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傳通議和史學通論

  劉勰《文心雕龍》本是文學批評著作，但其中的《史傳》篇，卻對史學展開了全面的評論。這是因為，作者認為歷史撰述也是一種文體，自應在其評論範圍之內。但從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或史學思想史的發展來看，《史傳》篇不失為一篇劃時代的佳作。

  《文心雕龍·史傳》篇著重闡述了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是史書撰述的歷史。作者分別列舉了春秋以前、戰國秦漢時期、三國兩晉時期的歷史撰述。他推崇《尚書》、《春秋》，認為：「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他推崇《史記》、《漢書》，認為：《史記》「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漢書》「其十志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他稱讚司馬彪《續漢書》「詳實」，華嶠《後漢書》「准當」，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等等。可見，作者並不只是一般性地列舉著作名稱，而是著意於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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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歷史編著的要求。劉勰在《史傳》篇中指出：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1]

  這四句話，表明了史書編纂的基本要求：一是推崇貫通，二是重視揭示盛衰興廢，三是強調製度，四是有益於政治統治。這幾點要求，包含了歷史編纂在內容、形式、思想等幾個方面的因素，是對自先秦以來歷史編纂經驗的高度概括。

  第三，是明確提出「信史」原則。劉勰在《史傳》中進一步指出：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雲「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2]

  中國古代史家早有恪守信史的思想和追求信史的目標，所謂「君舉必書」，就是這種認識與活動的萌芽，此後便凝練成「《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3]的思想原則，司馬遷以下，許多史家都遵循這一作史原則。但是，劉勰從史學上看到，也確實有在歷史編纂上違背信史原則的現象。他著重從兩個方面提出批評。第一個方面，是在對待「傳聞」和「錄遠」問題上出現的偏頗，他指出：「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可見，他對那些在對待「傳聞」和「錄遠」問題上持輕率態度的人，批評是極其嚴厲的。第二個方面，是在「記編同時」即記近問題上出現的謬誤，他指出：「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勛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為嘆息者也。」所謂「時同多詭」，就是記述失去了基本原則，評價背離了客觀標準，以至於「寒暑筆端」。由此看來，「錄遠」和「記近」，都可能背離「信史」原則的軌道。惟其如此，強調「信史」原則就顯得更為重要、更為可貴了。正如劉勰在《史傳》篇所做的總結那樣：「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可以說，這是神聖而又艱苦的事業。

  當然，劉勰的《史傳》篇也存在時代的局限性。作者認為：「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匿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在這段話里，劉勰還是認可了「尊賢隱諱」的做法，認為這是孔子遺留下來的一條原則，後人應當遵循不悖。其實，這是借用孔子的名義，為當時盛行的名教觀念作一個歷史的註解罷了。

  《史傳》篇文短而義多，在中國古代史學思想史上，是第一次以理論概括的形式對史學作了反思，展開了較為全面的評論，可謂之史傳通議。此文雖是文學批評論著中的一篇，但它在史學上的價值是很高的，它對盛唐時期劉知幾《史通》的撰寫，有很大的影響。

  劉知幾著《史通》，既有主觀因素，又有客觀條件。首先，這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到很高程度的時間產物。不論是優秀的歷史論著所提供的經驗，還是一些不負責任的甚至是曲解歷史的著作所帶來的教訓，抑或是那些良莠參半的歷史著作給予人們的啟示，都已經有了十分豐富的積累，這使作者有廣泛閱讀的可能性。據劉知幾自己所說，他自幼讀《春秋左氏傳》，「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第有遺，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入仕後，「旅遊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4]。由此可以看出，豐富的歷史文獻的積累，較好的閱讀條件，是《史通》得以撰寫的首要客觀因素。其次，是劉知幾自幼培養起來的批判意識。他說：「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他舉例說：「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5]由此看來，劉知幾之所以能夠寫出《史通》這樣通論性的史學批評著作，絕非偶然，而是經過多年的思考、積累才能達到的。他回憶在史館任職時的情景，寫道：「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6]這反映了他思考和撰寫《史通》一書的經歷。再次，是劉知幾在史館多年，但他的修史工作並不順利，一則是他的見解得不到認同，再則是史館工作日漸混亂的局面，也使他清楚地認識到修史中的種種利害得失，從而使他對以往史書的批評更具有針對性和啟發性。劉知幾這樣寫道：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呼！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7]

  從這些並不愉快的回憶中，人們可以窺見作者內心世界的極不平靜，也可以看到一部不朽之作產生的精神背景。

  最後，《史通》的問世，還有它的學術史條件。劉知幾在《自敘》中分別指出揚雄《法言》、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劉劭《人物誌》、陸景《典語》、劉勰《文心雕龍》產生的學術影響，所論舉義簡當，清晰瞭然。他自謂：

  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於《文心》而往，固以納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8]

  這裡既說明了以往學術史的條件，又交代了當時的學術背景。其要義在於「辨其指歸，殫其體統」。顯而易見，「辨其指歸」重在考察史書思想；「殫其體統」重在考察史書體裁、體例。

  如果說，《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從文體的視角對史學進行通議的話，那麼《史通》一書則是史學關於自身的通論。從作為通議的專篇到通論的專書，顯示出中國史學在思想上和理論上的重大進步。

  《史通》作為史學通論，其思想價值表現在關於史學的諸多方面。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史書編著思想，史學批評思想，史學功用思想。

  《史通》的史書編纂思想，以求真和規範為核心。《史通》中的《直書》、《曲筆》、《采撰》等篇，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求真思想；《二體》、《序例》、《編次》等篇，反映了作者的體裁、體例思想，這就是「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准」的思想[9]。《史通》的史學批評思想幾乎蘊含在《史通》的各篇之中，而在《鑑識》、《探賾》、《摸擬》等篇反映得尤為突出，所謂「物有恆准，而鑒無定識」[10]，表明史學批評是一件艱難的事情；所謂「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纇」的比喻[11]，表明應以辯證的觀點對待史學批評；所謂應當區分「貌同而心異」、「貌異而心同」[12]，表明應從本質上看問題，不為表面現象所迷惑，等等。大致說來，《史通》內篇的各篇，都或近或遠或顯或隱分別劃分了上述三個方法論原則。

  《文心雕龍·史傳》和《史通》是這個時期史學前兩個時段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成果。前者是在兩晉、十六國及南北朝早期史學發展的基礎產生的，後者是在唐初史學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們對於促進中唐至晚唐史學思想的發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