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家的史學自覺

  這裡說的「史學自覺」，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對史學的功用有深刻的認識，並能以這種認識運用於一定的社會實踐；第二層含義是：對史學活動給予關注，並在史學工作上做出積極的努力以至於做出相應的（直接的或間接的）貢獻。一個人具備了這兩層含義的要求，可謂之「史學自覺」。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家中，唐太宗是一個「史學自覺」的突出代表。

  在中國古代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中，唐太宗是從認識和實踐兩個方面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很好的回答的政治家。唐太宗認識歷史有一個特點，即他十分重視認識歷史的途徑。具體說來，他認為：人們通過讀史才能了解古代歷史的面貌，了解歷史上的人和事，從而從歷史中得到啟示和智慧。反之，離開了史書，這一切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他曾這樣寫道：

  朕拯溺師旋，省方禮畢；四海無事，百揆多閒；遂因暇日，詳觀典府。考龜文於羲載，辨鳥冊於軒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纊，臨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詮事，歷茲未遠；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自沮誦攝官之後，伯陽載筆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刪著。仲尼修，而采《檮杌》；倚相誦，而闡《丘》《墳》；降自西京，班、馬騰其茂實；逮於東漢，范、謝振其芳聲。蕞爾當途，陳壽核其國志；眇哉劉宋，沈約裁其帝籍。至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莫不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凶，備百王之令典。[41]

  這裡說的「神交千祀之外」、「臨睨九皇之表」，是強調通過閱讀史書，可以使人的思想和視野超越時間與空間；所說「右史序言」、「左官詮事」，「發揮文字之本，通達書契之源」，是指出了史官制度和文字的結合所產生的社會作用和無可替代的特殊意義。惟其如此，唐太宗得到一個明確而極有分量的結論，這就是：「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

  在唐太宗以前，有許多人都曾講到過對於歷史經驗的重視及其意義，歸結起來，大意都近於「前事之師，後事不忘」、「彰往察來」等。但如何認識「前事」？「彰往」的途徑何在？大多沒有作出明確的表述。在這個問題上，唐太宗的認識之所以顯得重要，正是因為他指出了人們對歷史的了解、認識，是通過「史籍」而得到的。他對於史學工作的重視，就是建立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之上，而較少狹隘的實用的色彩。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唐太宗的這一認識，比起唐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的論述，還要早五六十年。劉知幾在他的名著《史通》中指出：

  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礄，商、冒之與曾、閔，但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批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42]

  這一段話，非常清晰地闡明了人們之所以能夠認識歷史上的人和事並進而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正是因有史官的存在和史書的撰述；揭示出「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對於社會和人類進步的意義，從而揭示出史學的真正價值。

  作為政治家的唐太宗，在劉知幾之前已經有了大致相近的認識，這是十分難得的，也是十分可貴的。當然，唐太宗的史學自覺，無疑會反映在他對歷史撰述事業的重視。這突出地表現在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的修撰和《晉書》的修撰方面。對這六部「正史」的修撰，從中可以窺見唐太宗在史學自覺方面所達到的高度。他創立了比較完備的史館制度而為後人沿襲一千多年。僅此兩件事情，他的史學自覺以及他在中國史學上的位置已足以令人讚嘆。然而，他的史學自覺還表現在他的政治實踐方面，這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更值得人們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