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其他類型>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學> 第五節 《通典》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局限

第五節 《通典》的歷史地位和歷史局限

2024-08-15 17:23:19 作者: 瞿林東著

  《通典》是中國史學發展中產生的一部巨製,是史學史上的一座豐碑。但是,它也不是沒有缺陷的。

  首先,從歷史編纂來看。《通典》以一百卷即占全書二分之一的篇幅寫「禮」。其中「沿革禮」六十五卷、「開元禮」三十五卷,不僅失於重複,而尤其失於煩瑣。這固然同他那個時代門閥重禮的風氣有關,但畢竟是它最突出的缺陷。

  其次,從歷史思想來看。在杜佑的歷史思想中,樸素的唯物觀點、樸素的辯證觀點和樸素的歷史進化觀點,是其積極的一面。其消極的一面,主要表現為「英雄史觀」,而與此相聯繫的則是對人民群眾作用的漠視,並把人民群眾的起來造反斥為「群盜蜂起」。他說:「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其眾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在杜佑看來,人民群眾完全成了等待「賢者」、「聖者」恩賜的、消極的歷史因素。反之,那種「成王業興霸圖」、「富國強兵」的偉大事業,都是個別傑出人物造成的,而這樣的人物又是很難得出現的,以致漢代以降,「不可多見」[98]。這種把歷史的活動歸結為個別傑出人物活動的英雄史觀,不僅同杜佑自己說的「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相矛盾,而且同唐初史家如魏徵等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相比也顯得遜色。

  再次,從社會思想來看。《通典》從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對當時社會確有不少深刻的揭露,但也存在過分粉飾當時社會的一面,如論唐代的刑罰說:「聖唐刑名,極於輕簡……如罪惡既著,制命已行,愛惜人命,務在哀矜,臨於剿絕,仍令數覆。獲罪自然引分,萬姓由是歸仁,感茲煦嫗,藏於骨體……國家深仁厚德,固可侔於堯、舜。夏、殷以降,無足征矣。」在這裡,嚴峻的法律,被說成是陽光雨露、「深仁厚德」。杜佑還替帝王執法中的「急於黎庶,緩於權貴」的屈法行為作辯護。在他看來,衣冠(士族)受刑,雖罪有應得,亦應為之「傷憫」;黎庶(匹庶)被戮,雖法不當罰,也無須為之「嗟嘆」[99]。顯然,這同他所提倡的刑罰應當「無私無濫」,是相矛盾的。

  《通典》的這些缺陷,究其原因,或是受著總的時代條件和階級地位的限制,或是由於具體歷史環境的影響,或是因為作者見識上的局限,等等。儘管如此,但作者從許多方面提出了前人不曾提出的見解,取得了前人不曾達到的成就,其理論貢獻是巨大的。

  [1] 參見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三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2頁。白壽彝:《中國通史綱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9頁。

  [2] 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三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2頁。

  [3]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唐紀》三十,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有關唐動亂與肅代政治諸事,多據《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四至卷二百二十四,引文不一一作注。

  本章節來源於𝙗𝙖𝙣𝙭𝙞𝙖𝙗𝙖.𝙘𝙤𝙢

  [4]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頁。

  [5]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杜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81頁。

  [6] 李翰:《通典序》,見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頁。

  [7]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杜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82頁。

  [8]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73頁。

  [9]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頁。

  [10]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73頁。

  [11]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書教中》,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40頁。

  [12] 《通典》卷四十二自注云:「凡義有經典文字其理深奧者,則於其後說之以發明,皆雲『說曰』;凡義有先儒各執其理,並有通據而未明者,則議之,皆雲『議曰』;凡先儒各執其義,所引據理有優劣者,則評之,皆雲『評曰』。他皆同此。」

  [13] 劉昫等:《舊唐書·文苑傳》下及歐陽修等:《新唐書·文藝傳》下均有傳。

  [14] 李翰:《通典序》,見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2頁。

  [15]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杜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83頁。

  [16] 杜佑:《進〈理道要訣〉表》,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7] 參見杜佑:《理道要訣》自序,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8] 杜佑:《進〈理道要訣〉表》,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9] 范文瀾:《中國通史》第4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63頁。

  [20] 杜佑:《理道要決》自序,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1] 參見本書第三章「《隋書》的歷史思想」一節。

  [22]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見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二,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1702頁。

  [23] 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66頁。

  [24]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杜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82頁。

  [25]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三《劉晏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523頁。

  [26]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829頁。

  [27]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陸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818頁。

  [28] 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三十一《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8頁。

  [29] 《與元九書》,見《白居易集》卷四十五、《舊唐書·白居易傳》。

  [30] 以上均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31] 孫星衍:《元和郡縣圖志》序,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107頁。

  [32]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6頁。

  [33] 杜佑:《通典》卷一《食貨一·田制上》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頁。

  [34] 杜佑:《通典》卷七《食貨七·歷代盛衰戶口》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56頁。

  [35] 杜佑:《通典》卷四《食貨四·賦稅上》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70頁。

  [36] 杜佑:《通典》卷十二《食貨十二》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95頁。

  [37] 杜佑:《通典》卷十二《食貨十二》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96頁。

  [38] 以下所引,凡未註明出處者,均見《通典》卷十八《選舉》序、卷十八《選舉六》評。

  [39] 杜佑:《通典》卷四十《職官二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06~1107頁,下同,不一一作注。

  [40] 以上所引均見《通典》卷一百六十三《刑典》序。

  [41] 蘇軾:《東坡志林》卷四《房琯陳濤斜事》條,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92頁。

  [42] 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782頁。

  [43] 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序及序末自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781頁。

  [44]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邊防》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979~4980頁。

  [45] 杜佑:《通典》卷四十八《禮典八》後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355頁。

  [46] 恩格斯:《愛爾蘭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70~571頁。

  [47]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邊防》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981頁。

  [48]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250頁。

  [49]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史部·政書類一」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94頁。

  [50] 梁啓超:《新史學》,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冊,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5頁。

  [51] 杜佑:《通典》卷四十《職官二十二》引杜佑《省官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09頁。

  [52]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邊防》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979頁。

  [53] 杜佑:《通典》卷十二《食貨十二》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95頁。

  [54] 杜佑:《通典》卷七十四《禮典三十四·賓禮》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015頁。

  [55] 杜佑:《通典》卷一百六十三《刑典》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189頁。

  [56] 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一《樂典》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587頁。

  [57] 《舊唐書·杜佑傳》載杜佑《上〈通典〉表》云:「書凡九門,計二百卷。」按:李翰作序在前,杜佑上表在後,且《通典》實際上是以九門編次,因此當以杜佑所說九門為是。

  [58]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三下,孫猛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3頁。

  [59]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史部·政書類一」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94頁。

  [60] 乾隆:《御製重刻通典序》,見杜佑:《通典》卷末附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513頁。

  [61]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73頁。

  [62] 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認為:「《通典》之作,雖源於『正史』的書、志,但矯正了『正史』斷代之不便。」(范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2頁)可惜,這些論點並未引起學術界應有的注意,以致直到現在,仍可看到一些研究《通典》的論著在重複兩《唐書》中的陳說。

  [63] 陶懋炳:《杜佑和〈通典〉》,見《史學史資料》1980年第3期。

  [64] 杜佑:《上〈通典〉表》,見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杜佑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83頁。

  [65] 馬端臨:《文獻通考》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頁。

  [66] 裴潾,唐代後期人,他在唐文宗大和年間,「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並音義、目錄一卷,上之」(《舊唐書·裴潾傳》)。

  [67]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四《釋通》,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373頁。

  [68] 梁啓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見《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1頁。

  [69]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書教中》,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40頁。

  [70] 以上均見杜佑:《通典》卷二十一《職官三·宰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34~540頁。

  [71]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通典》自注,內容很廣泛,並不只限於論議。陳光崇的《杜佑在史學上的貢獻》一文,認為《通典》「發展了史書自注的方法,是它在史書編纂方面的成就之一」;同時認為,《通典》的注文,「大致可分五類:一、釋音義;二、舉典故;三、補史事;四、明互見;五、考史料。這些子注,不但可以補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了材料的出處,便於稽考,特別是對於史料的考辨,表現了杜佑謹嚴的治學精神」,見吳澤:《中國史學史論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4頁。這些看法,都是很好的,可供閱讀或研究《通典》者參考。

  [72] 《宋史·藝文志》不載。《宋史·李昉傳附李宗諤傳》記:「(李宗諤)嘗頂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於世。」

  [73] 參見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74] 參見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75] 見杜佑:《通典》卷四十一《禮典一》目錄注文,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76] 杜佑:《通典》卷四十一《禮典·禮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19頁。

  [77] 魏徵等:《隋書》卷六《禮儀志》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05頁。

  [78] 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一《樂典》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587頁。

  [79] 杜佑:《通典》卷四十一《禮典·禮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119~1120頁。

  [80]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頁。

  [81]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9頁。

  [82]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71頁。括號中語為引者所加。

  [83] 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頁。

  [84] 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頁。又見《通典》卷七《食貨七》後論。

  [85] 《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頁。

  [86] 《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頁。

  [87] 參見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0頁。

  [88]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六「德宗建中元年」條,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285頁。

  [89] 陸贄:《陸宣公奏議全集》卷四《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90]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2頁。

  [91] 李翰:《通典序》,見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頁。

  [92] 權德輿:《唐丞相岐國公杜公墓志銘並序》,見董誥等:《全唐文》卷五百五,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5136頁。

  [93]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頁。參見同書第158頁。

  [94] 李翰:《通典序》,見杜佑:《通典》李翰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頁。

  [95] 參見李之勤:《杜佑的歷史進化論》、陳光崇:《杜佑在史學上的貢獻》,以上見吳澤:《中國史學史論集》(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0~200頁;拙作《論〈通典〉在歷史編纂上的創新》、《論〈通典〉的方法和旨趣》,見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49~290頁。

  [96] 以上見杜佑:《通典·職官典》。

  [97] 以上見杜佑:《通典·邊防典》。

  [98] 見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序、卷十二《食貨》後論。

  [99] 以上見《通典》卷一百七十《刑典八》。


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