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學與經世致用

  史學家的政治情懷，大多以經世致用為其出發點和歸宿。這是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個特點。按照孟子的說法，孔子作《春秋》，就有自覺的社會目的[34]，劉知幾的《史通》有很多篇都講到史學的社會作用，而以《史官建置》和《辨職》兩篇最為突出。《史官建置》篇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豈可缺之哉！」劉知幾認為，史學之所以有這種作用，是因為「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後人藉此可以「神交萬古」，「窮覽千載」，從而產生「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的願望和要求。這從理論上說明了史學所具有的教育作用。《辨職》篇進而提出了史學的社會作用的三種情況：

  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御，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郁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

  這好像是從史家的精神、成果、才名來判斷他們的等第，其實，所謂「彰善貶惡」、「郁為不朽」、「名重一時」，也都是史學的社會作用的不同表現。明確提出「史籍」的「為用」和史學的「為用」，這是中國史學上經世思想的新發展。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杜佑撰述的《通典》，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杜佑在《通典》自序中開宗明義地寫道：「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這十六個字，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歷史撰述的旨趣。在史學發展上，由史學家自己申明，他的著作目的和用途在於「將施有政」，這是第一次。這是史學家之自覺的和明確的經世致用思想的確立。

  《通典》不僅在當時「大傳於時」，「大為士君子所稱」，有廣泛的政治影響，它的經世致用之旨，也受到後世思想家、政治家、史學家的推崇。朱熹指出：「杜佑可謂有意於世務者」[35]。清帝乾隆《重刻通典序》說：「此書……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清四庫館臣稱《通典》是：「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36]清人將《通典》列於「政書」類，應當說是符合杜佑的撰述主旨的，其中也包含著他關於史學與政治之密切聯繫的思想。

  唐代史學的經世致用，從史學和政治的關係來看，其重要性莫過於影響到政治決策。這種影響，主要的是通過思想領域實現的。這對唐皇朝的鞏固、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唐朝繼隋而起，就像漢朝承秦而興一樣。隋唐皇朝是秦漢皇朝之後又一次兩個蟬聯的統一政權，其中得失存亡之故，頗有相似之處。唐初史家從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中，提出了對現實政治極有參考價值的認識。貞觀十年成書的「五代史」中的《隋書》，在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魏徵撰寫的《隋書》史論，是這些認識中最有見地的。《隋書》總結出來的歷史經驗很多，大致說來，一是關於得失存亡之辨，二是關於教化和用人。隋何以亡，唐何以興？這個問題，猶如西漢初年陸賈撰《新語》一樣，是《隋書》要回答的根本問題。「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的總體性認識，接觸到了隋朝滅亡的一些根本問題。同時，《隋書》史論分析了文帝、煬帝在政治舉措上出發點的不同，闡述了「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的原因[37]，指出了人心的向背決定了隋朝的興亡。《隋書》史論還從財政、勞役、兵役等一些具體政策上總結隋朝興亡的歷史經驗教訓，認識到「取之以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勖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治國安人之大經也」的道理，以及對待人民「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的必要性[38]。這些見解，從政治實質來看，是為了鞏固唐皇朝的統治而提出來的，從歷史觀來看，是比較明確地認識到社會生產的發展與破壞，對於政權的興盛與衰亡有直接的關係。唐初統治集團注重製定發展社會生產、穩定社會秩序的各項政策，其思想基礎就在於此。此外，唐初實行「偃武修文」的「教化」之政的重大決策，是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才制定下來的。而這些爭論，都是同這樣看待歷史有直接的關係。

  

  關於得失存亡之辨，關於教化和用人，是唐初的史學對唐初的政治決策產生積極影響的兩個方面。這種影響的又一個方面，是關於「封建」的討論，而影響所及直至中唐之末，成為唐代史學上和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在這個討論中，唐初的李百藥、魏徵，中唐的柳宗元等，無不是以歷史事實、歷史經驗為政治決策提供了參照和依據。

  從民族關係來看，隋唐皇朝的統一政治局面，是魏晉南北朝民族鬥爭、遷移、融合的結果。歷史發展的這一趨勢深刻地啟發著史學家的歷史思想，對民族關係的發展不斷產生新的認識，這種認識又反作用於當時的現實，從而在政治生活中發揮積極的影響。這也是唐代史學關係到政治決策的一個方面。唐初，李大師已著手「編年以備南北」[39]，在歷史編纂上對南北關係和民族關係作比較合理的處置。他的這個主張，後來由李延壽撰成《南史》、《北史》而得以實現。唐高祖時，初議修前朝諸史，對於漢族統治者和鮮卑族統治者建立的皇朝，是作同樣看待的。唐修《晉書·載記》記十六國事，對各族仍不免有微詞，但也並非持否定態度，有的甚至給予很高的評價。《隋書·經籍志》史部以「霸史」類著錄十六國史著，列於正史、古史、雜史三類之後，起居注類之前，並對它們所記有關十六國史事給予相當好的評價。劉知幾《史通·稱謂》篇也指出：「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他批評晉人「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這些都反映了史家們力圖從歷史事實上嚴肅地看待各民族歷史的態度和思想。如前所述，在這方面，杜佑在《通典·邊防》序中所闡述的思想，具有更高一層的理論價值。唐代史家關於民族和民族關係的這些認識，是隋唐時期思想領域中「天下大同」、「天下一家」觀念在歷史理論上的具體反映，它同當時的統一政治局面有關，又進而影響著這一政治局面的發展。看到唐初多民族相聚的局面，唐高祖很自豪地說：「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唐太宗晚年總結政治經驗，把「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40]，看作是一條重要的成功經驗。這實際上也是唐初的一項基本國策，而它的思想基礎是不能脫離當時史家所提出的關於民族和民族關係的認識的。中唐時期的不少文武重臣如郭子儀、杜佑、李德裕等，也都是這項基本國策的解釋者和執行者，他們在政治活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