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物評價及其他

  《通典》史論也涉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作為一個宦途多年的史家，杜佑對執法公正的官員十分崇敬，上文說到他對西漢張釋之的評價，就是一例。他對本朝的徐有功也十分欽佩。《刑法典·刑法七》詳記徐有功執法之事，說徐有功處在「周唐革命」之際，「告密之輩，推核之徒，因相誣構，其行深刻」，「朝野屏氣，道路以目。於斯時也，誰敢忠正」？而徐有功「遂於群邪之側，眾諂之傍，孑然介立，守法不動，抑揚士伍，慷慨朝端，始卒不渝，險易如一。於是酷法之吏，誣告之人，見嫉甚於仇讎矣」。於是杜佑評論說；「詳觀徐大理之斷獄也，自古無有斯人，豈張、於、陳、郭之足倫，固可略舉其事。且四子之所奏，多逢令主（自註：『西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於定國，宣帝時為廷尉；東漢陳寵、郭躬，章帝時為廷尉，皆遇仁明之主。』），誠吐至公，用能竭節。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武太后革命，欲令從己，作威而作周政，寄情而害唐臣。徐有功乃於斯時，而能定以枉直，執法守正，活人命者萬計；將死復舍，忤龍鱗者再三。以此而言，度越前輩。」杜佑評價歷史人物，不僅僅是一般地從歷史人物的品質或事功去論其高下，而是特別著重於說明歷史人物所處的歷史環境，從而加重了評論的分量。同時，他也注意到從歷史人物的比較中做出不同的評價。

  反對輕薄浮華、主張務實「從宜」，是《通典》史論所一再強調的。在《食貨典·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的史論中，杜佑在論到玄宗天寶末年戶口銳減的問題時指出：

  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群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

  這是無情地揭示了輕薄浮華之輩誤國的事實。在同一篇史論中，杜佑高度評價了隋朝高熲的務實精神，說他「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人俗康阜，熲之力也」。

  杜佑出身於門閥士族，《通典》又以百卷之巨敘述沿革禮和開元禮，從這兩點來看，杜佑有重禮的一方面。但杜佑的重禮，並非陶醉於禮，更不是迷戀於禮的繁文縟節。《禮典·禮三十四·沿革三十四·賓禮一·總敘》說：

  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數服章，皆降殺以兩。秦皇帝蕩平九國，宇內一家，以田氏篡齊，六卿分晉，由是臣強君弱，終成上替下陵，所以尊君抑臣，置列郡縣，易於臨統，便俗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諸家解釋，註疏龐雜。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為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

  在這裡，杜佑從歷史上說明了賓禮是怎樣產生的，進而說明了賓禮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們的事情。自秦統一後，實行郡縣制，這種賓禮也就變得不像原先那樣重要了。他不贊成人們熱衷於「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認為這同「從宜之旨」是大相逕庭的。可見杜佑對禮的解釋，一是包含著樸素的歷史主義成分，二是顯示出明確的批判精神。上文所提到的他對祭屍禮的看法，在性質上也是如此。這跟他自己鄭重表明的「不為章句之學」是表里一致的。由此可以證明，杜佑對於禮，也有嚴肅批判的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