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延壽撰《南史》和《北史》

  「始末修撰，一十六年」

  李大師撰寫南北朝史的著述之志，因未曾實現而引為「沒齒之恨」。這在李延壽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為此，他總感到很不平靜。從一定的意義上說，他後來的史學事業，就是從這裡萌發的。因為像他這樣一個有才華、有抱負的史學家，是不能不考慮到繼承父親遺志，完成先人未竟的事業的。如他所說：「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14]。這話，雖然說得簡單，但分量卻非常重。這就是說，他決心接過父親沒有做完的事情，甚至可以說只是剛剛開始做的事情，繼續做下去，直到取得成功。否則，就談不到什麼「追終先志」了。可見，這兩句話，真是一字千鈞啊！

  本章節來源於𝖇𝖆𝖓𝖝𝖎𝖆𝖇𝖆.𝖈𝖔𝖒

  李延壽撰《南史》和《北史》，經歷了漫長而艱苦的過程。據我看，這個過程大致有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到貞觀五年（631年）。這期間，李延壽參加了修撰《隋書》的工作；與此同時，梁、陳、齊、周諸史的修撰工作都在進行，皇家史館集中了有關這些方面的許多歷史資料。李延壽利用這個極好的機會，在修撰《隋書》的同時，特別留心於那些他未曾見到過的「齊、梁、陳、周、隋五代舊事」的資料，並「晝夜抄錄之」。李延壽如饑似渴地收集這方面的歷史資料，有一個直接的原因：他父親當年準備撰寫南北朝史的時候，所能見到的，只有宋、齊、梁、魏四朝的歷史資料，「自余竟無所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撰述工作的進行。現在，李延壽得以參加修撰「五代史」，能夠見到許多新的資料，對於這樣一個極其有利的條件，他怎麼會輕易放過呢？於是就廢寢忘食地閱讀和抄錄。然而，正在這時，李延壽的母親去世了，他不得不離開史館，中輟了閱讀和抄錄史料的工作。

  第二個階段，大約從貞觀八年（634年）至貞觀十五年（641年）。李廷壽守孝三年期滿之後，在蜀中做官。這期間，他在公事之餘，「以所得者編次之」，對前幾年他所收集到的一些史料按一定的次序進行編排。這時，雖然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已在貞觀十年（636年）修撰完成，但李延壽遠在四川，不可能讀到皇家圖書館的這些剛剛撰成的藏書。李延壽撰寫《南史》和《北史》所需要的歷史資料還缺得很多，他還需要繼續做收集資料的工作。

  第三個階段，從貞觀十五年（641年）到貞觀十七年（643年）。李延壽調回京城長安任太子屬官。由於令狐德棻的推薦，李延壽再次進入史館。這一次，他把撰寫南北朝史工作的重點放在勘究宋、齊和北魏三朝歷史中他所不甚了解的一些史料上。

  以上三個階段共十四五年時間，李延壽一面參加史館修撰工作，一面收集、勘究資料，為撰寫南北朝史做準備。

  第四個階段，從唐太宗貞觀十七年（643年）到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這是最後一個階段，前後用去十六年時間。在這個階段，李延壽一方面繼續積累資料，一方面正式開始撰寫南北朝史的工作。這時，由於褚遂良奉詔修撰《五代史志》，李延壽也參加了這項工作。這樣，修撰《五代史志》和撰寫南北朝史這兩件事，就統一起來了。李延壽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廣泛地閱讀了史館有關的藏書。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遍得披尋」。他的視野更加開闊了。史館撰述之餘，他就親自抄寫南朝的宋、齊、梁、陳和北朝的魏、齊、周、隋八代史。這樣做，當然需要有頑強的毅力，也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但這在當時，卻是他唯一能夠採取的做法。因為當時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修成不久，外間尚未流傳，無法請人抄寫；再者，李延壽「家素貧罄」，並不富裕，也無力僱人幫他抄寫已經流傳的有關史料。正如他自己後來所說：「私為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15]。他的勤奮、刻苦是可以想見的。

  在具體撰述工作上，李延壽撰《南史》和《北史》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抄錄」南、北八史。這一點，比起他父親李大師時，已經有了很方便的條件了。在李大師那時，一是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尚未修撰，客觀上還不可能給他提供比較系統的歷史資料。二是唐代史館始建於貞觀三年（629年），李大師沒有可能像李延壽那樣長期在史館工作，從而能夠接觸到比私家藏書豐富得多的歷史文獻以及史館修史的最新成果。在這兩個方面，他們父子二人所處的客觀條件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第二個步驟，是「連綴」。李延壽把宋、齊、梁、陳和魏、齊、周、隋八朝歷史，分別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因此，他對於《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和《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所敘史事，要根據整體的要求分別把它們「連綴」即貫串起來。然而，這種貫串不是簡單地排比就可以做到的，它需要對許多史事進行改寫，重新編次。在「連綴」過程中，李延壽對南、北八史舊文的做法是：「其煩冗者，即削去之」，「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即刪去其中煩文冗詞，而對於那些寫得比較妥當的地方就直接採用不再改動了。這也就是他說的「除其冗長，捃其菁華」的原則。

  第三步驟，是補充史實，擴大記載範圍。李延壽撰寫南北朝史，在歷史文獻上，他主要依據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正史」。但是，他並不受此限制，在八代「正史」之外，他還參考各種「雜史」一千多卷，凡「正史"上所沒有記載的史料，也儘量予以吸收，這就是他說的「鳩聚遺逸，以廣異聞」。這是在內容上或材料上對南、北八史的補充。他這樣做，在當時也是具備了客觀條件的。唐皇朝初建立時，由於隋末動亂，歷史文獻散失很多。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採納令狐德棻的建議，以重價徵購天下遺書，又增置許多專門從事抄寫工作的人手。於是，幾年之內，各種文獻都搜集得頗具規模。這對李延壽「鳩集遺逸」無疑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從這裡可以看出，統一的和安定的政治環境，對於史學家的撰述工作是多麼重要。

  在編撰過程中，這三個步驟當然不是截然分開的，也是不可能截然分開的。但是，對這三個步驟作一些介紹和分析，卻可以使我們對李延壽撰述南北朝史的具體做法以及他所撰史書的內容有個大致的和明確的認識。

  經過以上四個階段、三個步驟，李延壽終於撰成了兩部歷史巨著《南史》和《北史》。對這兩部書的撰成，他自己說是「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又說「私為抄錄，一十六年」。這裡說的十六年，從他成書時間上推來計算，他是把貞觀十七年（643年）參加修撰《五代史志》這一年，作為正式開始撰寫《南史》和《北史》的時間的。這就是我在上面所說的李延壽撰述過程的第四個階段。如果把這以前的準備工作所花費的時間也算上去，那就是整整三十年的工夫了。

  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李延壽以十分激動的心情，把《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謄清、校勘完畢，並陸續獻給了唐高宗。至此，李延壽實現了他父親李大師的遺志，同時也在中國史學史上建立起一座新的豐碑。

  簡要而貫通的南北朝史

  在我國史學上，專記南北朝時期歷史的史書，流傳到今天的共有十部。這就是上面已經說的南、北八代「正史」，再就是李延壽撰的《南史》和《北史》。南、北八史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都是專記南北朝時期某一個皇朝的歷史的史書。如《宋書》主要記南朝宋五十九年（420—479年）間的史事，《南齊書》主要記南朝齊二十三年（479—502年）間的史事，《梁書》主要記南朝梁五十六年（502—557年）間的史事，《陳書》主要記南朝陳三十三年（557—589年）間的史事；同樣，《魏書》主要記北魏及東魏一百六十三年（386—549年）間的史事[16]，《北齊書》主要記北齊二十七年（550—577年）間的史事，《周書》主要記西魏和北周四十六年（535—581年）間的史事[17]，《隋書》記隋朝三十八年（581—618年）間的史事。這裡，只有《隋書》是一個例外。因為《隋書》所記隋朝三十八年史事，只有九年時間屬於北朝，其餘近三十年時間則是統一的隋皇朝的歷史，亦即當時全國的歷史。因此，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不應把《隋書》看作是北朝史之一。我在這裡仍然把它列為北朝四史之一，一是照顧到自唐至清人們的傳統說法；二是考慮到李延壽所撰《北史》包括了隋朝歷史，如果把《隋書》剔除出去，於論述上會有許多不便之處。不過，《隋書》不應視為北朝史，這是應當明確的。

  書影一 元大德刻本《南史》、《北史》序文及《南史》目錄

  從以上諸書所記各朝史事來看，南朝四史的斷限，依次銜接，歷史發展的脈絡大致還看得清楚。至於北朝四史，主要是《魏書》《北齊書》和《周書》所記北魏、東魏、北齊、西魏和北周五個皇朝的歷史，由於北魏的分裂和東、西魏的對峙以及北齊、北周的並存，北朝的歷史發展脈絡比南朝複雜得多；又由於封建正統觀念的支配和影響，有的史家以東魏為正統，有的史家則以西魏為正統，以致造成史書的內容和史書的斷限同歷史發展的實際狀況有很大的出入。鑑於這種情況，怎樣把南朝宋、齊、梁、陳四代的歷史貫串起來，固然需要史學家的思考和能力，而怎樣把北朝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六個皇朝的歷史貫串起來，那就更需要史學家的見識和氣度了。

  在李大師提出「編年以備南北」的設想以前，有沒有史學家提出把南朝歷史和北朝歷史分別貫串起來寫成史書呢？沒有。李大師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人，而李延壽則是首先實現這個歷史撰述思想的史學家，當然，《南史》和《北史》也就成為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分別把南朝各代歷史與北朝各代歷史貫串起來的史學著作。

  那麼，李延壽在《南史》和《北史》的撰述上是怎樣做這個貫串工作的呢？概言之，就是：把南朝四史的本紀部分和北朝四史的本紀部分，分別按時間順序「連綴」起來，對於同時並存的皇朝的歷史也採用相同的做法，並把它編入適當的位置；人物列傳，也大致按照皇朝順序進行編次。具體地說，就是李延壽在《北史·序傳》中所講的：

  起魏登國元年（386年，引者注，下同），盡隋義寧二年（618年），凡三代（北魏-西魏、北周、隋三代）二百四十四年行事，[18]兼自東魏天平元年（534年）盡（北）齊隆化二年（577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420年），盡陳禎明三年（589年），四代（宋、齊、梁、陳四代）一百七十年，為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19]，合為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20]

  這樣，《南史》就貫串了南朝宋、齊、梁、陳四代的歷史，《北史》就貫串了北魏及西魏、東魏及北齊、北周、隋四代的歷史。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似乎是極平常的。但在當時的歷史編撰上要做到這一點，是需要史學家具有對歷史的深刻見識和對史書編著的宏大氣度的。

  李延壽實現了他父親的撰寫南北朝史的遺志，在總的方面也都反映了李大師的著述計劃。但在對待李大師打算模仿《吳越春秋》，以編年體來撰寫南北朝史這一點上，李延壽是作了修正的。他根據自己的見解和紀傳體史書在當時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這種實際情況，毅然改用紀傳體撰寫《南史》和《北史》。用他的話說，這是「以擬司馬遷《史記》」。我們是否可以認為，他的這句話，不僅包含了《南史》和《北史》在體裁上以《史記》的紀傳體為楷模，也包含了李延壽對司馬遷的仰慕之心。

  《南史》和《北史》不僅在貫串南朝史和北朝史方面，同南、北八史有顯著的區別，而且在篇幅上也比南、北八史大為減少。可以認為，《南史》和《北史》不僅是貫串南北朝史的歷史著作，而且是敘事簡要的歷史著作。

  南、北史共五百六十六卷，而且大多存在煩文冗詞，這在讀者的閱讀上和它們的流傳上都很不便。上面講到，針對這種情況，李延壽「連綴」八史舊文時，遵循他自己提出的「除其冗長，捃其菁華」的原則，對八史進行許多刪削，尤以詔書和表文被刪去最多，而於史事部分則儘量保留。因此，李延壽的《南史》和《北史》在卷帙上只占南、北八史總卷數的三分之一左右，文字上也只占南、北八史的三分之一左右。再者，《南史》和《北史》不含書志部分。這樣，《南史》和《北史》在敘事方面就比南、北八史簡要得多。這一長處，一再受到後人的好評。

  總結以上兩個方面，可以說，《南史》和《北史》是一部簡要而貫通的南北朝史。《南史》和《北史》是兩部書，它們分別記述南朝史和北朝史，這是很顯然的事情。那麼，這裡為什麼又說它們是「一部」書呢？這是從《南史》和《北史》的內在聯繫來說的。關於這一點，我在下面講《南史》和《北史》在編撰上的特點時，還要作詳細的說明。

  令狐德棻和《南史》、《北史》

  任何一個史學家的史學活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都不能離開他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而產生、存在。李延壽能夠撰成《南史》和《北史》這樣的巨著，除了他主觀上的種種原因和勤奮努力之外，還有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為他提供的許多有利的客觀條件。在這些客觀條件中，比較重要的是：（一）統一的政治局面對史學工作的影響；（二）南北朝至唐初時期一系列史學成果可以作為直接的借鑑；（三）李大師的著述之志和草創之功對他的影響與啟示；（四）同時代的史學家的幫助和支持。我在上面的有關敘述中，大致已經涉及前三個方面的客觀條件對李延壽撰述《南史》和《北史》所起的作用。這裡，我想再講一講同時代的史學家對李延壽撰述《南史》、《北史》的幫助和支持。

  李延壽在參加修撰《隋書》、《五代史志》、《晉書》和唐初國史的過程中，和當時一些很有影響的政治家、史學家、經學家、文章家、科學家共事，受到他們的啟迪、薰陶和幫助一定是多方面的。然而，對李延壽撰寫《南史》和《北史》幫助最多、支持最有力的，則是史學家令狐德棻。以至我有這樣一個看法：《南史》和《北史》得以問世並流傳至今，是跟令狐德棻的努力分不開的。

  令狐德棻（583—666年）是宜州華原（今屬陝西省）人，出身於士族[21]家庭。唐皇朝剛建立時，他就擔任了史職。從這以後，近五十年中，他對唐初史學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的許多工作都帶有開創的性質。因此可以認為，令狐德棻是唐代史學的奠基者。如：唐高祖武德年間，當戰爭尚在進行、全國尚未安定的時候，他就提出徵購和整理天下遺書和修撰魏、齊、周、隋、梁、陳六代史的建議，顯示了他的遠見卓識。唐太宗時，他主編《周書》，同時負責梁、陳、齊、隋四史的修撰方面的指導工作；他參與重修《晉書》，被當時同修者「推為首」，並在制訂《晉書》體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後來，在唐高宗時期，他還主持過《五代史志》的修撰工作，參與修撰《貞觀實錄》，武德、貞觀二朝國史以及《高宗實錄》等。在近半個世紀中，「國家凡有修撰，無不參預」，他一直享有很高的聲望。《舊唐書》作者稱讚他為人正派而有器量，對事物的看法不偏激；著述前朝歷史，修撰新的禮制，為的是使國家的良好風氣得到廣泛傳播；分析治和亂的道理，討論「王道」和「霸道」的得失，都是帝王統治之術的重要參考[22]。這是對令狐德棻一生的為人和學識的評價。令狐德棻有兩句詩，「放曠山水情，留連文酒趣」[23]，多少反映了他作為一個史學家的豁達的情懷和他對撰述工作、對同事的熱誠。

  從貞觀三年（629年）修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起，至顯慶四年（659年）李延壽撰成《南史》和《北史》止，令狐德棻和李延壽在三十年中幾度共事，幾度合作，他們之間是相互了解和彼此信賴的。當李延壽撰成《南史》和《北史》時，正值令狐德棻擔任監國史[24]之職。李延壽首先把《南史》八十卷謄寫完畢，送呈令狐德棻審閱。令狐德棻從頭至尾讀完了《南史》，並對一些謬誤之處作了改正，同時同意李延壽把他的著作上報唐高宗。接著，李延壽又把《北史》一百卷謄寫完畢，又送呈令狐德棻，令狐德棻如同對待《南史》一樣，審閱、訂正了《北史》。最後，李延壽在令狐德棻的支持下，以《南史》、《北史》普遍徵求宰相們的意見，並取得了他們的贊同，這才正式向唐高宗上表獻書[25]。

  從以上這些事實來看，說明令狐德棻對李延壽撰寫《南史》和《北史》的支持不僅是真誠的，而且是有力的。這種支持，也反映出令狐德棻容納人才和珍視他人撰述成果的雅量。這件事，在令狐德棻一生的史學事業中，好像並不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但它對於李延壽一生的事業卻至為重要。我們應當公正地看到：李延壽能夠遇見這樣一位在史學事業上的支持者，不能不說是他一生中最幸運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