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帝王略論》的歷史比較方法

  （一）以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後期相比。虞世南認為，有些君主在「平天下」以後，往往會發生一些變化，甚至有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或因思想情趣的轉移，或因其受到自身的才能與智力所限，呈現出不同的情形。下面是《帝王略論》關於晉武帝的一段議論：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內，可謂晉之明主乎？

  這一段話，指出了「平一天下」與「創業垂統」是不完全相同的兩回事，打天下的人未必能守天下。這一點，唐初的政治家和史學家是有清醒的認識的，唐太宗就跟群臣討論過「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的問題[101]。虞世南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評論晉武帝的，指出他的「創業垂統，其道則闕」，因而他「平吳之後，怠於政事」，終於把「國風」弄到「智士永嘆，有識寒心」的地步，在他死後不久西晉就滅亡了。這跟「明主」相比，實在差得太遠了。

  作者認為，在這方面，隋文帝與晉武帝是有某些相似之處的，但其表現形式也不盡相同。他評論隋文帝說：

  公子曰：隋文起自布衣，據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於晉武，可為儔乎？

  先生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衰，負圖作宰，遂膺寶器。留心政理，務從恩澤，故能綏撫新舊，緯寧遐邇，文武之制，皆有可觀。及克定江淮，一同書軌，率土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絕滅，王心奢汰，雖威加四海，而情墜萬機，荊璧填於內府，吳姬滿於椒掖。仁壽雕飾，事埒傾宮，萬姓力殫，中人產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蠱事興，戮愛子之妃，離上相之母，綱紀已紊，禮教斯亡，牝雞晨響，皇支剿絕，廢黜不辜，樹立非所，功臣良佐，剪滅無遺。季年之失，多於晉武，卜世不永，豈不宜乎。[102]

  這裡，作者首先指出隋文帝並非是從一般「布衣」而登上皇帝寶座的，他是以外戚身份奪得統治權的。但是，隋文帝跟晉武帝有一點是十分相似的，即「自金陵絕滅，王心奢汰」，一面聚集財富，一面走向奢侈，以致「萬姓力殫，中人產竭」，政治上的紊亂跟前期相比形成鮮明的對照。然而他跟晉武帝相比，終究也還有不同的地方，這就是「季年之失，多於晉武」，比後者還要荒唐。值得注意的是，隋文帝以隋代周時，虞世南已是二十三四歲的青年了，他在仕途上親身經歷了隋的統一、強盛和滅亡，他對隋文帝的評價實際上是當代人評論當代人，其感受自然分外真切。

  （二）以同一朝代的不同君主相比。這種歷史比較的方法包含作正反兩個方面的比較：從正面相比，是比「功業」和「功德」，從反面相比，是比其「殘忍」的表現。《帝王略論》論東晉孝武帝與明帝相比，是這麼說的：

  公子曰：中興之政，咸歸大臣，惟孝武為君，威福自己，外摧強寇，人安吏肅，比於明帝，功業何如？

  

  先生曰：孝武克夷外難，乃謝安之力也，非入主之功。至於委任會稽，棟樑已撓，殷王作鎮，亂階斯起，昌明之讖，乃驗於茲。加以末年沈晏，卒至傾覆。比蹤前哲，其何遠乎！[103]

  在虞世南看來，臣下之功與「人主之功」是不應混淆的，加上才能的平庸和「末年沈晏」，怎麼能夠以晉孝武帝與晉明帝相比呢？

  作者對於不大為人們所注意的陳文帝、陳宣帝，也是從「功德」方面進行比較和評價的：

  公子曰：陳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先生曰：梁季板蕩，江東凋殘，編戶齊人，百不遺一。武帝經綸草創，而享祚不永，方隅猶阻，代敵未夷。文皇聰明睿智，纂承洪緒，群賢畢力，宇內克清，爵賞無偏，刑罰不濫，政事明察，莫敢隱情。國史以為承平之風，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弘廣，推心待物，可謂寬仁之主焉。[104]

  作者稱讚陳文帝的「功德」，是著眼於他的武功、文治，而肯定陳宣帝的「功德」則強調他的「度量弘廣」。這裡雖然沒有明確道出孰優孰劣，但還是比較了他們不同的特點。此外，作者對司馬師、司馬昭兄弟「遞居宰相，二人功德，孰為先後」，也作了比較[105]。

  當然，從正面比較，有時也並不是較其「功德」高下，而是比其異同。關於周文王與周武王的比較則屬此類。作者寫道：

  公子曰：文王盛三分之業，屈道以事殷；武王率八百之師，稱兵而滅紂。豈德有優劣？物運窮通，何其二聖殊途如斯之遠？若牖里為是，則牧野為非，謂剪商為工，則事殷為屈。願聞篤論，以釋所疑。

  先生曰：夫四時平分冬夏，有暄寒之辨，五常遞運水火，有剛柔之殊。至於利物成務，其道同矣。文王固明，晦跡藏用，所以頭仁；武王果毅，發揚龔行，所以靜亂。然則濟世庇民，其揆一也，奚必修文為是而□武為非乎！期於至公而已矣。[106]

  這是從周文王、周武王對待殷商的態度的區別提出問題，認為在「屈道以事殷」和「稱兵而滅紂」二者之間，必有是非、工屈之分。文、武二王歷來被看作是聖人，這裡也是稱他們為「二聖」，但能這樣提出疑問，在當時還是很難得的。作者從自然現象和文、武二人的個性與才能來回答這個問題，雖然沒有把道理講清楚，但他認為文、武之道對於「濟世庇民」來說都是必要的，這大致還是符合殷、周之際的歷史的。這都是從正面相比較。

  從反面相比，作者評價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具有很典型的意義。他寫道：

  公子曰：（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賢？

  先生曰：二帝殘忍之性，異體同心，誅戮賢良，斷剪支葉，內無平、勃之相，外闕晉、鄭之親。以斯大寶，委之昏稚，故使齊氏乖釁，宰制天下，未周歲稔，遂移龜玉；緘滕雖固，適為大盜之資，百慮同失，可為長嘆，鼎祚傾渝，非不幸也。[107]

  像這樣的君主，當然談不上誰比誰賢的問題。以「誅戮賢良」為能事，以「斷剪支葉」為快慰，這樣的統治怎麼能維持下去呢！「鼎祚傾渝」，實在是咎由自取，談不上是他們的不幸。

  以上這些歷史比較，都是就一個皇朝之內，以前後不同的君主來相比的，這同以一個君主的前期和後期的思想、行為相比的方法，視野當然要寬闊多了。然而，如果進而以不同皇朝的君主相比，那就需要作者有更加廣闊的視野。這一點，《帝王略論》的作者也是做到了的。

  （三）以不同時期的朝代的君主相比。《帝王略論》中關於這種歷史比較的方法，有更多地運用，比較的內容也顯得更加豐富，比較的層次也有所提高，因而越發顯示出作者的歷史知識和歷史見解。這種見解往往不同於或超出於前輩史家的看法，因而又極具歷史評論的個性。作者根據班固說的「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的論點[108]，發表了這樣一番評論：

  公子曰，班固云：「周雲成康，漢稱文景」，斯言當乎？

  先生曰：成康承文武遺蹟，以周、召為相，化篤厚之氓，因積仁德，疾風偃草，未足為喻。至如漢祖開基，日不暇給，亡贏之弊，猶有存者，鑿顛抽脅，尚行於世。太宗體茲仁恕，式遵玄默，滌秦項之酷烈，反軒昊之淳風，幾致刑厝，斯為難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說，無取鄧通之夢，懍懍乎庶幾近於王道。景帝之擬周康，則尚有慚德。[109]

  在這一段歷史比較中，作者對漢文帝的評價是極有見地的。在他看來，漢文帝在整頓漢初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風氣方面，都有重大貢獻。聯想到他對漢高祖的評價也不過是「雖未階王道，霸德之盛者也」[110]，就更可以看出所謂「懍懍乎庶幾近於王道」這話的分量了。文帝勝過成康，景帝則不如，這就是作者的結論。

  此外，關於宋高祖可以同前朝哪個君主相比的問題。虞世南不贊成前代史家裴子野的歷史比較，並陳述了這方面的根據。他提出自己的看法，從出身、創業、度量、謀略幾方面考察，認為劉裕有「漢高之風」、「光武之匹」。在門閥觀念很盛的歷史環境裡，作者能提出這樣的看法，確乎難得。

  從下面的一段評論中，可以看到，作者在進行這種歷史比較的時候，很注意掌握分寸，不輕許於人。他論陳高祖說：

  公子曰：陳高祖起自草萊，興創帝業，近代已來，可方何主？

  先生曰：武帝（按：即陳高祖——引者）以奇才遠略，懷匡復之志，龍躍海隅，豹變嶺表，掃重氛於絳闕，復帝座於紫微。西抗周師，北夷齊寇，宏謨長算，動無遺策。蓋開業之令主，撥亂之雄才。比宋祖則不及，方齊高為優矣。[111]

  這個地方是把比較的範圍限制在「近代以來」，但也還是涉及宋、齊、陳三朝。作者肯定陳高祖是「開業之令主，撥亂之雄才」，雖比齊高帝「為優」，但卻「不及」宋高祖。一種歷史比較中存在的分寸感，在這裡表現得很明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這種分寸感往往是跟考慮歷史的進程結合在一起的。這一點，在他對北魏孝文帝的評價中看得格外清楚。

  他從民族關係上，特別是從「聲教」方面高度評價了孝文帝的漢化措施，並把他稱為「非常之人」和「命代之才」。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作者能夠對民族關係有這樣積極的見解，對所謂「異族」統治者作這麼高的評價，同他著眼於從歷史進程上考察問題，比較歷史人物的方法是相關聯的。文中沒有專講趙武靈王的事功，但從行文的口氣來看，作者對趙武靈王也是極推崇的。

  在這一類的歷史比較中，作者一方面是注意到從歷史進程來評價君主，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他們在某個重大政治舉措中的得失來評價他們。他論北齊武成帝傳位一事與北魏獻文帝傳位一事是這樣說的：

  公子曰：武成傳位可與魏文獻（按：當作獻文，此誤——引者）儔否？

  先生曰：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獻文之謝百群，克固皇家，武成之委萬方，傾覆宗社。知子之鑑，無乃異乎！」[112]

  在封建社會裡，皇位傳襲是極其重大的政治事件。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曾經出過許多亂子，但也有處理得好的。作者提出「知子之鑑，無乃異乎」，在當時的政治中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再看作者是怎樣評價獻文傳位的：

  公子曰：魏獻文禪位厥子，其義云何？

  先生曰：《易》稱：「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何以聚人？曰『財』。」夫萬乘之尊，鴻名也；四海之大，大寶也。鴻名大寶，三五之君尚步驅於茲，獻文忘情九縣，脫屣萬機，傳位嗣子，克昌鴻業，窅然汾水，不亦美乎。[113]

  這些議論，顯然是把獻文傳位的事情過於理想化了。事實上，獻文傳位的主觀動機和後來馮太后、孝文帝的改革所達到的社會效果未必有必然的聯繫。在這裡，作者是把著眼點放在傳位後的客觀效果，從而反轉過來對獻文傳位之舉做出評價的。

  以上這幾種歷史比較，都是從縱向上考察問題，即涉及一個君主的前期和後期，一個皇朝內不同時期的君主，以及不同時期的皇朝的君主。此外，《帝王略論》在進行歷史比較的時候，也有從橫向上來考察問題的，即以同一時期的不同皇朝相比較。

  （四）以同一時期的不同皇朝相比，這一類比較是由三國、東晉、南北朝分裂時期的客觀情勢提出來的，它在《帝王略論》中雖然所論不多，但其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因為這種歷史比較，一是從君主個人擴大到整個皇朝，二是不僅要考慮到主觀策略的制定，還要顧及客觀形勢的估量，因而具有更豐富的內容。作者認為，曹操、劉備、孫權三人，都是「肇開王業，光啟霸圖」之君，但他們又各不相同。曹操「兵機智算，殆難與敵」，「實有英雄之才」，然其「譎詭不常，雄猜多忌」，故「坐論西伯，實非其人」。劉備雖有「人君之德」，但終因「國小兵弱」，難以與孫、曹抗衡。至於孫權，「因厥兄之資，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險，僅得自存，比於二人，理弗能逮」[114]。寥寥數語，就把曹、劉、孫三人的品德、才能、環境作了比較。同樣，作者對高歡與宇文泰的比較也是如此——

  公子曰：高氏負河海之利，周人固崤函之險，論其智略，孰者為優？

  先生曰：若語其封疆，料其士卒，則周強而齊弱，非徒雁行而已。文帝潛師至，果以少擊眾，雖周瑜之破孟德，謝玄之摧永固，無以加也。不然，何以能挪自行乘間而霸大業？奇謀長算，固有以焉。但顧命猶子，自相吞噬，「知人」之哲，於斯謬矣。[115]

  這裡所謂「高氏」、「周人」，實際是指東魏高歡和西魏宇文泰時期的東、西兩個皇朝來說的，高歡和宇文泰既是當時這兩個皇朝最有勢力的人物，又分別是北齊、北周政權的創立者，他們本人都不曾稱帝，但都被他們的後人追尊以帝號。文中所謂「高氏」、「周人」和所說的「周」、「齊」，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的。作者認為，從地理條件看，齊、周各有優勢，但從土地和軍力來看，「則周強而齊弱」。但這裡著重比較的是「論其智略，孰者為優」的問題，故論中特別讚揚了周文帝（宇文泰）的「奇謀長算」。但作者對於宇文泰死前「顧命猶子」以致造成「自相吞噬」[116]的嚴重後果則是全然否定的，進而認為前人評論宇文泰有「知人」之哲的說法是一種謬說。作者沒有直接回答「孰者為優」的問題，只是充分肯定了「智略」在雙方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關於這一點，他在評論高歡時也給予同樣的注意。作者寫道：

  公子曰：高祖之神武才略云何？

  先生曰：神武（高歡）潛謀於永安之際，致捷於韓陵之間，沖天之勢，固足偉矣。至於垂翅玉壁，稅駕晉陽，雄圖不展，智勇俱困。然進為徇魏之臣，退作肇齊之主，奇才大節，亦有可稱焉。[117]

  周文帝有「奇謀長算」，齊神武是「奇才大節」，都有足可稱道的地方。同樣，周文帝有「顧命」之失，齊神武也有「智勇俱困」之時。可謂各有其長，亦各有所短。作者這樣比較和評論歷史人物的方法，顧及一個人的全貌，因而是可取的。

  在關於「才略」、「智略」的比較當中，作者認為它們也只有在一定的客觀條件下才能給人們帶來成功，也就是說，任何「奇才」都不能脫離一定的客觀情勢而發揮作用。這個見解很高明。作者論司馬懿的「文武之略」和諸葛亮的「節制」，就表明了他的這種見解：

  公子曰：諸葛亮冠代奇才，志圖中夏，非宣帝（按：指司馬懿——引者）之雄謀妙算，其孰能當斯勍敵者乎？

  先生曰：宣帝起自書生，參贊帝業，濟時定難，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實有可稱。然多仗陰謀，不由仁義，猜忌詭狀，盈諸襟抱，至如示謬言於李勝，委鞠獄於何晏，愧心負理，豈君子之所為？以此偽情，形之萬物！若使力均勢敢，俱會中原，以仲達之奸謀，當孔明之節制，恐非儔也。[118]

  作者通過這一段議論表明：在蜀、魏較量當中，蜀敗魏勝的歷史結局，並不是司馬懿的「雄謀妙算」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是雙方實力不等所致。作者高度評價諸葛亮的「節制」，但也認為他無力改變這種歷史的結局；作者也肯定司馬懿的「文武之略」所起的作用，但並不讚賞他的「文武之略」的種種表現形式。這些，顯示了作者把歷史比較與歷史評價結合起來的意向和特色。另外，他比較和評論北齊後主、北周宣帝的「昏亂」與誤國，也具有這種特色[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