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體裁、求真和良史的統一

  史書體裁是史書編撰形式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國歷史編纂學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這方面，中國古代史學家不僅在具體做法上有很多創造，而且在理論的說明上也有不少值得重視的論點。

  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的《隋書·經籍志》，把中國歷史文獻分為甲、乙、丙、丁，即經、史、子、集四部。其中史部包含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十三類。以後的目錄學家，大多沿襲這種分類並不斷有所損益。至清代修撰《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書有十五類。在這許多不同種類的史書中，包含著豐富的史書體裁，顯示了中國古代史家講求史書編撰形式的優良傳統和輝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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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書體裁是史書的主要表現形式：在中國史學的童年時期，歷史記載的形式比較簡單，主要有記言、記事兩種。隨著史學的不斷發展，一方面是記言、記事這兩種古老的體裁繼續存在，另一方面是記言和記事相結合的史書逐漸多了起來，因而一些新的體裁不斷出現了，如編年體、紀傳體、史評體、典制體、文征體、紀事本末體、學案體以及圖和表等，使中國史書在編撰形式上呈現出多彩多姿的景象。

  在這些體裁中，以時間為中心的編年體史書出現比較早，如《春秋》、《左傳》、《竹書紀年》等，是春秋末年至戰國時期的史書。其後，繼起者雖不乏其人，但編年體真正獲得長足發展，是在北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以後。以大量人物傳記為主要內容的紀傳體史書，始創於西漢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它包含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實際上是多種體裁結合而成的綜合體。東漢班固繼承《史記》體裁而斷代為史，撰成《漢書》。《史》、《漢》問世以後，仿效者蜂起。至唐初以紀傳體修撰八部前朝史[83]，這種體裁已得到充分發展，而先出的編年體反退居次要地位。故從《隋書·經籍志》開始，「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為正史，編年類次之」[84]，說明在實際運用上和社會影響上，晚出的紀傳體已經超過了編年體。

  但是，中國古代史家對這兩種體裁的孰優孰劣，卻是經過了幾番深入的思考和長時期的爭論。這個爭論，自晉迄唐尤為激烈。在這幾百年的辯難當中，大致形成了三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認為編年體優於紀傳體。如東晉史家干寶「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根據是《左傳》一書「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85]。北齊魏收以紀傳體撰成《魏書》，但他卻是紀傳體的批評者，認為：「魯史（指《春秋》——引者）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86]這種批評的口氣是很嚴厲的。唐玄宗時，朝臣裴光庭提出：紀傳體改變了《春秋》的體裁，「既撓亂前軌，又聾瞽後代。《春秋》之義，非聖人誰能修之？」[87]他進而倡議：「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88]他的這些主張，受到唐玄宗的賞識，然其計劃並未能實現。這時，還有一個文史學家蕭穎士，也積極提倡編年體，他說：「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於是，他「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89]。蕭穎士撰的編年體史書未能流傳下來，而他說的《史記》「失褒貶體」，確是一些贊成編年體的史家批評司馬遷的主要原因。唐德宗時，出身於史官世家的柳冕強調說：「（司馬）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又說：「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求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舍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90]柳冕出於史學世家，這種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對紀傳體的批評，具有較多的理論上的辯難成分；這個理論的核心，就是「法者，凡例、褒貶是也」。

  第二種看法跟第一種看法相反，認為紀傳體優於編年體。《後漢書》作者范曄在講到他為什麼採用紀傳體撰史時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91]所謂「網羅一代，事義周悉」，是說紀傳體能夠容納廣泛的史事，更全面地反映作者的歷史思想。范曄的這些話講得很中肯。據《宋書·范曄傳》載其《獄中與諸甥侄書》，有所謂「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的說法，范曄當有《紀傳例》專篇，前引《隋書·魏澹傳》所述范曄語，或許就是出於這篇《紀傳例》。唐初史家所修前朝八史，都採用紀傳體。他們批評《晉紀》作者干寶和《晉陽秋》作者孫盛：「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92]《晉紀》和《晉陽秋》都是編年體史書。在他們看來，編年體史書寫得再好，也不能視為「正典」即所謂「正史」。這反映了唐初史家的看法。針對前人批評司馬遷「變古法」、「不本於經」、「失褒貶體」等論點，唐代後期學者皇甫湜撰寫了《編年紀傳論》予以駁難。這是一篇略帶總結性的文字，茲節錄如下：

  論曰：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後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盪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與眾人同辨，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

  ……

  又編年之史，束於次第，牽於渾並，必舉其大綱而簡於敘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時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子長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作為紀、傳、世家、表、志，首尾具敘錄，表里相發明，庶為得中，以是無愧。太初以來，千有餘歲，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張，奉而遵行，傳以相授，斯亦奇矣。唯荀氏（悅）為《漢紀》、裴氏（子野）為《宋略》，強欲復古，皆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正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則褒貶得失，章章於是矣。

  今之作者，苟能遵紀傳之體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敵遷、固，直蹤南、董，亦無上矣。倘謬乎此，則雖服仲尼之服，手握絕麟之筆，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謂之好古則可矣，顧其書何如哉！[93]

  在幾乎所有關於編年、紀傳孰優孰劣的辯難文字中，這可以看作是最精彩的一篇。它首先肯定：不論編年、紀傳，只要做到「是非與眾人同辨，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都可以成為良史。這就比一般參加辯難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它還提出了編年體史書「多闕載，多逸文」的缺點和司馬遷「出太古之軌，鑿無窮之門」，創立紀傳體的合理性。它最後強調了不懂得繼承創新，只是簡單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會有什麼作為的。總之，這一篇文章，是從理論上說明了紀傳體的產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種看法，認為編年、紀傳各有得失，不可偏廢。較早提出這種看法的是南朝梁人劉勰，他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寫道：「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范文瀾作《文心雕龍注》，於此句下注曰：「《左傳》為編年之始，《史記》為紀傳之祖，二體各有短長，不可偏廢。《史通》本彥和（劉勰字彥和）此意，作《二體》篇，可備參證。」劉知幾撰《史通》，作《二體》篇置於《六家》篇之後，足見他對史書體裁的重視。他不贊成編年、紀傳「惟此二家，各相矜尚」的做法，主張「辨其利害」，以便使治史者有所遵循。他認為編年體的長處是：「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它的短處是：其記述人物時，「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他認為紀傳體的長處是：「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它的短處是：「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劉知幾的這些話，是分別針對《左傳》和《史記》說的。他的結論是：「考茲勝負，互有得失」，「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因此，他主張編年、紀傳「各有其美，並行於世」。劉知幾的這些看法，比起前兩種看法來說，確有高屋建瓴之勢，因而也就跳出了「唯守一家」的窠臼。這反映了劉知幾的卓識。《二體》篇的不足之處，是沒有在史書體裁的創新方面提出建設性的意見；而所謂「後來作者，不出二途」的看法，甚至反映了作者認識上的狹隘。不過劉知幾所撰《史通》一書本身，卻開創了一種新的史書體裁——史評，這是應當受到重視的。史評體史書所記內容並不是史事本身，而是對史書及史學的評論。所記內容仍屬於史事而在體裁上又另闢蹊徑的，是稍晚於劉知幾的中唐史學家杜佑所撰的《通典》。《通典》以典章制度為中心，綜合各代，貫通古今。這是典制體史書。它的特點是：「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94]，因此，「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95]。《通典》的問世，不僅推動了典制體史書的發展，也推動了通史撰述的發展。

  回顧這一時期史學家們關於史書體裁的討論，表明了他們對歷史編纂形式的重視，而這討論本身也提高了人們對史書體裁之重要性的認識，促進了體裁的創新。其中，關於體裁、求真、良史之統一的認識，是史學思想上的重要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