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立分門

  先說立分門。這是《通典》在歷史編纂上一個突出的特點。關於這個特點的由來，《舊唐書·杜佑傳》有簡略的說明：「初，開元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所謂「分門」，亦即後人評論《通典》時常常說到的「分類序載」[58]，「每事以類相從」[59]，「搜討類次」、「分門起例」[60]，「撰述取法乎官禮」[61]，等等。從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劉秩《政典》是一種「分門書」。而李翰《通典》序說《通典》「凡有八門」，後來杜佑《進〈通典〉表》自稱「書凡九門」。這個事實說明，從「分門」這一特點來看，《通典》無疑是受到《政典》的啟發的。

  《通典》的立分門固然會受到《政典》的啟發，但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歷代正史書志的啟發。換言之，與其說《通典》源於《政典》，毋寧說它源於歷代正史書志。章學誠說《通典》「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好像是分別從內容和體裁來說的：從內容上看，「統前史之書志」；從體裁上看，「撰述取法乎官禮」。在這個問題上，梁啓超的看法要明確得多，認為《通典》是一部「統括史志」的撰述，是「史志著作之一進化」。這個論點，打破了五代以來人們關於《通典》和《政典》之間關係的傳統看法，揭示了《通典》在歷史編纂上的真正淵源[62]。

  請記住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通典》源於歷代「正史」書志並有所發展，這不僅表現在會通方面的「矯正了『正史』斷代之不便」，而且表現在分門方面的因革損益。指出這一點，對認識《通典》在歷史編纂上的成就是有意義的。「正史」中的書、志，從縱的方面來看，它是史學家對典章制度史的記述；從橫的方面來看，它是史學家對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一些重大方面的認識和概括。這種認識和概括的廣狹和深淺，往往反映了史學家的見識水平。

  《通典》共立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若以其與「正史」書志相比較，至少有兩個顯著的變化。第一，《通典》不列律歷、天文、五行、祥瑞、輿服等內容；第二，《通典》增加了選舉、兵、邊防等門類。其所以出現這兩個變化，是因為《通典》的作者更注重那些跟社會經濟、政治、軍事有直接關係的內容所致，是他貫徹自己確定的宗旨「征諸人事」的結果。（詳見下表）

  續表

  正因為如此，《通典》較之於以往「正史」書志來說，也就更接近於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出它所由產生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結構及國家職能。這是《通典》在歷史編纂上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此表是「正史」書志分目與《通典》分門對照簡表，可資比較、研究。

  有的研究者認為《通典》不列「藝文」或「經籍」一門，是其「缺陷」之一，而「這一缺陷在他的後人鄭樵、馬端臨手中得到彌補」[63]。我們今天看待《通典》的歷史編纂，似無必要從這個角度去找它的「缺陷」。因為杜佑撰述《通典》，刻意於「法制」，用力在「政經」[64]，旨趣是「將施有政」，經世致用，而不在探究學術文化。這一點是很明確的。「藝文」、「經籍」固然重要，《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也確是學術文化史上的名篇。但誠如馬端臨所說，「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65]，人們不能要求《通典》一定也要包含這方面的內容，否則便是存在「缺陷」。至於《通志》作為社會的通史，《文獻通考》作為文獻的通史，它們分別論列「藝文」和「經籍」，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