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學家主體意識的增強

  在中國古代史學上，史學家主體意識的萌生、發展，是一個逐漸增強的過程。在這方面，劉知幾《史通》是一個里程碑。其後，自盛唐以下，經中唐、晚唐，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的增強，在一些具體領域都有突出的反映，從而把魏晉至隋唐時期史學家自覺意識的發展推進到新的境界。

  盛唐時期，劉知幾對史學和史學工作的反省，有些問題如關於「史才三長」和「直書」的評論，已明顯地反映出史學家的自覺意識的發展。這種發展到中唐時期又產生了新的變化，即史學家對於自身職責與社會之關係的認識，趨向於更加自覺、更加深刻，且或多或少帶有一些理性的成分，顯示出史學家自覺意識的進一步增強。

  史學家這種自覺意識的進一步增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宜守中道，不忘其直」。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年），韓愈任史館修撰。有個劉秀才致書韓愈，希望他在歷史撰述方面做出貢獻，並對前代優秀史家吳兢等給予稱讚。韓愈復書劉秀才，談到他對史學工作的一些看法。其要點是：「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他舉孔子、左丘明、司馬遷直至本朝吳兢等為例，認為：「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云云[16]。這是一封情緒低沉的信，其中反映了韓愈對史學與社會之關係上的一些消極看法。次年正月，韓愈好友柳宗元就此致書韓愈，誠懇地批評了他的這些看法。這就是著名的《與韓愈論史官書》一文[17]。

  在這封信中，柳宗元從唯物的觀點出發，批評了「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的觀點，而著重闡述了「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思想。這就是說，堅守中庸的道德標準，但又不可丟掉史學家的正直精神，柳宗元認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這是從一般任職來說的，它反映了柳宗元的人生態度及其對於仕途的看法。根據這樣一個基本的認識，柳宗元進而提出：「退之（韓愈字退之——引者）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其意即擔心的不是什麼天刑、人禍，而是放棄正直的精神從而失掉中庸的原則。在柳宗元看來，中道即中庸之道，但不可以不講原則，放棄史學家的公正立場。否則，「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一個有抱負的史學家，怎能容忍唐代那些有重大價值的史事被混淆、被沉沒呢！通觀此書，柳宗元以闡述「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原則，而涉及史學家的德行、勇氣和對於社會的責任心等問題，從理論上反映了史學家的強烈的自覺意識。柳宗元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但他撰《非〈國語〉》、《封建論》、《天對》等文，證明他於史學尤其在史論方面，是有突出的見解的。從這一點來看，他的上述論點亦可視為史學潮流中的一種思想傾向。

  第二，「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中、晚唐之際的李翱（772—841年），是有名的散文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史學家，唐憲宗元和初年，他任史館修撰，直至元和十五年（820年）授考功員外郎時仍然「併兼史職」。《舊唐書》本傳說他「性剛急，論議無所避」。這兩句話，揭示了他為人正直的形象。李翱有《李文公集》傳世，其中有兩篇論議跟史學的關係尤為密切，一是《百官行狀奏》，一是《答皇甫湜書》。《百官行狀奏》指出：「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以致「善惡混然不可明」；以此入史，則「荒穢簡冊，不可取信」。他認為，史氏記錄，須得本末，主張行狀之作「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自見矣」[18]。這是提出了對於行狀的實事求是的要求。

  李翱的《答皇甫湜書》是一篇涉及史學許多方面的論議，其中重要的一個論點是史家作史必須「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他寫道：

  

  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仆所以為恥。當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仆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群黨之所謂是者，仆未必以為是，群黨之所謂非者，仆未必以為非。使仆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煊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翱心也。[19]

  這些議論，極其深刻地表明了李翱作為史學家的自覺意識，以及他對於史學工作之前景的極高的追求。在官僚集團的矛盾鬥爭中，他提出不以「群黨」的是非為是非，強調「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這就把柳宗元說的「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原則具體化了。當然，在封建社會裡，真正的「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是難以做到的，但它無疑是表明了史學家力圖使自己對歷史的看法不受少數人的是非觀念所左右，從而使這種看法能夠符合或者接近於多數人的是非觀念的意向。這是一種較高層次的自覺意識的反映。從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這種自覺意識不獨反映在史學家的是非觀念上，也反映在史學家的價值觀念上，這就是：「富貴而功德不著者」，不一定都寫入史冊，使其「聲名於後」；反之，「貧賤而道德全者」，則應當寫入史冊，使其「煊赫於無窮」。李翱的這個思想在中唐以後封建社會史學工作上的實踐意義是有限的，但它在當時卻是一次耀眼的閃光，而作為史學思想遺產，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價值。

  第三，對「良史」的再認識。自兩晉以下，關於編年、紀傳兩種體裁孰優孰劣的問題，史學家們爭論得很激烈。而爭論中所提出的問題，有的已超出了史書體裁的範圍，涉及怎樣評價「良史」以及史學家如何認識自己、規範自己的問題。大致跟李翱同時的一個文學家皇甫湜（約777—約835年）在這個爭論中撰寫的《編年紀傳論》[20]，就是這樣的一篇宏論。連同上文來看，這是進一步闡述了繼承和創新的關係。論中談到的「體裁」、「是非」、「文」、「直」，是講的史學繼承的內容和標準，如能真正做到這些，且又充分體現「時之所宜，才之所長」，就可達到創新，就可成為良史。如果只是在表面上模仿古代史家，那只能說是「好古」，與繼承和創新無涉；更談不上成為「良史」了。

  上面所舉的這幾篇史論，從不同的方面顯示出中唐史家之自覺意識的增強。當然，其中有的史論並非出於史學家之手，但作為一種思想傾向，它們都是當時的史學思潮的反映。

  第四，史學史意識的進一步發展。盛唐時期，劉知幾《史通》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雜述》等篇，反映了作者已具有了自覺而周密的史學史意識，其所達到的成就，在中國古代很少有人能夠超越。但這並不意味著在史學史意識方面，就不能再有所發展了。這是因為，「發展」的含義是很廣泛的，人們對於推進某種事物的發展，表現形式也是多樣的。中晚唐之際，即唐憲宗元和末年進士、唐文宗時為宏文館學士，後出為洛州刺史的劉軻，是一個熟知經史的學者。他著有《三傳指要》、《漢書右史》等書，甚至被時人稱為「真良史矣」。劉軻在寫給摯友馬植的信中，詳述了他的人生態度和治學旨趣，關於史學，他這樣寫道：

  這一段敘述，無疑是脫胎於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而來，且有一些缺漏、訛誤。儘管如此，它終究表明，在《史通》的影響下，治史者的史學史意識的不斷增強，劉軻所著《三傳指要》、《漢書右史》已佚，無從評說。其《三傳指要·序》稱，因「三傳」流傳過程中，「先儒各因所習，互相矛盾，學者准裁無所」，故而「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22]。他意在平息「是非」，似難以實現，但他對「三傳」特點的概括，還是顯示出特有的心得。劉軻於史學，也曾有自己的抱負，「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眾美，成一家之盡善」[23]。當然，「成一家之盡善」，也是難以達到的目標，但從這裡卻透露出劉軻試圖撰寫編年體通史的意圖，當是值得重視的思想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