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通典》撰述的邏輯方法

  一、《通典》之宏觀考察的邏輯方法

  唐代有兩部歷史著作在中國史學史上極負盛名，一是劉知幾所撰的《史通》，一是杜佑所撰的《通典》。《史通》著意於對史學活動的反省，意在做出評論和總結；《通典》則注重於溝通史學與社會的聯繫，意在推動史學的經世致用。劉知幾和杜佑分別生活在唐盛世和唐中葉，他們的歷史撰述以不同的風貌和成就反映了那個時期中國史學發展的特點。

  杜佑的《通典》跟它以前的歷史著作比較，在史學方法上有很大的發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和邏輯的一致。

  講到研究方法，這讓我們想到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恩格斯在講到對經濟學的批判時指出，「邏輯的研究方式」實際上無非是「歷史的研究方式」，二者是一致的。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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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範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80]

  恩格斯在這裡所闡明的，是歷史發展和人類思想進程的一致性的原則。然而，就歷史家個人（當然，也包括其他任何個人）來說，其認識能力究竟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客觀的「歷史過程」，則是千差萬別的。從唯物的角度和從唯心的觀點出發的歧異，對歷史上思想資料積累和繼承的多寡，以及對現實生活經驗的總結和吸收的程度，積累和繼承的程度，等等，都可能造成這種差別。這種差別，毫無疑義地要表現在歷史家研究歷史、撰寫歷史的方法上。

  《通典》問世以前，最有影響的歷史著作莫過於《史記》和《漢書》。因此，考察《史》、《漢》的史學方法，對於我們認識《通典》的史學方法究竟在何等意義上取得了重大的發展，是有很大的啟發的。司馬遷在談到他著《史記》的具體方法時說：

  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81]

  這裡說的紀、表、書、世家、列傳，反映著社會歷史的五個方面，也是《史記》一書的五個層次。在司馬遷看來，他所制定的紀、表、書、世家、列傳，是有其自身的邏輯的，不論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那麼，司馬遷所提出的邏輯和客觀歷史進程是什麼關係呢？它們在多大的程度上達到了一致呢？可以認為：《史記》寫了大量的、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物的活動和思想，寫了政治、經濟，寫了天文、地理，寫了有關的制度；其中，有許多是光輝的篇章，也有不少卓識。但是，從它的紀、表、書、世家、列傳這五個方面或五個層次來看，還不能說它基本上（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和邏輯的一致。當然，這五個部分是相互補充、相互聯繫的，但這種聯繫畢竟不同於客觀歷史進程中的那種聯繫。

  班固斷代為史，撰寫《漢書》百卷，他的方法是：

  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按：以上指帝紀、《百官表》及《諸侯王表》）。准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按：以上指《天文志》、《五行志》、《律曆志》）。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按：以上指《地理志》、《溝洫志》、《古今人表》及《郊祀志》）。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按：以上指《藝文志》和人物列傳）。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按：以上是說《漢書》文字的典雅和內容的宏富）。[82]

  這一段話，集中反映了班固撰寫《漢書》的邏輯方法，即首敘帝、王、百官，天文、五行、律歷次之，地理、溝洫、郊祀又次之，藝文又次之，末敘各種人物。班固提出的這個邏輯，同樣也沒有反映歷史進程。但是，有一點是應當注意到的，就是班固在表述他的邏輯方法時，好像比司馬遷表述自己的邏輯方法更清楚一些，而這主要表現在班固對《漢書》十志的作用的認識上。

  《史記》和《漢書》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但如果從歷史和邏輯的一致這一要求來看，從它們所反映出的史學方法來看，證明它們還處在史學發展的早期階段。這並不奇怪，因為它們都是中國封建社會成長時期的史學著作。

  《通典》產生於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它的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所能夠繼承的歷史上的思想資料，所能夠接觸的當時的社會思潮，都比馬、班時代廣泛得多、豐富得多、深刻得多。這些，都會反映在杜佑對社會歷史的觀察和分析上，反映在他研究、撰寫歷史的方法上。

  先從宏觀方面考察。杜佑明確地指出：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83]

  杜佑的這一段話，是用大手筆勾畫出的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結構及其相互關係。在杜佑看來：應當通過教化去達到「致治」的目的，而「教化」則應以食貨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制訂出一套選舉辦法和職官制度；禮、樂、兵、刑，乃是職官的職能；州郡、邊防是這些職能在地域上的具體實施。因此，作者在《通典》中首先論述經濟制度，然後依次論述選舉制度和職官制度，禮、樂制度，戰守經驗，刑罰制度，最後論述地方的建置和邊防的重要。這裡應當指出兩點：

  第一，杜佑把《食貨》置於《通典》各門之首，然後分別論述了上層建築的一些重要方面。作者這一研究和表述歷史的方法，可以說是在根本點上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一致。杜佑這一方法的理論根據是：「《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84]乍看起來，這些理論根據並沒有什麼新奇之處，只是集中了古代思想家在同一問題上的一些思想資料的片斷而已。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在杜佑之前的所有歷史學家，都沒有像他這樣重視前人的這些思想資料，並把它們作為首先必須研究社會經濟制度的理論根據。僅此而論，杜佑的歷史思想和史學方法已經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現在也和幾千年前一樣）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85]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裡說的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科學的唯物史觀，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前，人們是不可能提出的。但是，在中國哲學史和史學史上，唯物史觀的萌芽是早就存在的。是否可以這樣認為：杜佑已朦朧地意識到物質生活本身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的《通典》一書以「食貨為之首」的見識和方法，是中國中世紀史家「為歷史提供世俗基礎」[86]的天才嘗試。杜佑雖然從他的先輩那裡繼承了某些思想資料，但他對它們都進行了一定的改造，並賦予它們新的含義和新的生命。本來只是某些思想片斷，而在杜佑這裡卻成了一種歷史觀點和史學方法，成了一種學術思想的基礎和出發點，取得了他的前輩們所不曾達到的思想成果。

  誠然，這一新的思想成果，與其說是思維發展的必然結果，毋寧說是歷史觀史的必然產物。《通典》以「食貨為之首」的思想和方法，無疑反映了時代的精神。唐代自安史之亂（755—763年）以後，不僅政治上從極盛的頂點跌落下來，社會秩序極不安定，而且社會經濟也出現了日益嚴重的危機，國家財政十分窘迫。對於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變化，盛唐以後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詩人在他們的著述、作品和言論里都有強烈的反映。而整頓社會經濟，增加財政收入，則是人們關注的重大問題。於是，在肅、代、德、順、憲、穆、敬、文、武等朝的八九十年間，討論經濟問題的學者紛至沓來，相繼於世。其中，比杜佑略早或大體跟杜佑同時的，有劉晏、楊炎、陸贄、齊抗；比杜佑稍晚的，有韓愈、李翱、白居易、楊於陵、李珏等[87]。劉晏的理財，「常以養民為先」[88]。楊炎倡議和實行的兩稅法，以及朝廷圍繞兩稅法所展開的激烈的爭論，是唐代經濟制度史上很重要的事件。陸贄的經濟思想在某些方面跟杜佑很相近，他認為：「建國立官，所以養人也」，「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89]。這些政治家的經濟改革活動和經濟思想，都是當時的歷史現實的產物。而這樣的歷史現實、經濟改革和經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啟迪著杜佑的歷史理論和史學方法。是否可以這樣說：杜佑在《通典》里以「食貨為之首」，正是一個卓越的歷史家在自己的歷史著作中回答了現實所提出的問題。《通典》之所以在根本點上反映了歷史和邏輯的一致，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從《通典·食貨典》以下所敘各門來看，它們之間的邏輯聯繫也是很顯然的，反映了作者對社會之上層建築各部門的關係及其重要性的認識。杜佑認為，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各門中，職官制度是最重要的，所謂「行教化在乎設職官」，就是著重強調了這一點。選舉制度是為職官制度服務的；而禮、樂、兵、刑等則是各級官吏代表最高統治者行使的幾種職能，這些職能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教化，一是刑罰，所謂「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就是這個意思。至於州郡，需要各級官吏「分領」；邊防，也需要各級官吏處置，這是實施上述各種職能的必不可少的環節。由此可以看出，杜佑所敘社會上層建築的各個部分，大致有三個層次：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這三個層次，把當時國家機構在政治領域的幾個主要方面都論到了，反映了作者對歷史和現實的卓越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