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體裁、求真、良史相統一的思想

  一、重視體裁的優良傳統

  中國古代史家對史書體裁一向是很重視的，他們在這方面也提出了許多有益的見解和創造性的論點。這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之一。通過對這一優良傳統的分析，可以作如下幾點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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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中國古代史家非常注意對各種史書體裁的特點進行分析。許多史家長時間內對編年體、紀傳體孰優孰劣的辯難，對各種體裁長短得失的評論，以及對各種體裁在發展過程中的相互關係的分析，都是從不同的方面來把握某種史書體裁的特點。

  第二，中國古代史家還注意於各種體裁間的互相吸收、綜合。《史記》為紀傳體之祖，實際是包含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在內的綜合體。司馬遷自己說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而成《史記》[76]。班固說：「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77]，撰成《史記》。他們說的，不僅是指《史記》的內容而言，也是就它的編撰形式來說的。杜佑《通典》以典章制度為中心，而在編撰形式上則是吸收並發展了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部分。古代史家注意於各種體裁間的互相吸收、綜合，這是中國史書在編撰形式上不斷有所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中國古代史家尤其注意於史書體裁的改進和創新。司馬遷創立紀傳體，這無疑是創新。《史記》以下的紀傳體史書，在編撰形式上還是不斷有所改進的。《漢書》改《史記》的「八書」為「十志」，《三國志》以紀傳體敘三國史事，《晉書》以「載記」記少數民族政權歷史，以及紀傳體諸史在書志、類傳方面的增減、變化等，都是對紀傳體的改進。編年體從《春秋》到《漢紀》和《後漢紀》，典制體從《唐六典》到《通典》，也都包含著不同程度的改進和創新。史書體裁的改進和創新，不僅豐富了史書的編撰形式，而且也擴大了歷史研究領域，意義極為深遠。

  第四，中國古代史家還重視史書體裁與史學在政治上的要求的一致性。《史記》以下，凡崇編年而抑紀傳的史家，大多認為《春秋》編年是聖人立法之書，所謂「法者，凡例、褒貶是也」[78]。他們認為紀傳體「黜凡例」、「失褒貶」，「既撓亂前軌，又聾瞽後代」[79]，因而把編年體視為「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的最好形式。這種認識在中國古代史家中有很大的影響，以致為紀傳體作辯護的人也要提出「遵紀傳之體裁，同《春秋》之是非」的主張[80]，認為這樣才無懈可擊。其實，紀傳體史書又何嘗不考慮到它在政治上的要求呢。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撰《史記》，也是要寫出「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81]的，而《漢書》旨在歌頌「漢紹堯運」[82]，《史》、《漢》以下亦多類此。典制體史書的創立者杜佑在《通典·序》里明確指出，「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同時也指出了他的「致治」的主張及其與《通典》在編次上的「篇第之旨」的一致性。可見，中國古代史家在歷史撰述中決定採用何種體裁的時候，雖有種種不同的考慮和說法，但一般地說，他們都不能不重視史學的政治作用。換言之，為社會現實之影響所產生的史學，它的政治上的要求是可以通過不同的編撰形式反映出來的。皇甫湜的史書體裁本「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的話，是有道理的。所謂「才之所長」，指的是史家運用體裁的能力；「時之所宜」，主要就是指社會現實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