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於主會通

  再說主會通。《通典》主要取材於歷代正史書志，它跟後者最大的區別是：《史記》以下歷代正史書志大多只記一代或數代典制，屬於典章制度的朝代史；而《通典》則將歷代正史書志融會貫通，撰成一書，成為典章制度的通史。

  自班彪、班固父子著《漢書》至杜佑《通典》問世以前，六七百年間，史學有了很大發展。從歷史編纂上看，這個發展主要表現在一個個朝代史的著述取得了很大成就，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對此作了總結。可是，這期間的通史著作，幾乎沒有取得什麼進展。

  《通典》的問世，打破了通史撰述上的沉寂局面。從班固到杜佑，在關於通史撰述問題上，是沿著一條否定之否定的道路發展下來的。所謂「否定之否定」，並不是完全回到原來的道路上去，它應包含著發展和前進。《通典》作為典章制度的通史，它繼承了《史記》等通史之「通」的傳統，而在內容上和形式上又都有新發展，開創了中國古代史學史上通史撰述的新格局。關於這一點，章學誠是看得很重的。他說：

  

  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為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為《通史》一編，欲以包羅眾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袁，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蕭，裴潾《太和通選》[66]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或正編年之的，或以典故為紀綱，或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也。[67]

  章學誠提出的這四部通史書，唐、宋各占兩部，而以《通典》為最早。他說《通典》「以典故為紀綱」，「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這就指出了《通典》在歷史編纂上的主要特點。對這一主要特點，近人梁啓超又作了進一步闡述。他認為：

  紀傳體中有書志一門，蓋導源於《尚書》，而旨趣在專紀文物制度，此又與吾儕所要求之新史較為接近者也。然茲事所貴在會通古今，觀其沿革。各史既斷代為書，乃發生兩種困難，苟不追敘前代，則源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複取厭。況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闕遺，見斯滯矣。於是乎有統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創作以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此實史志著作之一進化也。[68]

  「正史」書志源於古代禮書，梁啓超說書志「導源於《尚書》」是不妥帖的。但梁啓超所說的記述典章制度的史書「貴在會通古今，觀其沿革」的論點，無疑是很中肯的。他認為《通典》恰是「統括史志」、「會通古今」、「卓然自成一創作」的歷史撰述的看法，當然也是正確的。

  《通典》「以典故為紀綱」、「統前史之書志」而又有「會通古今」的特點，在歷史撰述上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舊唐書·杜佑傳》在講到《通典》的時候說：「其書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大為士君子所稱。」這裡連用兩個「大」字，可以使人想見，《通典》的問世，確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誠然，《通典》的「會通古今」，無疑是繼承了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撰述思想的餘緒，這是很可貴的。然而更可貴的是，《通典》「以典故為紀綱」，開創了撰述通史的新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