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關於史學與經世致用及政治決策的認識

  一、史學家對政治的關注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與社會的關係在某些方面已顯示出密切關係。這種關係到了唐代，就更加密切了。

  

  唐皇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史上一個盛大的朝代。史學，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對於唐皇朝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這種作用突出地反映了史學與政治的密切關係。史學家和政治的關係以及政治家和史學的關係，是它的兩個主要方面。這裡著重考察前一個方面，即史學家和政治的關係。

  中國古代史家歷來有強烈的歷史意識，隨著歷史的進步，這種歷史意識在不斷地深化著。同時，中國古代史家也有關心政治的優良傳統，不少優秀的史家都具有飽滿、深沉的政治情懷。這種情況，在唐代史學上是很突出的。首先，唐代史家把撰寫前朝史不僅看作是史學工作的一部分，而且看作是政治統治的需要。武德四年（621年）唐皇朝建立不久，天下尚未安定，史學家令狐德棻就向唐高祖李淵提出建議，從歷史的角度說明了修撰「近代」歷朝正史的重要性，又從政治的角度強調了修撰周、隋兩代正史的必要性，其中還講到了這種修撰工作的可能性[24]。令狐德棻的建議，在反映唐初史家的歷史意識和政治情懷方面，是有代表性的。他的建議是在唐皇朝建立伊始就提出來的，著眼於政治，無疑是他的重要的出發點。宋人很讚賞令狐德棻的這種見識，指出：「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25]從政治的觀點來看，「誠知治之本歟」這句話的分量很重，也講得中肯。唐初有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和《五代史志》的撰述，有《晉書》的重新撰寫，都跟令狐德棻這個建議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李延壽的《南史》和《北史》，也是在這個總的形勢的影響下編撰出來的。

  唐代史家對撰述本朝史的認識，同樣也反映出他們的這種政治情懷，被時人譽為「當今董狐」的史家吳兢，在唐玄宗開元末年撰成《貞觀政要》一書，這是一部按專題寫成的關於唐太宗時期的政治史。吳兢在本書的序文中洋溢著對唐太宗時期的政治的仰慕之情。他認為，唐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風範、「典謨諫奏」的治理，均可「弘闡大猷，增崇至道」，具有「煥乎國籍，作鑒來葉」的作用，既使歷史生光，又可啟迪現實。他在《上〈貞觀政要〉表》中，把他寫這書的政治寄託闡說得更加明白，即希望唐玄宗「擇善而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行之而有恆，思之而不倦，則貞觀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顯然，在吳兢看來，他所處的時期的政治，已遠遠比不上唐太宗時期的政治了，他甚至感到了一種衰頹的趨勢和潛在的危機；因此，他以耿直而誠懇的心情，向唐玄宗提出了這樣的希望。《貞觀政要》一書，不僅反映了「良足可觀」的「貞觀之治」，而且還使人們觸摸到開元、天寶之際的政治的脈搏。它從為君之道講到善始慎終，每篇各有主題，篇篇著眼於政治，從而把一個史學家的政治情懷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唐代史家在史學工作上表現出來的政治情懷，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貞觀十年（636年），「五代史」撰成，房玄齡、魏徵等「詣闕上之」。唐太宗十分高興。他說：「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奢淫無度，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26]這顯然是受了《隋書》史論中以秦、隋相較總結歷史經驗的思想的影響。從唐太宗的政治實踐來看，他的這些話並非虛言飾詞。甚至可以說，他越是接近晚年，越是重視史學、重視總結歷史經驗。在古代君主中，像他這樣把政治器局同歷史見識緊密結合起來的人，是不多見的。唐宣宗李忱是晚唐時期較有作為的一個君主，史家稱他統治時，「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27]。這或許有溢美的成分，不過唐宣宗的確是很重視《貞觀政要》這部書的，他曾「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28]。如前文所述，他是把它作為座右銘來看待的，這跟他的政治統治不能沒有一定的聯繫。

  唐代史家推重秉筆直書，劉知幾撰《史通》，有《直書》專篇，張大、弘揚直書精神。這首先是為了歷史記載和歷史撰述的真實性，以存信史。吳兢參與重修《則天實錄》，涉及宰相張說曾誣證魏元忠謀反事，張說屢請更改數字。吳兢拒絕說：「徇公之情，何名實錄？」[29]他終於沒有修改此事。晚唐史官魏謩說過這樣的話：「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30]求實、取信，是歷史撰述的最根本的原則，唐代大多數史家是恪守這個原則的。同時，「直書」也還有政治上的考慮。唐太宗問史官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記者耶？」褚遂良很認真地回答說：「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31]史官杜正倫也向唐太宗說過這樣的話：「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32]另一個史官劉允濟自白說：「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懼，此亦權重，理合貧而樂道也。昔班生受金，陳壽求米，仆視之如浮雲耳。但百僚善惡必書，足為千載不朽之美談，豈不盛哉！」[33]關於班、陳的說法，只是傳聞，無以為據，但劉允濟為史之志的境界誠然是可貴的、高尚的。這些都反映出史家關於「直書」的認識，包含著鮮明的政治色彩。從這裡也可看出，對於嚴肅的史家來說，秉筆直書和政治情懷並不是對立的，而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