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和《北史》

  一 時代和作者

  從「索虜」和「島夷」的稱謂說起

  《二十四史》中的《南史》和《北史》，是唐初史學家李延壽撰寫的；李延壽的父親李大師是這一撰寫工作的倡導者。

  史學是歷史的產物。大師、延壽父子的史學事業，是南北朝至唐初歷史發展的產物之一。

  在介紹《南史》、《北史》之前，有必要先說說時代和作者。

  南北朝，這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分裂的時期。

  南朝，按照一般的說法，是從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取代東晉開始，迄於陳後主禎明三年（589年），陳亡於隋，歷宋、齊、梁、陳四朝，共一百七十年歷史。

  北朝，按照一般的說法，自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統一北方起，至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隋滅陳、統一全國止，歷經北魏、東魏與西魏、北齊與北周等朝及隋朝初年，共一百五十一年歷史。

  從政治上看，南北朝時期，南朝和北朝都自稱「中國」，都以正統自居。如南朝人在講到南齊皇朝的王肅投奔北魏並為北魏改革政治機構和職官制度時，說北魏的這一做法「皆如中國」[1]。又如，東魏孝靜帝武定六年（548年），東魏將領侯景叛魏降梁，於是東魏與梁發生戰爭。東魏大將慕容紹宗派人作檄文送到梁朝，說現在天下「共仰中國之聖，同欣大道之行」[2]。可見東魏也自稱「中國」。南北朝時期，這種南、北各自都稱「中國」的事例是很多的。

  從民族關係上看，從三國、兩晉到南北朝，民族間的矛盾、鬥爭是很激烈的，而民族間融合的趨勢也在迅速發展。北魏馮太后、孝文帝實行的改革，就是北方各族大融合的最壯麗的一幕。但是，由於北魏、東魏、西魏都是鮮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權，北齊是鮮卑化的漢人建立的政權，北周是鮮卑族宇文部建立的政權，它們同南朝的宋、齊、梁、陳都是漢族地主建立的政權畢竟有所不同。這種不同，伴隨著南朝、北朝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對峙而時隱時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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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來看，民族融合的潮流，政治統一的潮流，是這個時期的任何力量都扼制不住的。但是，這個趨勢的發展同任何巨大的歷史進步一樣，不能不經歷劇烈的陣痛。南北朝時期，或者是南朝北伐，或者是北朝南征，常常發生戰爭。由於南朝和北朝長時期地保持著一種均勢，同時也由於南、北統治集團自身的矛盾和腐朽，這些戰爭並沒有在短時期內造成政治統一的局面；相反，這些戰爭加深了人民的苦難，迫使人民不斷地舉行起義。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南北朝時期的這種社會現實，當然要反映到當時人們的思想、文化中來。這種反映在當時史學上的一個突出表現，是「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為（謂）南為『島夷』」[3]。這就是說，南朝和北朝的史學家在他們各自撰寫的有關本朝或前朝歷史的書中，都以輕侮的稱謂稱呼對方，以表達「互相排黜」的敵對情緒。

  為什麼「索虜」和「島夷」都是一種貶稱，即包含排斥和蔑視的意思呢？原來，北韓卑族人本是「辮髮」，即編發為辮，形同繩索，所以稱作「索頭」。至於「虜」，早在秦漢時就是用來對人的一種輕蔑的稱呼。劉邦曾經罵婁敬是「齊虜」。一次，劉邦被敵人用暗箭射中胸部，他卻以手撫足，詭稱：「虜中吾指」。南朝人把「索」和「虜」合起來，作為對北朝人的貶稱。「島夷」本是指島中所居之人，不含什麼貶義在內。後來，「蠻」、「夷」逐漸變成中原人對少數民族的貶稱，所以「島夷」也就成了一種輕蔑的稱呼了。

  南北朝時期史學家撰寫的這一時期的皇朝史，流傳至今的有三部書。一部書是南朝梁人沈約（441—513年）撰寫的《宋書》。《宋書》稱北朝為「索虜」，並專寫了《索虜傳》。《索虜傳》第一句話就是「索頭虜姓托跋氏」，全傳記述了鮮卑族拓跋部自西晉初年至南朝宋末泰豫元年（472年）間的歷史及宋、魏關係。另一部書是南朝梁人蕭子顯（489—537年）所撰的《南齊書》（當時稱《齊書》）。《南齊書》中《魏虜傳》，敘述了鮮卑族跋部的歷史及北魏與宋、齊的關係，稱北魏為「魏虜」、「索頭」、「虜」等。還有一部書是北齊魏收（506—572年）著的《魏書》，記述了北魏和東魏的歷史以及北魏、東魏同宋、齊、梁的關係。《魏書》稱宋、齊、梁三朝為「島夷」，分別有《島夷劉裕傳》、《島夷蕭道成傳》、《島夷蕭衍傳》。作者魏收在這些傳的後論里，還一再斥責南朝為「夷」，為「寇」。這就是司馬光說的「各有國史，互相排黜」。

  然而，歷史往往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在南北朝時期，南、北雖以「索虜」、「島夷」相稱，但實際生活卻並不完全如此生硬和隔膜。那時，南朝、北朝之間的「通好」、「和親」、「互市」還是常有的。在「通好」、「和親」、「互市」時，當然不能以「索虜」、「島夷」相稱了。就以「通好」來說，根據《魏書》諸「島夷傳」所記，宋、齊、梁三朝派往北魏與東魏的使臣，有姓名可考的就有六七十人次，而北魏、東魏也「遣使報之」，進行回訪。應當看到，在互相以「索虜」和「島夷」侮罵的時代，這種南北「通好」，在調節和緩和雙方的關係上，還是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的。當時，南北統治者對「通好」一事都十分重視，雙方也都儘量挑選有才華、有儀表的官員充當使臣，或者負責接待對方使臣的工作，並以此相誇耀。史載：南朝齊武帝和北魏孝文帝時，南、北間很少有戰爭，每年都有使臣往還。每當南朝使臣到達北魏都城時，孝文帝都親自接見，進行交談。他十分尊重南朝的使者，常常對他的臣下說：「江南多好臣！」東魏使臣李諧出使梁朝，梁武帝親自接見他，並向他提出許多問題，李諧對答如流。李諧告辭後，梁武帝對左右大臣說：「我今天是遇見了真正的對手了。你們總是說北朝沒有人才，那麼像李諧這樣的人才是從何處來的呢！」梁朝的使臣到達東魏都城鄴下（今河南安陽市轄境），每次都使鄴都為之轟動，達官貴人家的子弟都穿著華麗的服裝前來觀看，對使臣給予隆重的禮遇，以致使使臣下榻的賓館的門口成了鬧市一樣。《魏書》的著者魏收，曾作為東魏使臣王聽的副使到過梁朝，並在東魏奉命接待過梁朝使臣。有一次，梁朝派朝廷掌管規諫、表詔的官員徐陵出使東魏，東魏在賓館設宴招待徐陵，魏收奉命作為這次宴會的主人。恰巧這一天天氣很熱，席間，魏收幽默地對徐陵說：「今天這樣熱，大概是您徐常侍從南方帶來的吧！」這雖然是一句玩笑話，可是徐陵也不甘示弱，當即答道：「是呀！當初南朝王肅到了你們這裡，魏朝才開始制定禮儀；今天我出使貴朝，您才懂得冷熱寒暑呵。」可見他們之間，哪怕是打趣，也不願在對方面前輸了才氣。魏收到過南朝，對南朝的情況是了解的；他跟南朝的使臣有較多的接觸，對他們的學識、才辯是欽佩的。然而，魏收撰寫的《魏書》，卻毫不客氣地把宋、齊、梁三朝通統稱作「島夷」，他雖有「辭藻富麗飄逸」的翩翩學者風度，在這裡好像就必須更換一副面孔、改變一種腔調似的。

  這難道不是一幅幅的歷史幽默畫麼！一方面是南北「通好」，有高雅的會見，盛大的宴席，豐厚的禮品，熱烈的迎來送往；另一方面又是「互相排黜」，以「索虜」、「島夷」相稱。這實在太不協調了。可見，歷史並不是一支和諧的交響樂曲，它的發展，總是包含著許多彼此矛盾、互相衝突的方面。這就是恩格斯說的：歷史事變是「有無數互相變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產生出的「一個總的結果」[4]。

  歷史的轉折和李大師的著述之志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隋南下滅陳，統一全國，從而結束了自西晉滅亡以來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繼隋而起的，是唐高祖李淵父子建立的統一、強盛的唐皇朝。從南北朝的分裂、動亂，到隋唐的統一、安定，這是這一時期的最重大的歷史轉折。這一轉折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生機，形成了繁榮興盛的局面。

  這個歷史轉折還對當時的和以後的史學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唐代史學家劉知幾（661—721年）說：「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這表明，隨著隋朝的建立和國家的統一，過去因國家分裂而產生的南北之間和民族之間的隔閡有所淡化。史學家們的視野更開闊了，對歷史的認識更深刻了，從而對史書編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所有這些，集中反映在史學家的「混一戎夏」（不分少數民族和漢族的界限）、「天下一家」的撰述思想上。這是隋至唐初史學發展的一個共同特點。這個特點，既反映在修史工作上，也反映在修史思想上。

  從修史工作來看。南北朝時期，南朝和北朝的史學家都寫過前朝史，但南朝史學家很少寫過北朝專史，北朝史學家也很少寫過南朝專史。這主要是當時政治上分裂的原因所致，史字家的思想、視野受到很大的局限。隋統一後，這種情況就完全改變了。隋朝的修史工作雖然都由朝廷直接控制，但它已經打破了南、北各自修史的局面。隋朝，關於北朝史的著述有：魏澹著《魏書》九十二卷，王劭著編年體《齊志》二十卷、紀傳體《齊書》一百卷，李德林著齊史三十八篇（未完成稿），杜台卿著《齊記》二十卷，牛弘著《周史》十八卷（未完成稿）[5]，隋朝是取代北周而來，它重視北朝史的修撰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時，它對南朝史的修撰也是很重視的。隋朝關於南朝史的著述有：許善心著《梁史》七十卷，姚察、姚思廉父子著梁史、陳史（未完成稿），蕭大圜著《梁舊事》三卷[6]等。像這樣同時顧及南朝史和北朝史的修史工作，只有在政治統一的條件下才可能做到。唐初的修史工作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繼續發展起來的。

  從修史思想來看。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裴矩撰《西域圖記》三卷，記述西域四十四國的歷史、風俗、山川險易，並附有地圖。裴矩在這書的序中指出：隋皇朝統一全國，造成了「無隔華夷」（取消華族和夷族的界限）、「混一戎夏」（統一戎族和夏族）的局面，如果史書「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7]。他說的華族、夏族即指漢族而言，他說的戎族、夷族即泛指少數民族而言，而所謂「表威化之遠」，就是要顯示隋皇朝的無邊的威望和教化力量。他的這些話，反映了隋統一後史學家們對現實的新的認識和對歷史撰述的新的要求；當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統治集團的政治需要。這種情況，到唐初表現得更為明顯。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皇朝建立僅僅四個年頭，唐高祖採納史官提出的修撰前朝「正史」的建議，並在第二年下達了修撰前朝史的詔書。詔書指出：魏、齊、周、隋、梁、陳都是歷史上的正式的皇朝，它們歷世相傳，都存在過一段時間。雖然它們在制度上、禮儀上並不完全相同，但它們曾有許多嘉謀善政、名臣奇士。這些皇朝的歷史不應當被埋沒，要根據實際情況把它們的歷史撰述出來。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初君臣的說法中，南朝、北朝都是正式的皇朝，它們的歷史都是「正史」，都應當受到重視，應當抓緊編撰。這種認識，較之南北朝史家彼此以「索虜」、「島夷」相稱，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根據唐高祖的具體指示，當時朝廷大臣分別承擔了魏史、北齊史、周史、隋史、梁史、陳史等六代史的編撰任務。這次編撰六代史的工作，雖然經歷數年未能完成，但它卻顯示了唐初在修史思想上的突出變化和對修史工作的宏大的魄力。這個工作，後來由唐太宗新任命的修史班子在貞觀十年（636年）完成了。李大師編寫南北朝史的「著述之志」，也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形成的。

  李大師（570—628年），字君威，北齊至唐初人。他祖上是隴西大族，世居相州，高祖父李承和高叔祖父李沖都在北魏做過大官，李沖還是協助馮太后和孝文帝實行改革的有力助手。其祖父李曉先後在東魏、北齊為官，父李超在北齊和隋朝做過縣令。

  李大師的少年時代是在南北朝的分裂、對立的歷史環境中度過的。他十九歲那年，隋朝統一了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轉折，對他後來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李大師非常好學，讀書的範圍也很寬廣，因而他很熟悉前代歷史和當世人物。他在二十歲左右，被州將賀蘭寬召去任主簿，主簿是統兵大臣手下掌管文書並參與機要的官員。後來，他又輾轉到過別的一些地方，擔任類似的官職。不久，隋末農民大起義爆發了，農民起義領袖竇建德於隋義寧二年（618年）在山東建立「夏」政權，李大師被召去為官。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兵打敗竇建德，夏政權滅亡了。李大師因是夏政權的官員而被發配到西會州[8]。這時，他寫了一首表達自己鬱鬱不樂的心情的《羈思賦》。涼州總管[9]楊恭仁讀了此賦，對李大師深表同情，就召他到河西[10]住下，給予很好的禮遇。這期間，李大師遍讀楊家藏書，為編寫南北朝史積累資料。兩年後，即武德六年（623年），楊恭仁調入朝廷任職，李大師只得再次來到西會州。他在西會州過了三年真正的流放生活，武德九年（626年）遇到大赦。而後，李大師來到京城長安。這時，李世民剛剛即位，李大師的好友封德彝、房玄齡等都是朝廷要員。他們勸大師留在京城做官，說現在正是一個維新時期，人人應該考慮如何報效朝廷，歸隱是不合適的。但是，大師婉言謝絕了朋友們的挽留，匆匆收拾行裝，毅然東歸了。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即東歸後僅僅兩年，李大師就在鄭州滎陽（今河南滎陽市東北）的村舍里去世了，終年五十九歲。

  李大師沒有接受他的那些地位顯赫的朋友們的盛情，留在長安做官，反而匆匆東歸。這在當時人們看來，不能不感到奇怪。但對李大師本人來說，這卻是極其自然的。一是數年的流放生活，使他對仕途缺乏信心。二是恰恰在這幾年的流放生活中，使他能夠冷靜地讀書和思考，從而喚起了他早就懷有的著述之志。現在，撰寫計劃逐漸明確了，他急於實現自己的著述之志。這後一個原因，應該是更重要的。

  李大師究竟有一個什麼樣的著述之志呢？他的兒子李延壽後來說：

  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11]，編年以備南北。[12]

  這一段話，概括了李大師的著述志向和具體的著述計劃，從中可以看出：

  第一，李大師不僅對於史學有深厚的興趣和很好的造詣，而且他很早就萌發了一個遠大的「著述之志」，這就是「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即準備按照《吳越春秋》一書的體裁，寫一部按時間順序記述史事的、完備的南北朝史。

  第二，李大師對自己將要撰寫的編年體南北朝史的具體要求是：首先，改變南北朝時期史學家作史以南、北互相誣罵，彼此以「索虜」和「島夷」相稱的陋習。這是幾個要求中最重要的一個要求。其次，改變南北朝時期史學家作史各以本國詳盡、他國簡略的通病，在史料的運用上和史事的敘述上應對南、北作同等地看待。最後，改變南北朝時期史學家作史因避諱、偏見或其他原因而造成史書「往往失實」的缺陷，求得史實上的準確。這三條，是李大師「常欲改正」南北朝時期史學家所撰史書的弊端的具體做法，體現了他在史學上的卓識。

  第三，從李大師的著述之志和具體要求來看，他對南北朝時期史學家所撰的、反映這一時期的史書是經過認真的研究的。至少可以說，他對沈約的《宋書》、蕭子顯的《南齊書》和魏收的《魏書》是經過認真的研究的。他所「常欲改正」的幾條弊端，在這三部書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這裡，還有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就是：李大師的「著述之志」是在隋朝統一以後開始萌發並逐步成熟起來的，也就是說，是在他進入青年時代以後不斷形成的。這時，除了統一的政治局面對他的影響之外，隋朝統一後的一系列修史工作以及唐初修撰六代史的計劃和步驟，也會給他不少啟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大師十九歲前生活在「南北分隔」的時代，而二十歲以後的近三十年中他在統一的隋皇朝做官，這種親身經歷的變化，這種巨大的歷史轉折，才使他有可能產生比較成熟的歷史見解。總之，李大師的著述之志是隨著隋皇朝的統一而萌發、形成起來的。這裡，有歷史的原因、社會的原因，當然也有他個人的原因。

  李大師雖早有著述南北朝史的志向，但他一直沒有得到適當的機會。他真正開始著手這方面的工作，是他被發配西會州以後。前面說過，李大師到西會州後，即被涼州總管楊恭仁召至河西。李大師「至是無事，而恭仁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這實在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機會，一個被發配的人，可以有較多的時間由自己支配。有了書籍，有了時間，這對於一個有志於著述的人來說，該是何等的寶貴。可以想見，李大師在河西居住兩年，大部分時間大概都是用來讀書了。他對楊家藏書「恣意披覽」，不就反映出他苦讀的精神和興奮的心情嗎？然而，私家藏書，在數量上和種類上都是有限的。李大師在楊家只讀到了有關宋、齊、梁、魏四朝的史書，其餘「竟無所得」。但這並沒有使李大師卻步，反之，他的著述之志更加堅定了。從這以後，李大師所思考和所憧憬的，已經不是仕途而是著述了，不然的話，他是不會途經長安而又匆匆東去的。

  李大師東歸以後，由於「家本多書，因編輯前所修書」，他利用自己家裡的豐富的藏書，對前人所寫的有關南北朝史進行整理、編輯。只是到了這時候，李大師編撰南北朝史的工作才真正起步了。

  關於李大師編撰南北朝史的具體情況，由於缺乏材料，已很難詳述。但有兩個方面的情況卻是肯定無疑的。一是他主要依據前人所修有關南北朝時期的史書重新進行編輯，一是他編撰南北朝史是仿照《吳越春秋》的形式來記述南朝、北朝史事的。李大師為什麼要模仿《吳越春秋》呢？因為《吳越春秋》於一書之中記吳、越兩國史事，前半部記吳國史事，後半部記越國史事，各卷之內均以編年記事；作者於舊史之外，增寫了不少傳說，有的部分具有補充「正史」缺漏的價值。既然編年以記吳、越是可行的，那麼「編年以備南、北」當然也是可行的。這是《吳越春秋》對李大師的啟示。

  可惜，李大師編撰南北朝史的工作只進行了兩年，他就去世了。他在臨終之前，因「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把沒有完成自己的著述計劃、實現自己的「著述之志」看作是終生的憾事。是的，這不僅是李大師個人的憾事，甚至也可以說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件憾事，因為李大師終究沒有留下一部完全按照他的歷史見解和表述形式而撰成的南北朝史。

  不過，歷史畢竟還是得到了補償。李大師未能完成而「以為沒齒之恨」的這件工作，在他去世後三十一年，由他的兒子李延壽出色地完成了。這是我國史學史上，自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班彪班固父子之後，又一個父子相傳、累代耕耘，從而撰寫出有很大影響的史學著作的感人之舉。

  李延壽的史學事業

  李延壽是李大師的第四子，他是唐初一位很有作為的史學家。

  李延壽一生的事跡，見於《北史·序傳》和新、舊《唐書·令狐德棻傳》所附《李延壽傳》。李延壽生長在一個富有藏書的家庭，父親又是一個熟悉歷史、了解當世人物的學者，這使他受到了很好的家學薰陶。李延壽的政治活動和史學活動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這三十多年進行的。他先是太子屬官，負責替太子進膳嘗食的事情；後來，到崇賢館任職，負責保管經籍圖書和教授諸王。他還在御史台做過負責行政雜務的官員，最後官至符璽郎，這是負責保管國璽和符節的官職。李李延壽在御史台任職時，同時任「兼直國史」，這是一種自身官位不高而有史才、參加史館修史工作的職務，也稱為「直國史」或「直史館」。他任符璽郎時，同時任「兼修國史」，這是一種以他官兼任修史工作的職務，地位高於「兼直國史」。

  在這三十多年中，李延壽主要是在從事歷史撰述中度過的。這一段時間，正是唐初歷史撰述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並取得突出成就的時期。其間，不少歷史撰述都凝聚著李延壽的一份辛勞和才學。他參與的歷史撰述王作主要有這幾項：

  （一）修撰《隋書》。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指示朝廷大臣組織修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魏徵擔任《隋書》的主編，參加修撰工作的有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敬播、李延壽等。修撰五代史是當時一件大事，組織者都是朝廷重要大臣，參加撰寫的人皆極一時之選。李延壽作為一個青年史學家能夠參加這項工作，說明了朝廷對他的重視。而他有機會在著名政治家魏徵領導下，和著名學者顏師古、孔穎達等人一起從事撰述工作，也確是一個很好的鍛鍊。遺憾的是，李延壽沒有能夠自始至終地參加這項工作。那是因為貞觀五年（631年），即在父親去世後的第三年，他的母親又去世了。於是，他辭去了修史的職務，在家為母親守孝。此後，他被派往蜀中（今四川境內）做官去了。

  （二）修撰《五代史志》。貞觀十年（636年），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同時撰成。但這五部史書只有紀、傳部分，而無書、志部分[13]。因此，唐太宗在貞觀十七年（643年），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包括梁、陳、齊、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兩年前被調回京城任太子典膳丞的李延壽，也參加了修撰《五代史志》的工作。經過十二三年的工夫，《五代史志》於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成書。梁朝有個史官江淹說：「修史之難，無出於志。」意思是說，寫歷史，最難寫的是典章制度部分。李延壽得以參加修撰《五代史志》，說明他在史學上的功底是很厚的。

  （三）重修《晉書》。唐以前，歷朝史學家所修晉史多達二十種左右。唐初統治者對這些晉史都不滿意。唐太宗說：現有的十八家晉史，雖然保存了一些歷史材料，但「才非良史，事虧實錄」，修撰者多不是良史之才，所記史事情也往往失實。他在貞觀二十年（646年）下詔重修《晉書》。參加重修《晉書》工作的共有二十一人，李延壽是撰者之一。由於參加修撰的人比較多，又利用了前人所撰晉史的成果，所以到貞觀二十二年（648年），重修《晉書》的工作就完成了。

  以上三件事，是唐初官修前朝史工作中很重要的幾項活動。

  （四）修撰國史。李延壽除前後三次參與修撰前朝史外，還參與了修撰當朝國史的工作。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李延壽等十人撰成國史八十卷。這部國史，以紀傳體記述了自唐高祖起兵至貞觀末年的史事。

  這些，都是有許多人同時參加的歷史撰述工作。此外，李延壽還獨力撰成了三部歷史著作，一部是他在唐高宗時期撰成的《太宗政典》三十卷，另兩部就是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撰成的《南史》和《北史》。從時間上看，《太宗政典》可能是李延壽撰寫的最後一部著作，他在把此書獻給唐高宗後不久就去世了。關於《太宗政典》一書，《舊唐書·經籍志》把它列於「儀注類」，可能它有些內容是講唐太宗時期的禮儀制度的。但《新唐書·藝文志》則又把這書歸於「雜史類」，說明《太宗政典》又並不是只記儀禮制度方面的書，它很可能記述了唐太宗時期的較多方面的史事。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多少可以得到一點證明：據說，唐高宗在調露年間（679—680年）曾經讀了《太宗政典》，「咨美直筆」，「嘆美久之」，稱讚李延壽能夠秉筆直書，感嘆不已。於是，他給了李延壽後人許多獎賞；同時又命人抄寫兩部《太宗政典》，一部由皇家圖書館收藏，一部賜給皇太子。唐高宗這樣重視《太宗政典》，無疑是跟它的內容有很大關係。由於這部書早已失傳，我們無法對它有更詳細地了解了。

  李延壽所參與的或獨立完成的這些歷史撰述，不論在唐初史學上，還是在整個中國古代史學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其中如《隋書》、《五代史志》（後人將《五代史志》附於《隋書》之後，久之，它便被稱作《隋書》志）、《晉書》等，一直流傳至今，是我國史學遺產中極為寶貴的一部分。這些事實說明：李延壽不愧是唐初一位有作為的史學家。關於這一點，從李延壽自己的認識來看，他說他是生逢其時，十分幸運地趕上了一個好的政治環境，又能屢次參加皇家史館工作，因而得以施展自己在史學上的抱負。從《舊唐書》作者的認識來看，他們認為，自唐高祖武德年間以後，「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前後修撰國史，頗為當世所稱」。根據這個認識，他們把這四個人的傳記附在《令狐德棻傳》之後，是有道理的。

  然而，李延壽對唐初史學的貢獻，並不只是表現在「前後修撰國史」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在他父親開闢的學術道路上執著地前進，終於寫出了《南史》和《北史》。這是他留在中國史學上的真正不朽的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