個論斷的。但在第二章專門討論柏拉圖時，卻又是根據早期蘇格拉底對話《申辯篇》、《伊安篇》和《大希庇亞篇》等來討論的，也就是將早期對話歸屬為代表柏拉圖本人的思想的。

  克羅齊的《美學的歷史》，未具體討論蘇格拉底，但從他的「美學問題只能產生在蘇格拉底之後」[20]這個論斷，可以推斷出他根本沒有考慮到依據柏拉圖早期蘇格拉底對話，來評價蘇格拉底的美學觀點。

  奧夫相尼科夫的《美學思想史》，是明確地完全依據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來討論蘇格拉底的美學觀點，並在未提出充分的材料依據的情況下，作出了難以令人信服的論斷：柏拉圖「在一系列最重要的美學問題上比先生後退了一步」[21]。

  塔塔科維茲的《古代美學》，明確地依據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的第三卷第九、十章，完全無視柏拉圖的記載：「柏拉圖通過蘇格拉底之口所談論的有關美的觀點，可能是柏拉圖自己的觀點，而色諾芬所記載的蘇格拉底與藝術家的談話中所表示的一切都是可靠的。」[22]

  色諾芬的記載確實是可靠的，但是柏拉圖的記載同樣是重要的，亞里士多德的論斷也是有價值的。正是基於我們對賴以探討蘇格拉底的美學思想的資料，明顯有別於目今受到重視的美學史著作，這是在開頭就要明確聲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