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視前人的論議得失

  最後說重論議。這是《通典》在歷史編纂上的第三個特點。所謂「論議」，即《通典》所記歷代「群士論議得失」，具體地說，就是「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以及當朝人的許多言論，當然，也還包括作者本人對一些史事所做的評論。這個特點反映出《通典》在記事、記言的結合上所取得的成功。對此，一般評論《通典》的人都不曾有較多的注意，而章學誠則十分重視，並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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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氏《通典》為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逕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為采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69]

  這裡，章學誠以《禮典》為例，評論了杜佑對歷代博士經生的論議在編纂上的處理，認為這是一種記言、記事的「變通之法」，並且收到了「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的效果。章學誠舉出《禮典》為例來說明《通典》在歷史編纂上的這一特點，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禮典》中的論議篇幅集中，分量最大，共有二十餘卷，處於引人注目的地位；二是《禮典》占《通典》全書半數，舉此一門，可窺全書。

  《通典》的重論議，在具體表述上有三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在有關卷後集中記述「群士論議」；二是在同卷正文中，記制度沿革與錄「群士論議」雜而有之；三是在同一卷中，以正文記制度沿革，而多以注文錄「群士論議」，附於有關的正文之下。

  第一種形式，如上文說到的《禮典》，在六十五卷的歷代沿革禮中，吉、嘉、凶三禮之後所附博士經生的論議占了二十餘卷，即屬此種形式。另外，如《選舉典》共有六卷，前三卷敘歷代選舉制度，後三卷則集中記歷代之「雜議論」；《刑典》凡八卷，前三卷敘歷代刑制，中問二卷記歷代「雜議」，後三卷記述幾個方面的案例，其中也有不少論議；等等，亦屬此種形式。這種論議形式，所論問題比較集中，又都以時代順序連屬成篇，在一定的程序上具備了「史」的特徵。譬如《選舉典》的第四至第六篇，是為「雜議論」上、中、下三篇，所錄皆歷代有關「選舉」的論議。上篇記齊景公時晏嬰、西漢哀帝時王嘉、東漢光武帝時韋彪與張衡、西晉李重義、齊王儉、梁沈約、北魏高祐、後周樂遜、隋李鍔等人的論議奏疏；中篇和下篇記本朝人的言論，始於太宗初年而訖於德宗初年，其間包括高宗、武后、玄宗各朝許多人的言論。以《選舉典·雜議論》三篇與《選舉典·歷代制》三篇相配合，恰是同一種制度的兩種歷史記述方法，可收互相補充、發明之功。

  第二種形式，如《食貨典》一至二，敘歷代田制，分為上、下篇。其上篇（《食貨典·田制上》）在敘宋、魏以前田制時，則以戰國孟軻，西漢賈誼、晁錯、董仲舒、師丹、孔光、何武，東漢荀悅、崔寔，西晉石苞，劉宋羊希，北魏牟安世等人的有關言論、奏疏，分別記於其間。這種論議形式，把有關議論同制度沿革結合在一起，使言與事相得益彰，清楚地闡明了事物發展的過程和變革的原因。

  第三種形式，這是在對有關正文所作的注文中，采輯群士論議。如《職官典》之敘「宰相」的緣起、職責、因革變化，在講到秦初有左、右丞相時，注引荀悅的話，說明「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的歷史原因；在講到漢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錢六萬」時，注引文帝、周勃、陳平君臣問對，而以陳平的話說出了丞相的職責不在於掌握「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這樣一些具體數字，而在於「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在講到漢哀帝「復罷大司空」時，注引朱博的奏議，說明這一措施的必要性；在講到唐代「侍中、中書令是真宰相，其餘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時，注引太宗對侍臣的談話，指出「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置敕行文而已，人誰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之」[70]，強調了宰相責任的重大，批評了「阿旨順情」的作風，等等。這些在注文中所引述的論議，對闡明和詮釋正文來說，是必不可少的[71]。

  以上所舉三種論議形式，從內容上看，都是《通典》作者采輯歷代「群士論議」，所論大多是歷史上典章制度中的一些具體問題。此外，《通典》中還有不少論議，是作者本人撰述的，綜其名目，有序、論、說、議、評、按等。這些史論，散見於《通典》各門各卷之中，成為提挈全書的綱領。從內容上看，則多著眼於從政治上總結得失成敗的歷史經驗，並結合現實的歷史闡發作者的見解和主張，反映了作者撰述《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以及他的進步的政治觀點和歷史觀點。從編纂上看，它們還表現了作者對史論的靈活運用，這在中國史學史上也是很突出的。可見，《通典》中作者自撰的這一部分論議，是尤其重要的，詳見本章第四節。

  總之，《通典》以分門囊括制度，以會通貫穿古今，以論議闡述原委、指陳得失，是它在歷史編纂上的顯著特點和重大創新。這一創新工作，開拓了中國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意義極為深遠。宋初，宋白、李宗諤續杜佑書，撰《續通典》二百卷，訖於五代周世宗[72]。南宋，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但未成書[73]。宋元之際，馬端臨稱讚《通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而他或「效《通典》之成規」，或「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或增《通典》元（原）未有論述之內容[74]，撰成《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清代，又有《續通典》、《清通典》之作。這些情況，說明《通典》在歷史編纂上對後世的影響是很大的。

  《通典》在歷史編纂上也是有缺陷的。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禮典》的繁複，一是《兵典》的破例。這兩點，前人已經指出，而且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不過，即便對這兩個問題，我們也不能像前人那樣對《通典》作者作簡單的指摘，而應做比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只有這樣，才能中肯地指出《通典》在歷史編纂上的缺陷。

  《通典·禮典》凡百卷，前六十五卷為「歷代沿革禮」，分敘吉、嘉、賓、軍、凶五禮；後三十五卷為「開元禮纂類」，亦以吉、嘉、賓、軍、凶五禮敘之。儘管作者申明「沿革篇」不同於「開元禮」[75]，但其在編纂上終究不免失於繁重，故後人多所詬病。

  同時，由於《禮典》占了《通典》全書的半數，不僅使各門之間在比例上過於懸殊，而且因為《禮典》受內容和性質所限，這不能不影響到《通典》在經世致用方面的社會價值。當然，杜佑在《通典》中升《食貨典》為第一門，降《禮典》、《樂典》於《選舉典》、《職官典》之下，這樣的編次，反映了他的卓識。同時，他對「禮」的看法，也頗值得玩味。他說：「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76]這跟史家對「禮」的傳統看法，如「《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77]、「故敗國喪家亡人，必先廢其禮」[78]等，雖無本質的區別，但在輕重緩急上還是略有不同的。按照傳統的看法，禮是跟天、地、人有關係的。而杜佑認為，五禮之中，其實只是吉禮跟天、地有關係，其他四禮（嘉、賓、軍、凶）都跟人事有關係[79]，這就透過「禮」的神聖的面紗而更多地看到它的真面目。這也是杜佑的卓識。然而，杜佑畢竟不可能越出「禮」的樊籬，以致竟以一百卷的浩繁篇幅撰述「歷代禮」和「開元禮」，這說明他對於「禮」的興趣是非常濃厚的。任何一個讀者都會看到，杜佑在《通典·禮典》中，不厭其煩地敘述那些倫理規範和道德信條的繁文縟節，跟他在《通典》的其他門類里，指陳歷代典製得失、縱論他們的「理道要訣」相比，格調是太不一致了！總之，杜佑不可能不講「禮」，《通典》不可能不寫《禮》；但這樣講「禮」，這樣寫《禮》，同杜佑「征諸人事，將施有政」的目的雖不完全相悖，但也不盡吻合。

  《通典·兵典》不記歷代兵制而敘用兵之道，這從全書體例來看，是一個破例。杜佑這樣處置《兵典》，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畢竟造成了全書在體例上的不完全一致。不過，《兵典》的破例如若說是《通典》在歷史編纂上的一個缺陷的話，並不是說作者沒有必要敘用兵之道，而是指他沒有能夠把歷代兵制和用兵之道統一在《兵典》當中，是否可以設想：《兵典》首以數卷篇幅記歷代兵制沿革，而後以較多篇幅敘用兵之道，以收互為表里、相得益彰之效。從《通典》各門內容來看，杜佑是可能做到這一點的，但他沒有這樣做，這實在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