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關於天人關係之認識上的突出進步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史學，在思想領域方面異常活躍，不論是對歷史的認識還是對史學的認識，都提出了許多新問題。關於對史學的認識，有南朝梁人劉勰所撰《文心雕龍·史傳》篇，是討論史學問題較早的專文，這樣的專文在唐代逐漸多了起來；盛唐時劉知幾所著《史通》，是討論史學問題最早的系統著作，它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關於對歷史的認識，情況要複雜得多。這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也是一個大發展的時代，許多重大歷史問題提到了當時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面前，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中推動了歷史思想的進步。其中以關於神滅論、興亡論、封建論、民族論、人物論、帝王論這六個方面的問題的討論和辯難尤為重要。

  針對佛教的盛行和有神論思想的泛濫，南朝齊、梁之際的無神論思想家范縝曾與齊竟陵王蕭子良作不信因果的辯難，認為富貴貧賤，純屬偶然，非命中注定。其後，他又著《神滅論》，指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此論一出，「朝野喧譁」。齊竟陵王蕭子良發動僧俗名流數十人與之辯難而終不能屈，於是「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如此，可便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書郎耶！』」[10]在有礙「名教」的壓力和高官顯位的誘惑面前，范縝顯示出了理論上的堅定信念。有神無神，有佛無佛，是當時思想領域的大論爭。在這個論爭中，史學家也是壁壘分明的。略早於范縝的范曄，「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認為「天下決無佛鬼」[11]。而與范縝同時的沈約，在梁武帝發動「王公朝貴」六十餘人撰文圍攻范縝時，連續寫出了《神不滅論》、《難范縝〈神滅論〉》等文[12]，申言「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這種思想上的分野，也反映在他們所撰的史書當中。

  把無神論思想真正推進到歷史思想領域的，是唐代文學家、思想家、史論家柳宗元。柳宗元的無神論思想的一個明顯特徵，是要把久已存在的「天命」論從對歷史的認識和解釋中驅趕出去。他在《天說》一文中，批評了「天可賞罰」的論點，認為：「天地，大果窳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13]天地、元氣、陰陽都是沒有意志的物質，怎麼能賞功罰禍呢。他的《天對》一文，回答了屈原《天問》中提出的許多歷史問題，認為朝代的興亡、人事的成敗，都跟昏昧無知的「天」毫無關係[14]。柳宗元堅持「天人相分」的理論，指出：「夫聖人之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於神也，蓋於人也。」[15]「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16]這是用跟人事相聯繫的「道」排斥了「神」和「天」在歷史中的作用。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明睿智者設也。」[17]柳宗元在所著《非國語》六十七篇中，約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批評人們在「天人之際」認識上的錯誤，認為史家用「天命」、夢寐、卜筮、童謠來解釋歷史，都是不足取的[18]。在這裡，他的無神論思想也反映出更鮮明的歷史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