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南史》、《北史》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

  「二史」與「八書」的比較

  《南史》、《北史》作為《二十四史》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史學上是有它的地位的。關於這個問題，我打算用以「二史」與「八書」比較的方法和回顧《南史》、《北史》問世以後的歷史來說明它。這一方面是為了向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提供比較系統的關於評價《南史》、《北史》的材料；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這些材料本身就可以說明《南史》、《北史》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從這些材料中發現一些問題，自己來思考上面這個總標題所提出的問題，這或許是更有興味、更有裨益的。

  現在，先說「二史」與「八書」的比較。

  如前所述，「二史」是指《南史》、《北史》，「八書」是指《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清朝學者已習慣於以「二史」跟「八書」並提，而以「二史」與「八書」作比較卻要早得多，至晚在北宋已經興起。

  「二史」與「八書」的比較，是一個很廣泛的問題。在上文的敘述中，已經在一些方面涉及這個問題了。這裡，我想再講三個問題：

  （一）史志的有無。「八書」有志，「二史」無志，這是它們在體例上的一個明顯的區別。《宋書》有志八篇三十卷，因《三國志》僅有紀、傳而無史志，所以《宋書》志的斷限上括魏晉、下迄劉宋。《南齊書》部頭不大，卻也有史志八篇十一卷，反映了作者蕭子顯的博洽和對於史書體例的完整性的重視。《魏書》的志十篇二十卷，內容很豐富，其中《官氏》、《釋老》二志屬於首創。《隋書》志十篇三十卷，原名《五代史志》因包含梁、陳、齊、周、隋五朝典章制度而有此名，又因附於《隋書》之後，遂被稱為《隋志》。《隋書》志在內容上以隋為主而上攬梁、陳，仰包周、齊，本是梁、陳、齊、周、隋五書之志。唐代史學評論家劉知幾批評《宋書》志和《隋書》志失於斷限，這是未察作者深意，因而這個批評是不恰當的。

  以上四部史書的志，實際上就是「八書」的志，在保存魏晉南北朝時期典章制度的基本史料方面，在反映南北朝時期的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方面，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如《宋書·州郡志》不僅記載了地理沿革的變化，而且反映了這個時期人口遷移這一重要歷史現象；《魏書·官氏志》除記職官外，還以大量篇幅記北魏氏族，說明這一時期門閥地主的統治是南北共有的歷史特點；《魏書·釋老志》主要記佛教的流傳及其對社會各方面的巨大影響，可以看作是一部北魏佛教興衰史；《隋書·經籍志》是東漢以來我國目錄學專業的新成就，在一定的意義上說，它概括了唐代以前我國學術文化的成就和源流，是歷史文獻研究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標誌，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魏書·食貨志》和《隋書·食貨志》還記載了當時的社會經濟方面的許多史實。

  僅僅從上面這幾個例子來看，「八書」的志在反映這個時代的歷史特點，社會風貌，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是較有價值的著述。可以認為，在這一點上，「二史」是永遠不能代替「八書」的。應當承認，「二史」在許多地方比「八書」高明，但終因沒有史志而無法逾越「八書」。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李延壽撰寫《南史》、《北史》只作紀傳、不作史志呢？李延壽自己沒有明確說過這個問題，但問題的答案並不難找到。第一，關於南北朝的典章制度，上述四部史書的志已作了概括，尤其是《隋書》志即《五代史志》的成書，下距「二史"撰成只有三四年，重作已無必要，也沒有足夠的時間。第二，這可能是更重要的，即李延壽一直參與《五代史志》的撰寫工作，深知此項工程之難。薈萃各方面人才，以集體之力尚費去十五年工夫；如果以個人之力改撰南北史志，那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李延壽是一位講究實際的史學家，他所制訂的撰寫《南史》、《北史》的計劃，是一個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達到的目標。可見，「二史」無志，並不是一個不好理解的問題。

  （二）敘事的詳略。由於「二史」對「八書」作了許多刪削和一些增補與改編，而在增補和改編過程中作者參考了一千餘卷雜史。這就造成了「二史」和「八書」在敘事上的詳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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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總的方面來看，「二史」對「八書」刪削的部分多，增補的部分少。如《宋書》被刪去的部分約占原書的一半左右，《魏書》也大抵如此。「二史」對「八書」的刪削，大多是詔誥、冊文、章表、疏、議、書、賦等，這無疑使史書的文字更加精煉，增強了可讀性，如《宋書·謝靈運傳》中的兩賦一疏共數萬言被全部刪去，人物事跡就顯得更緊湊、更突出了。但是，「二史」刪削「八書」時，也刪去了一些具體的史實，如《南史·沈文季傳》刪去了《南齊書》原傳中關於唐寓之起義的一些史實，《南史·范縝傳》刪去了《梁書》原傳中范縝關於神滅的辯論，《北齊書》中不少有關北魏、東魏及北齊間人民起義的史實也被《北史》一一刪去，等等。在今天看來，這一類刪削當然是很可惜的。

  以上兩類刪削，都使「二史」在敘事上比「八書」簡略。這種簡略在很多地方顯示出精煉的長處，但也在一些地方顯示出不如原書豐滿的弱點。從史學家的歷史編纂來看，「二史」對「八書」的刪削應當說是得多失少。但是，從今天的人們了解當時的歷史面貌來看，對「八書」在敘事上的煩冗，似乎也不可全部否定。

  在敘事上「八書」為詳，「二史」為略，這大致是不錯的。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因為「二史」對「八書」還有不少增補的地方，所以從某些局部地方的敘事來看，反倒是「二史」為詳、「八書」為略了。如《南史》對《南齊書》、《梁書》增補較多，其中又以對《梁書》的增補最有價值。譬如：《南史》補寫了《郭祖琛傳》及郭祖琛揭露梁武帝殘民佞佛的弊政，於《范縝傳》增寫了這位著名思想家恪守信念、不肯「賣論取官」的堅定立場和崇高精神，於《元帝紀》增寫了梁元帝對臣下的種種猜忌，於《后妃傳》增寫了徐妃的淫穢，於《臨川王宏傳》增寫了蕭宏的懦弱、聚斂、奢侈等，都是關係到「人之善惡，事之成敗"的重要史實。此外，《南史》還增寫了《柳仲禮傳》、《長沙王宜傳》、《王琳傳》、《張彪傳》等專傳。《北史》對原作最重要的增補是：在《魏本紀》、《后妃傳》、《魏諸宗室傳》中，增寫了西魏的帝、後、宗室的史實，同時補寫了梁覽、雷紹、毛遐、乙佛朗、魏長賢、房謨等人的傳記。這些增補大多是很有意義的。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所以「二史」在敘事上也有一些地方比「八書」來得詳細。如《南史·齊高帝諸子傳》比《南齊書·高祖十二王傳》就詳細得多，其中《始興王鑑傳》從六十餘字增至九百餘字，《江夏王鋒傳》從一百七十餘字增至七百字。《南史·梁本紀》記梁武帝之父蕭順之曾有大功於齊武帝但卻遭到齊武帝的猜忌抑鬱而死，以及梁武帝後來怎樣「以雪心恥」的史實，都是《梁書·武帝紀》所不曾記載的。《北史·齊本紀》記高洋稱帝前所行的韜晦之計，以及他對東魏皇位的覬覦和稱帝後的荒淫暴虐，以致弄得天下騷然、內外恐懼等史實，也是《北齊書·文宣紀》所不及的。像這樣的事例，在「二史」中還可以舉出很多。

  當然，對於「二史」對「八書」的增補，也不能統統肯定。因為「二史」不僅增寫了一些「瑣言碎事」，而且還增寫了一些荒誕不經之事，渲染了歷史的神秘色彩，有損於歷史著作的嚴肅性和真實性，因而是不可取的。

  （三）史論的異趣。「二史」和「八書」的史論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如維護封建皇朝的統治、反對甚至仇視人民起義、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進行封建倫理說教等，是沒有本質區別的。但是，如果做進一步的比較，則不難發現：「二史」和「八書」在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時，仍然顯示了它們在史論上的異趣，這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它們的作者在歷史見解上的不同。在這裡，我們不可能對「二史」和「八書」的史論做全面的比較，為了便於說明問題，這裡只就「二史」和「八書」的帝紀與類傳中的史論做一點比較，以窺其大概。

  第一種情況是：「二史」史論基本上襲用了「八書」史論舊文，但刪去了舊文中的一些誇張、過譽、不實之詞。如《宋書·武帝紀》後論說劉宋代替東晉，比以前的皇朝更迭都更合乎道理。同書《文帝紀》後論讚揚宋文帝「幼年特秀」，「自稟君人之德」，說他自幼與眾不同，是一個天生的君主。這些話，在《南史·宋本紀》後論里，有的被完全刪去，有的刪去了一些修飾語。《南齊書·高帝紀》後論引用古人的話說：「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意思是說，聖人獲得天下，是受之於天，並不是取之於人。接著說到劉邦、劉秀、曹操、司馬懿、劉裕、蕭道成等是如何如何「受天下」的。這樣，就把蕭齊代替劉宋說成是「受之天」而不是「取之人」。這當然是諛辭，《南史·齊本紀》後論完全刪去了這些話。《魏書·爾朱榮傳》後論歷數爾朱榮的「功績」之後說：如果不是爾朱榮一一平定了亂子，「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爾朱榮的功績實在是夠大的啊。這裡，是用了曹操自我評價的那種口氣[62]來評價爾朱榮的，這顯然是很荒唐的。《北史·爾朱榮傳》後論則刪去了「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句話，以表示不同意以爾朱榮比擬曹操。《魏書·爾朱榮傳》對於爾朱榮被北魏孝莊帝所殺深表惋惜，說他是「末跡見猜」，晚年受到猜忌所致，並把他和韓信相比[63]。這也是十分荒唐的。而李延壽對爾朱榮之死，則是說他「末跡凶忍」所致。這同《魏書》對爾朱榮的評價顯然大相逕庭。可見，《南史》、《北史》後論對前史後論原文的刪節，不是沒有認識上的含意的，所以不應把它只看作是文字上的刪繁就簡。

  第二種情況是：「二史」史論約據「八書」史論改寫，而於改寫中提出不同見解。如《梁書·武帝紀》後論，全篇都是對梁武帝的讚揚和歌頌，幾乎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而對他昏庸的一面，作者只用了「及乎耄年，委事群幸」，即說他到了老年的時候，把大事都交給自己身邊的寵臣去辦，然後筆鋒一轉，把梁武帝的罪責都推到這些寵臣的身上。顯然，這跟梁武帝其人其事是不相吻合的。《南史·梁本紀·武帝紀》後論的前一部分是根據《梁書·武帝紀》舊文改寫，而後一部分論梁武帝的昏庸的一面，李延壽則根據自己的看法，秉筆直書。他批評梁武帝只是一味地沉醉於祭祀，迷戀於舞樂，篤信於佛教，而放鬆了國家的刑法制度，終於造成了梁皇朝的亂亡。最後，作者總結出這樣一條歷史經驗：自古以來，平定亂世的開國之君是很多的，但如果他所建立的制度和實行的措施不恰當的話，儘管天下不是從他手裡得而復失，那也會在他的繼承人的手上造成敗亡的。這雖然不能說是一條真理，但它確是從一些歷史事實中概括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歷史見解。《北史·儒林傳》敘首，前半篇是根據北朝四書有關舊文改寫的，但基本上寫成了北朝至隋的「儒林史」論綱；後半篇則是從本傳所述人物中概括出來的這個時期的學術流派，並略按《周易》、《尚書》、《三禮》、《毛詩》、《春秋》、《論語》、《孝經》的順序依次評論。全篇合起來，很有點學術思想史論綱的性質。《北史·文苑傳》敘首的寫法也是這樣，因此它也有一點文學史論綱的性質。這也反映了「二史」史論的特色。

  第三種情況是：「二史」史論基本上襲用「八書」史論舊文，但在襲用中對舊文有所發展。如《南史·恩幸傳》敘首，是採用《南齊書·幸臣傳》敘首，但李延壽在舊文前面增添了一段話，大意是說，古代賢明的君主對任用身邊親近的人都採取慎重的態度；可是自漢代以來，將近千年，卻常常出現皇帝身邊寵臣專權的現象，都是由於隨便任用這種寵臣為官所造成的，這是一個嚴重的歷史教訓。《北史·儒林傳》後論，首段據《魏書·儒林傳》後論，末段據《隋書·儒林傳》後論，中間一段出於李延壽之手；作者有感於北朝知識分子的遭遇，發表議論說，文武方面的人才總是存在的，發揮他們的作用是在於人，並不是當今的知識分子都特別愚笨，過去的知識分子都非常聰明，關鍵在於「用與不用，知與不知」罷了。這一段話，顯然是根據唐太宗的人才思想寫成的[64]。《北史·孝行傳》敘首，也是據《魏書·孝感傳》、《周書·孝義傳》和《隋書·孝義傳》的敘首舊文寫成的，但李延壽增寫了一段文字，強調「孝」的重要性，認為「孝」是一種高尚的道德，對於治理社會能起長遠的作用，在教育人、感化人方面也能產生深刻的影響。這就把史學家撰寫《孝行傳》的目的闡述得更清楚了。像上面這些補充和新撰的史論文字，不論從思想上看，從史書編撰上看，還是從總結歷史經驗上看，都各有一定的價值，因而是有意義的。不過，李延壽新撰的史論文字，也有一些是沒有什麼積極意義的，有的甚至是有消極作用的。如《南史·陳本紀·後主紀》後論中，作者引了一首所謂「梁末童謠」，而這首「童謠」竟然把梁、陳、隋三朝的興亡更迭這些後事都暗示出來了。這顯然是後人的杜撰。把這樣的無聊文字寫入史論，是很不嚴肅的，因而是不足取的。

  第四種情況是：李延壽在《南史》、《北史》史論中，既吸收了他同時代人對於歷史研究的新成果，也反映了他自己對於歷史的新見解。如《南齊書·高帝紀上》稱：齊高帝蕭道成是漢代蕭何的第二十四世孫，並說蕭望之[65]是其先祖。李延壽在《南史·齊本紀》中刪去這些說法，並在後論中指出：齊、梁的君主以蕭何、蕭望之為自己的遠祖，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近秘書監顏師古[66]博考經籍，註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而削去」。這表明了李延壽在學術上的敏感和進取精神。《南史·循吏傳》敘首是據《宋書·良吏傳》敘首改寫，但李延壽在文前增加了關於循吏作用的一段文字，說循吏的作用在於「政平訟理」，「道德齊禮」，「移風易俗」。《南史·儒林傳》敘首是根據《梁書·儒林傳》敘首改寫，作者也在文前增寫了一段話，強調儒者的作用。《南史·文學傳》敘首根據《梁書·文學傳》敘首寫成，文前增寫了有關文學的作用的一段文字，等等。李延壽在這些類傳敘首前增寫的一些文字，字數並不多，但卻把類傳的宗旨表述得更為明確，從而反映出作者對於歷史的新的理解。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北史·藝術傳》敘首的前一部分是作者根據《隋書·藝術傳》敘首改寫的，後一部分出於作者自撰。他自撰的這一部分，一方面是交代了北朝「自魏至隋，年移四代」以來的眾多的「藝術」[67]家的名單。另一方面，他著重指出：對於這些「藝術」家，「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北史》貫通數史為一史，但《藝術傳》所記人物又不同於其他類傳所記人物比較整齊劃一，確有「道苟不同，則其流異」，即專長不同，那麼流別也就不一樣。因此，李延壽沒有按照原書所記人物的時代順序依次撰述，而是採用了「以類區分」的體例，按天文、數術、醫方、伎巧等幾個方面分別撰次，從而更鮮明地反映出這個時期的「藝術」家之總體上的面貌。這體現了李延壽對改進歷史編撰的重視和在貫通方面的卓識。他把這樣的新見解寫到史論中去，對一般讀者、對歷史研究者，都是很有啟發的。

  從以上這幾種情況來看，一方面是「二史」史論襲用了「八書」史論的大部分舊文，這是它們的共性所在；另一方面是「二史」史論對「八書」史論也作了不少刪節、改寫、補充、重作，從而在某些問題上顯示出它們的異趣，反映了作者在歷史見解上的不同。前人曾指摘「二史」論「全是抄襲」[68]，這種說法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具體的分析，是不符合事實的。

  「二史」和「八書」的比較，不限於此，這裡所講的，只是幾個比較重要的。

  唐人和宋人的評價與研究

  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唐人關於《南史》、《北史》評價的記載，已是極少的了。

  第一個對《南史》、《北史》做出肯定評價的人，要推令狐德棻。如前面所介紹的那樣，他對李延壽撰《南史》、《北史》在工作上的支持，尤其是他親自為之審閱全部書稿，「乖失者亦為改正」，並協助李延壽將《南史》、《北史》獻給唐高宗。這些，不就是令狐德棻對《南史》、《北史》的最好的評價嗎！可惜的是，我們已經見不到他對這兩部書的具體評價的言論了。

  唐高宗對《南史》、《北史》也有很高的評價。《南史》、《北史》在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奏上，深得高宗讚許。據宋人編寫的《崇文總目》一書說：「《南史》、《北史》，唐高宗善其書，自為之序。敘今闕。」[69]由於這篇敘文的遺佚，我們也無法知道唐高宗是怎樣「善其書」的了。這是《南史》、《北史》在流傳過程中的一個損失。

  《南史》、《北史》問世後五十年，劉知幾在他的《史通》一書中對它們作了評價。不過，劉知幾的評價很簡單，而且僅限於史書體裁方面。他在《史通·六家》篇里講到「《史記》家」時，只是說到《南史》、《北史》也是屬於「《史記》之流也」。劉知幾對《史記》的一些批評，無疑也包含著對《南史》、《北史》的批評。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里甚至沒有提到《南史》和《北史》，說明劉知幾對它們是很不重視的。

  經過三四百年的流傳以後，《南史》、《北史》逐漸產生了影響。北宋時，人們對《南史》、《北史》的評價越來越具有確切的含義，而且也越來越高。在北宋史學家中，《新唐書》作者歐陽修和宋祁是最先明確肯定《南史》、《北史》的著名學者。他們在講到李延壽的《南史》、《北史》時說：「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70]在這裡，歐陽修、宋祁肯定了《南史》、《北史》兩個方面的優點：一是「頗有條理」，這是從歷史編撰上來說的；二是「刪落釀辭」，即刪削繁文冗辭，這是從文字表述來說的。也就是說，他們既肯定了「二史」對「八書」改撰的貢獻，又肯定了「二史」對「八書」的刪削之功。只就這兩個方面來說，他們認為「二史」已是「過本書遠甚」了。這個評價是很高的。不過歐陽修、宋祁說是因為當時的人見李延壽「年少位下」才「不甚稱其書」，卻並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李延壽一生中沒有做過高官，說他「位下」是對的；但《南史》、《北史》成書時，上距李延壽父親李大師去世，已有三十一年了，如果那時李延壽二十多歲，那麼《南史》、《北史》成書時他已經五十多歲了，怎麼能說是「年少」呢？至於時人「不甚稱其書」，主要還是由於他們對《南史》、《北史》不了解的緣故。

  大史學家司馬光對《南史》、《北史》也給予很高的評價。他曾經這樣講到他對《南史》、《北史》的認識過程：

  司馬光稱讚《南史》、《北史》是「近世佳史」，也是從兩個方面說的。一個方面，是說它們「敘事簡徑」，「無繁冗、蕪穢之辭」，這同歐陽修、宋祁說的「刪落釀辭」是一個意思。另一個方面，是認為李延壽可以與陳壽相比擬。在李延壽之前有很多史學家，司馬光為什麼偏以李延壽和陳壽相比擬呢？這裡有一個原因：陳壽的《三國志》撰寫了魏、蜀、吳三國歷史，是一個開創性的工作；李延壽以《南史》、《北史》總攬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史事，也是一個開創性工作。因為他們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所以司馬光才說「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陳壽歷來是被稱為有「良史之才」的史學家，司馬光以李延壽比擬陳壽，足見他對李延壽的評價之高。

  到了南宋，重視《南史》、《北史》的人更多，評論它們的學者也更多了。著名藏書家和目錄學家晁公武說：《南史》、《北史》「刪繁補闕，過本書遠甚，至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73]晃公武的評價大致同歐陽修、宋祁的評價相仿。不過這裡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南史》、《北史》的廣泛流傳，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學者止觀其書」，而「八書」倒不怎麼流行了。這個事實本身，也是對《南史》、《北史》的一種很好的評價。另一個著名藏書家和目錄學家陳振孫在介紹《南史》、《北史》時說：「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74]這說明他是完全贊同歐陽修、宋祁對《南史》、《北史》的評價的。

  南宋還有兩位學者對《南史》、《北史》的評價，也是不應忽略的。他們是史學家洪邁和思想家葉適。洪邁在講到歷代史書的時候說：「李大師、延壽父子悉取（八書）為《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75]。洪邁和晁公武的話，一再證明：南宋時期，「二史」在廣泛流傳上是「八書」所不可企及的。葉適在講到「二史」和「八書」的關係時說：「令狐德棻在武德初，便已建明修史，故貞觀中，晉及南、北諸書皆獲完具，而李延壽又自撰為集史，雖皆文字不足以望古人，而成敗有考，統紀不失，其補益於世多矣。」[76]葉適雖然把《南史》、《北史》視為「集史」，即「集」諸家之「史」為一史，但卻肯定了它們在勾畫歷史發展大勢方面的貢獻。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葉適是從《南史》、《北史》在宏觀方面反映歷史進程的這一特點來肯定它們的。他說的「補益於世」，好像並不限於史家和學者，而是從史書和社會的關係來說的。如果可以這樣理解的話，那麼，這位唯物思想家對《南史》、《北史》的評價倒是值得深思的。

  宋人對《南史》、《北史》的這些評論是值得重視的。因為：第一，《南史》、《北史》經過數百年的流傳，宋人是以冷靜的和比較的思索方式來考察它們的；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這種考察具有歷史檢驗的性質。第二，宋人的評論，多出於名家，非一般率爾之言可比。如歐陽修、宋祁和司馬光，都是寫出了皇皇巨著的史學家，他們的評價更有特殊的分量。歐陽修、宋祁在已經有了《舊唐書》的情況下，又寫出了《新唐書》；所以，他們於舊與新之間自有一番深刻的見解。司馬光在編纂南北朝《通鑑》時，於諸書比較之中提出「二史」優於「八書」的看法。此外，晁、陳、洪、葉諸家，也都是各有成就的學者。他們對《南史》、《北史》的評價，在當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對後世也有很大的影響。

  值得重視的是，今存《南北史續世說》一書，為南宋史學家李燾之子李垕後撰。[77]《南北史續世說》十卷四十七門，第一至第三十六門列目完全仿照南朝劉義慶《世說新語》，其餘十一門系作者自創。這是一部主要取材於「二史」的筆記小說集，它以文學的形式反映了南北朝時期的歷史、文化、風俗、人情。從這部書里，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看出「二史」所包含歷史資料的豐富性。

  此外，宋人關於《南史》、《北史》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把《南史》、《北史》放在諸史中一起研究；另一個方面，是對《南史》、《北史》作專門的研究。現在，我們還可以從《宋史·藝文志》中約略地看到有關這兩個方面研究的一些情況或痕跡。《宋史·藝文志》著錄：周護《十七史贊》三十卷，《名賢十七史榷論》一百零四卷[78]。還有呂祖謙《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錢端禮《諸史提要》十五卷，《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79]等，都是把《南史》、《北史》放在諸史中一起研究。因為宋人所謂「十七史」，是包含了《南史》和《北史》的[80]。另外還有洪邁《南史精語》六卷，孫玉汝《南北史練選》十八卷、《南史摭實韻句》三卷，《南史類要》二十卷（後二書不知作者）等[81]，則是從不同的側面和要求研究《南史》、《北史》之所得。這些著作雖然大多已經不存，但《南史》、《北史》在數百年的流傳中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

  明人和清人的研究與評價

  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人們對《南史》、《北史》的研究更細緻、更深入了。這些研究，按其性質來說，約略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抄錄和摘編，二是補撰和注釋，三是比較和考證。

  書影四 清同治刻本《南北史識小錄》

  明人李維楨撰的《南北史小識》十卷[82]、周詩雅撰的《南北史鈔》（無卷數），清人梁玉繩撰的《南史摘略》（稿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沈名蓀和朱昆田同編的《南北史識小錄》十六卷等，是第一種情況。有的是摘要史跡；有的則搜集「名語」、「異事情」供文人「漁獵」，於史學沒有多大意義。清人周嘉猷撰《南北史年表》一卷、《南北史帝王世系表》一卷、《南北史世系表》四卷，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刊行；金代蔡珪曾撰《南北史志》三十卷[83]，但這書在元代就失傳了，所以清人汪士鐸在道光、咸豐年間再次撰成《南北史補志》三十卷（今存二十七卷）[84]；近人徐崇於1930年撰成《補南北史藝文志》三卷，以及明末清初李清撰《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等，是第二種情況，即補撰和注釋。周嘉猷認為：南朝北朝之際，如果不作年表，就不知道某朝某時所處的社會環境，因而也就無從考察南、北之間的戰爭和交往的原因[85]。這是他撰《南北史年表》的出發點。而當時人也認為他的《南北史年表》稱得上是南北史的「綱領」，可以附在李延壽的《南史》、《北史》之後刊行[86]。周嘉猷的《南北史世系表》則是就《南史》、《北史》里所記載的門閥地主中「枝葉較繁，源流可溯」者為內容，以世系表的形式反映這些家庭的歷史[87]。《南北史補志》是汪士鐸參加注釋《南史》、《北史》時的產品，作者明確表明不改變《南史》、《北史》的體例來撰《補志》。所以《補志》於《天文》、《五行》等志不分南北、朝代外，於《地理志》則按宋、南齊、梁、陳、魏、北齊、北周、隋的順序編次；於《禮儀志》，也是在吉、凶、軍、賓、嘉每禮之下，略按宋、齊、梁、陳、魏、齊、周、隋的順序編次。徐崇的《補南北史藝文志》，是仿《隋書·經籍志》的體例撰寫，每著錄一書，則於注文首先註明《南史》、《北史》的出處，然後列舉八書作為參考，最後以《隋書·經籍志》作為互證，其目的是要達到與《南史》、《北史》紀傳相符、與《隋書·經籍志》相配，「內不失延壽之意旨，外不越延壽之法程」[88]，就是既要符合李延壽的撰述思想，又要符合《南史》、《北史》的體例。李清《南北史合注》是仿裴松之注《三國志》的體例，博採諸書，以注《南史》、《北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它「參訂異同，考訂極為精審」；不足的是，李清對《南史》、《北史》原文時有改動，以致他所注的南、北二史，既不可說是他本人所撰，又不能說是李延壽原作，這是李清不懂得撰與注在體例上的區別的緣故。屬於第三種情況即比較和考證的著作，大多是清人的著作，主要有趙翼的《陔余叢考》和《廿二史札記》，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李慈銘的《南史札記》和《北史札記》，以及張元濟和張森楷的《南·北史》校勘記稿本等。《陔余叢考》四十三卷，成書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其中有十一卷專論史學，論「二史」與「八書」的部分共四卷；《廿二史札記》三十六卷，成書於乾隆六十年（1795年），它是在《陔余叢考》論史學部分的基礎上擴充而成的，其中有七卷專論「二史」與「八書」。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小引》中說，他主要是就「正史」的紀、傳、表、志進行比較、校勘，以訂正、辯駁前史，同時對於古今社會風氣變化、政事更迭以及治亂興衰的原因也有所論及。《廿二史考異》一百卷，撰成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行於嘉慶元年（1796年），其中有六卷專論「二史」、十二卷專論「八書」。錢大昕在這書的序言中講到他著書的目的是：對於以往的史書，只有除去其可疑之處，才能更加堅信其可靠之處；只有指出它的缺點，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優點。他不贊成脫離客觀環境去苛求古人，「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主張「實事求是」地評價前人在史學上的得失。《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寫成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其中有十六卷專論「二史」、「八書」。王鳴盛在自序中說：對待前人歷史著作，「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對於書中所記史事，也不要「擅加與奪，以為褒貶」，目的在於搞清事實真相。至於何者可褒，何者可貶，應「聽之天下之公論」。以上這幾部書，雖然都不是專論《南史》、《北史》的著作，但它們本身都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而對《南史》、《北史》考訂、評論以及與「八書」的比較，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系統性，因而具有較大的影響。

  書影五 清光緒刻本《南北史補志》

  書影六 清光緒刻本《南北史補志》

  書影七 北平圖書館所印《南史札記》

  書影八 北平圖書館所印《北史札禮》

  從以上所列舉的這些著作來看，清人對《南史》、《北史》研究的方面之廣泛和所得之豐富，都大大超過前人，反映了他們對《南史》、《北史》的重視。

  在清人對《南史》、《北史》的評論中，以趙翼、錢大昕、王鳴盛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者的評價最有代表性。趙翼對「二史」與「八書」的關係之總的評價是：二史「刪去蕪詞，專敘實事，大概較原書事多而文省，洵稱良史」[89]。確認李延壽有良史之才，這是趙翼評價《南史》、《北史》的一個總的前提。當然，他對「二史」的評價，有肯定的地方，也有批評的地方。他對《南史》、《北史》的批評，往往是從得失兩個方面進行考察，如：他一方面指出「二史」刪節「八書」造成了一些「過求簡淨之失」[90]，但同時也認為李延壽作史「意存斟酌」，並不僅僅是以刪節為能事[91]。對於「二史」增補「八書」的一些材料，他一方面指出李延壽修史喜歡「博採異聞，資人談助」，因而把一些「瑣言碎事，無甚關係」的材料也寫入「二史」[92]；同時，他又在許多地方肯定了「二史」對「八書」所做的增補「多有關人之善惡、事之成敗」[93]，因而對史事是有關係的，對史書是有裨益的。

  錢大昕對《南史》、《北史》的研究和評價大多在於考證方面，但也提出了一些有關歷史編纂上的重要問題。一是批評李延壽「刪省舊文，往往未當」，以致出現一些「無根」之語[94]。二是批評李延壽「好采他書，而不察事理之有無」，以致所采材料「未可盡信」[95]。三是批評李延壽不熟悉南北朝的制度沿革，尤其是不熟悉南北朝的官制，以致「諸傳刪省，多未得要領」[96]。四是批評李延壽還存在拘泥於前人陳說的地方，如《南史·文學傳》中「宋世竟無一人，皆承襲舊史，無所增益」[97]，等等。這些批評基本都是列舉事實、講究分寸的，所以他的批評一般來說是比較中肯的。同時，錢大昕也肯定「二史」在一些地方比「八書」來得「明白」，「直筆」，「允當」[98]等。

  王鳴盛對《南史》、《北史》只有個別幾處肯定，而在總的評價上則持否定態度。他指摘李延壽說：「其書疵病百出，不可勝言。《新唐書》雲『頗有條理』，愚則謂其甚無條理；又雲『過本書遠甚』，則大謬不然。」[99]這就把《南史》、《北史》一概否定了，把前人肯定《南史》、《北史》的評價也一概否定了。王鳴盛對《南史》、《北史》的批評，不無正確之處。但是，如果以偏見代替批評，把批評變為誣罵，那麼這種「批評」當然就失去它應有的價值了。王鳴盛對李延壽及其《南史》、《北史》的許多指摘，就屬於這種情形。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南史》、《北史》的評價，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學者的看法，對後來以至現在都有很大的影響。其讚揚的方面是：（一）從史文繁簡上肯定它們「意存簡要」的特點；（二）在編次上肯定了李延壽的創造性的貢獻；（三）從歷史文獻上肯定了《南史》、《北史》保存了豐富史實、足資參校舊史的價值。其批評的方面是：（一）對八書的煩文冗詞刪削未盡；（二）體例上的不完全一致；（三）作者對《南史》、《北史》用力不均，致使它們之間出現了一些不協調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南史》、《北史》的評價，大多是符合實際的，但也有批評不當之外，近人余嘉錫曾提出駁難，這一點我在下面還要講到。

  清人對《南史》、《北史》的研究和評價，一方面進一步擴大了《南史》、《北史》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從廣泛的範圍內提出了許多問題，其中不少問題對於我們現在閱讀和研究《南史》、《北史》來說，還是有啟發和借鑑的作用的。當然，從清人對《南史》、《北史》的評價中，還可以看出，他們在歷史觀點和治學態度上也存在不少歧異之處。因為這是屬於另外一個範圍的問題，這裡就不詳細闡述了；但由於這個問題跟清人對《南史》、《北史》的評價有直接的關係，因此也是值得注意的。

  近人的看法

  這裡說的近人的看法，主要是指20世紀上半葉的一些學者對《南史》、《北史》的看法。

  近代以來，對《南史》、《北史》作專門考證和專門研究的著作雖然少見、但涉及對「二史」的評價的著作還是不少的。這裡只就梁啓超、余嘉錫、金毓黻等人對《南史》、《北史》的看法作些介紹，以此或可窺見《南史》、《北史》在近代學術界的影響。

  梁啓超在講到《二十四史》的優劣時，提出了一個應當注意的「明顯之分野」，即「私撰」和「官撰」的區別。他認為：唐以前的史書都屬於私撰而成於一人之手，唐以後的史書都出於官撰而成於多人之手。例如，最有名的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四史（指《史記》、《漢書》、《三國志》、《後漢書》），都出於私撰。即便是沈約、蕭子顯、魏收等，雖然身為史官，奉旨編撰，但他們的書大部分也是獨立完成的。自唐太宗貞觀初年設館修史後，直至清初修撰《明史》，大多是官撰、合撰之史，存在很多流弊；其間，只有李延壽的《南史》、《北史》和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例外[100]。從梁啓超的上述看法中，可以合乎邏輯地得到一個結論：《南史》、《北史》屬於私撰之史，因而流弊較少，是比較優秀的歷史著作。可見，梁啓超對《南史》、《北史》有較高的評價。

  余嘉錫在他的名著《四庫提要辨證》一書中，對《南史》、《北史》作了很有說服力的辨析。他針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南史》、《北史》不當以「家傳之體」「施於國史」的論點，指出：《南史》、《北史》同《史記》一樣，「上下通達為體」，因此，凡同在一書中的人物，自可隨意分合。在《史記》中，戰國的屈原和漢代的賈誼可以同傳，春秋的曹沫和戰國的荊軻也以同傳，那麼為什麼在《南史》、《北史》中，子孫就不能附在先祖之後呢？再說，宋、齊、梁、陳、魏、齊、周、隋等皇朝大多存在時間不長，一個人甚至可以經歷幾個朝代，所以有的歷史人物雖然死於南齊，而他的傳記卻編進了《宋書》，有的人事跡雖然在北魏，但他的傳記卻寫入了《北齊書》，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還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風俗，都以門閥相標榜，一門之中，往往人人有傳；國可以有興有亡，而家族卻一直在發展。李延壽為少數高門大姓作家傳，這對於當時國家的興亡，譜牒的發展，學術的淵源，以及門閥和寒族的鬥爭，都可一覽無遺，這又有什麼不好呢？！[101]余嘉錫還引用錢大昕、孫志祖、李慈銘三人在這個問題上的論點，進而證成己說。余嘉錫以《南史》、《北史》斷限問題即李延壽採用家傳的形式問題進行辯駁，這是抓住了有關評價《南史》、《北史》的一個關鍵問題。而他在對《南史》、《北史》給予肯定的評價方面，既不完全追隨宋人的看法，又駁斥了清人王鳴盛提出的論點，顯示了他的卓識。此外，關於《南史》、《北史》中有所謂一人兩傳的問題，也是不少論家批評二史的問題之一。余嘉錫引證孫志祖《讀書脞錄》續編卷三上的看法，認為：在李延壽本人來說，並不是為一人作兩傳，也不是如《提要》所說的作者「專意《北史》，無暇追刪《南史》」而造成的。所謂「一人兩傳」，是由於有的歷史人物本是南朝之子而為北朝之臣的緣故，有的人雖在《南史》中本無專傳，但卻不可不涉及他；而《南史》、《北史》當時並沒有編寫目錄，後人在給它們編寫目錄時，不察作者本意，目錄上便反映出「一人兩傳」。這實際上是一種誤解，與李延壽本意無涉。這個問題雖不如前一個問題重要，但對了解《南史》、《北史》的體例以及評價它們的得失，也是不可忽略的。總的來看，余嘉錫認為《南史》、《北史》是深得《史記》家法的著作，而他充分肯定《南吏》、《北史》的家傳體例具有社會歷史價值的論點，是尤其可貴的。

  金毓黻肯定了司馬光、趙翼、梁啓超等對「二史」的評價，也肯定了「二史」在流傳中的影響和作用[102]。

  簡短的結論

  現在，我們來對上面所說的這些關於《南史》、《北史》的評論作一個概括。

  從唐宋開始，尤其是自宋代以後，《南史》、《北史》受到歷代史學家和其他學者的重視以及對它們進行研究和評論之多，在《史記》、《漢書》以外，於「正史」是很突出的。而大多數研究者和評論者雖然差不多都指出《南史》、《北史》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和不足之處，但是他們也都充分肯定《南史》、《北史》的成功之處，充分肯定它們對於研究南北朝時期的歷史、研究中國史學史的重要價值。我想，從前面所做的那些闡述來看，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大致是不錯的。

  從歷史上看，關於《南史》、《北史》的研究和評論，有一個趨向是值得我們注意和玩味的。那就是：自兩宋至近代，人們對《南史》、《北史》的研究和評論是一步比一步深入的。如果說，宋人的評論，主要是從「二史」總的方面著眼的話，那麼，清代學者對「二史」的研究和評論則更多地著眼於它們的各個部分。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宋人大多是從宏觀方面來評價《南史》和《北史》，所以他們能夠敏銳地、機智地、同時也是明確地把握住「二史」和「八書」的區別，把握住「二史」的特點和優點。這是很難得的，因為這需要史學家有相當的器局和識見。而清代學者較多的是從具體方面對《南史》、《北史》進行研究、考訂並以其與「八書」作種種的比較。這個工作也非常必要，而且也很不容易做，因為這需要有紮實的功夫和嚴謹的治學精神。當然，在清代學者中，能於考據性的研究中提出一定歷史見解的學者也是有的。梁啓超評論趙翼不同於錢大昕、王鳴盛二人說：《廿二史札記》雖然跟錢大昕、王鳴盛的著作齊名，但它們在性質上卻有所不同。錢、王二人做的是狹義的考證，趙翼則教給我們從史料的排比中抽象出問題來。《廿二史札記》就很善於這樣做[103]。梁啓超對趙翼及其《廿二史札記》的評論，是有道理的。趙翼對《南史》、《北史》的評論，就不全是就事論事，也不是局限於個別問題的考證，而往往帶有從總體上提出問題、分析問題性質。宋人和清人的這兩個方面的研究成果，使人們對《南史》、《北史》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近人對《南史》、《北史》的評論便帶有總結的性質。從表面上看，近人對《南史》、《北史》的評論，好像是回到了宋人對《南史》、《北史》的評論的基調上去了。其實不然。這是因為：在近人的評論中，一是吸收了清人的研究成果，其立論自然具有更深厚的基礎；一是包含了對清人某些論點的辨析和駁難，因而具有更加令人信服的力量。

  根據我們今天對《南史》、《北史》的考察和認識，結合前人對《南史》、《北史》的研究和評價，應該怎樣看待《南史》、《北史》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呢？我以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從歷史思想上看，應當肯定《南史》、《北史》注重南北統一的著述宗旨。中國歷史自秦統一以後，曾經出現過幾次分裂。但分裂的結果，卻又形成了更大規模的，建立在更深厚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民族關係基礎上的新的統一。一方面，由於歷史學的階級性和反映客觀歷史的現實性所致；另一方面，由於史學家所處的歷史條件所致，所以在歷史上的分裂時期，中國史學上曾經出現了一些適合於各個分裂政權所需要的歷史著作。南北朝時期產生的《宋書》、《南齊書》、《魏書》就是這樣的歷史著作。由於傳統觀念的影響和一家一姓的皇朝史格局的束縛，即使是唐初修成的梁、陳、齊、周、隋「五代史」，除《隋書》而外，其他各史也或多或少帶有上面所說的那種局限性。應當承認，這些歷史著作在記述和總結某個封建皇朝的歷史方面，甚至在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風尚方面，以及在發展中國史學家重視修史的優良傳統方面，是起了積極作用的，因而在中國史學上都占有恰當的位置。但是，這些歷史著作也帶來一些消極的歷史影響。這種消極影響在新的條件下甚至會成為歷史前進的不利因素。因此，在新的統一的歷史條件下，用「天下一家」的思想重新撰述分裂時期的歷史，這不僅是當時政治上的需要，而且對整個國家和民族在精神財富的建設與積累方面具有積極的意義。所以，我們對李大師、李延壽父子重視統一的歷史思想與著述宗旨，應當給予較高的評價。當然，從我們今天的認識水平來看，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自然比前人更深了一步。這是因為，我們從以往全部歷史經驗中深刻地認識到，國家的統一和各民族之間關係的和好，對於歷史的進步極為重要。同時，由於我們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因而能夠科學地說明南北朝時期的歷史在中國歷史上所處的地位，說明它對後來隋唐大統一的歷史局面的形成有什麼影響。惟其如此，我們今天肯定李大師、李延壽父子重視統一的著述思想，就有了不同於前人的新的含義。

  第二，從歷史編撰上看，應當肯定《南史》、《北史》繼承了《史記》所開創的中國史學上的通史家風。之所以這樣認為，一是因為它們分別通四代與六代之史為一史，二是因為它們在編撰上採用了《史記》的通史體例。所謂採用通史編撰體例，是指它們在內部各部分的結構上，是按照通史的要求來處理；同時，對人物列傳的編次則表現了家傳的特色，而不受朝代斷限的束縛。如果作者沒有撰述通史的見識和格局，那麼，《南史》、《北史》是不會被寫出來的；或者即便寫出來了，但卻不是現在這樣的面貌。李延壽採用《史記》的體裁和體例撰寫《南史》、《北史》，這跟他繼承李大師的著述思想是一致的，或者說這正是李氏父子重視統一的著述思想在歷史編撰上的反映。

  第三，從文字表述上看，應當肯定《南史》、《北史》簡捷扼要的敘事方法。在這個問題上，不論是讚揚的人，還是批評的人，都不能不從「二史」和「八書」的比較中作出判斷。但這種判斷卻得到了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一種意見是肯定《南史》、《北史》簡捷扼要的敘事方法；另一種意見是否定李延壽刪削「八書」之功，並對此提出激烈的抨擊。正確的看法應當是：李延壽刪削「八書」，確有不當和失誤之處，已如前面所述，我們不必為其諱言和辯解。但李延壽刪削「八書」，在很大程度上進行了再製作的《南史》、《北史》，比之於原作，不僅在篇幅上大為壓縮，在史事上更加連貫，在文字上簡潔易讀，而且在史料上也有所增益。李延壽在這方面的功績，是不能抹殺的，是應當受到肯定和讚揚的。他「敘事簡徑」的長處，就是在今天也還是值得繼承和發揚的。

  第四，從流傳和影響上看，應當肯定《南史》、《北史》對傳播南北朝時期歷史知識的積極作用，以及對後人研究南北朝史、研究中國古代史學發揮的積極作用。趙翼指出：「八書」雖然成書於南北朝及唐初，但在雕版印刷推廣之前，「八書」並沒有廣泛流傳；「惟《南史》、《北史》卷帙稍簡，抄寫易成，故天下多有其書」，所以世人了解南北朝史，注要是靠著讀《南史》、《北史》[104]。這說明在北宋以前，《南史》、《北史》在流傳上和影響上都超過了「八書」。關於這一點，上文已經引證了一些宋人的說法，可以證明趙翼的論點是不錯的。關於《南史》、《北史》對後人研究歷史、研究史學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可以從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和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在不少地方採用《南史》、《北史》的說法而窺其一斑。如在《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九至卷一百二十三（即從宋武帝永初元年至宋文帝元嘉十八年）中，《資治通鑑考異》採用「二史」之說的地方，至少不下五處；《資治通鑑音注》採用「二史」之說的地方，則在十二處以上，這裡還不包括「二史」與「八書」相異、因而二說並存的情況。一部史書的價值，不能僅僅從流傳和影響去判定；但是，流傳和影響的廣泛與否，應當是人們檢驗它的社會價值的尺度之一。

  總之，《南史》、《北史》以重視統一的歷史思想、通史編撰的體例、簡捷扼要的敘事方法和廣泛流傳的社會影響，在《二十四史》中具有自己的特色。在中國史學上具有其不可低估的地位。

  我們肯定《南史》、《北史》的歷史地位，並不是要掩蓋它們的缺點和不足，或者為它們的缺點和不足作辯護。我們對待一切史學遺產，都應該「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105]。李延壽的《南史》、《北史》，既有精華，也有糟粕。它們在歌頌帝王將相方面，在誣衊人民起義方面，在宣揚祥瑞災異、神怪荒誕之說方面，散布了許多封建主義思想和唯心主義歷史觀點，這都是糟粕，都是應當予以剔除的。這是閱讀和研究《南史》、《北史》時，不能不注意到的。

  我們肯定《南史》、《北史》的歷史地位，也不是說可以以「二史」去代替「八書」，或者說「八書」遠不如「二史」。在「二史」和「八書」之關係的問題上，我們應當抱著正確的態度和認識。依我的膚淺理解，這種態度和認識是：（一）對於「二史"和「八書」撰述的歷史條件的不同，對於它們的作者在歷史思想上的異趣，以及它們在材料運用上和表述形式上的區別，我們要做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二）「二史」和「八書」在反映南北朝時期歷史面貌方面，在保存和傳播這一時期的歷史知識方面，各自都有貢獻，都有應當受到重視的理由和根據，我們不應在它們之間進行抑揚和褒貶。（三）我們閱讀和研究「二史」、「八書」，對它們作各方面的比較，目的在於認真地總結和科學地說明它們的特點和優點，以便更好地認識它們，應用它們，讓它們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馬克思主義史學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