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史學思想和史學方法

  第一節 史學思想的重大發展

  一、發展大勢及主要問題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史學，在史學思想方面有了突出的進步。這個進步，上承先秦、兩漢史學思想的成果，下啟五代、宋元史學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思想發展大勢，可以從三個方面做出概括：一是最高統治集團對史學的重視和控制更加強了；二是史學在自我完善方面有了比較系統的理論形式；三是史學家的主體意識進一步提高了。

  這個時期史學思想發展的脈絡，可以劃分為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從西晉陳壽著《三國志》到南朝梁人劉勰撰《文心雕龍·史傳》篇；第二個段落，從《文心雕龍·史傳》篇問世後到唐初修成「八史」；第三個段落，從劉知幾撰成《史通》直至唐末。

  在第一段落，後趙石勒設「史學祭酒」，史學首次立為官學，表明最高統治集團對史學的重視和控制加強了。在這個段落，南朝劉宋時范曄明確提出「史論」的重要；蕭梁時劉勰撰寫了《文心雕龍·史傳》篇；大致同時，梁人阮孝緒在文獻分類上，以「記傳錄」涵蓋史書十二部類。凡此，表明人們對史學的內容與有關發展問題，已從理論上進行了較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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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段落，從南朝開始、歷經隋唐之際的「《漢書》學」的興盛，表明人們對於皇朝史的重視，進而促進了皇朝史的撰寫，從隋文帝下詔禁私人修史，到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設史館于禁中，進一步表明對史學的重視和控制的加強，而唐初「八史」的修成，證明當時史館修史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從《隋書·經籍志》史部大序對史官職責的認定，到唐高宗的《簡擇史官詔》，反映了最高統治集團對史官的嚴格要求。唐太宗末年撰成的《晉書》，其卷八十二以史學家合傳，論其行事與述作，表明此時的史家不僅認識到自身工作的重要，而且認識到自身歷史地位的重要，顯示出了史學家自覺意識的進一步提高。

  在第三段落，反映在史學思想發展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劉知幾的《史通》的問世。《史通》從理論上對史書形式、史學功用、史家修養作了全面評論，反映了作者的批判意識和總結意識，標誌著中國古代史學思想的成熟和史學理論體系的形成。中晚唐時期，柳宗元撰《非國語》及《與韓愈論史官書》，顯示出深刻的史學批評意識；皇甫湜撰《編年紀傳論》，闡述了史書的形式、史家的思想與「良史」的關係；劉軻的《與馬植書》則在劉勰、《隋書·經籍志》史部、《史通》之後，鮮明地表明了他的史學史意識；同時，人們關於國史為人物立傳的標準也提出了明確的見解，顯示出了史家主體意識的自覺程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