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典》之微觀考察的邏輯方法

  《通典·食貨典》以下其餘的八門中，職官是最重要的。所謂「行教化在乎設職官」，就是著重強調這一點。「選舉」是為了保證職官的素質，「禮樂」是職官的教化職能，「兵刑」是職官的暴力職能，此即所謂「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這裡，顯然有三個層次，一是選舉、職官，二是禮、樂、兵、刑，三是州郡、邊防，而職官居於核心地位。這清楚地表明了杜佑對封建國家政權結構及其職能的認識。這種邏輯認識，在他以前的史家中也是沒有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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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杜佑對國家職能的認識，不論其自覺程度如何，是體現了他對社會歷史的認識之邏輯和歷史的一致性的。他之所以能夠獲得超出前人的成就，從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來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制度經過將近一千年的發展已臻於完備，史學家有可能進行系統的總結。此外，前人的思想資料、時代要求的啟迪、他本人的學識和器局，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現在，我們再從微觀方面考察。杜佑《通典》對社會歷史的觀察和分析，一方面是用大手筆勾畫輪廓，另一方面是對每一領域做細緻的解剖，而於後者也同樣略見其邏輯的研究方法，體現出歷史同邏輯的一致。以《食貨典》而論，它共包含十二卷，即：（1）田制上；（2）田制下，水利田，屯田；（3）鄉黨，土斷、版籍並附；（4）賦稅上；（5）賦稅中；（6）賦稅下；（7）歷代盛衰戶口，丁中；（8）錢幣上；（9）錢幣下；（10）漕運，鹽鐵；（11）鬻爵、榷酤，算緡，雜稅，平準（均輸附）；（12）輕重。人們不能不注意到：這是一個很嚴密的邏輯體系。作者首先敘述土地制度，因為土地是當時經濟中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其次，敘述與這種土地制度相適應的農村基層組織；再次，敘述以這種土地所有制形態為基礎的賦稅制度；然後，敘述歷代戶口盛衰，這關係到勞動人手的多寡和賦稅的數量；最後，敘述到貨幣流通、交通運輸、工商業、價格關係等。這樣一個邏輯體系，極其鮮明地反映了作者研究社會經濟的幾個層次：從基本的生產資料出發，依次敘述勞動組織形式、賦稅關係、人口關係和其他社會經濟關係。在這裡，作者研究問題的邏輯方法，跟封建社會經濟的特點是相吻合的。因此，可以認為：「《通典·食貨》門，從生產論到流通，從土地關係論到一切社會經濟關係，這種邏輯體系應該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最能反映社會經濟中的基本問題的。」[90]這又體現出杜佑的卓識。

  然而，杜佑的這種卓識，並不僅僅限於他對「食貨」所做的剖析，在《通典》其他各典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例如，《職官典》二十二卷：首先，論歷代官制要略（第一卷），然後，分別論述三公、宰相、尚書、御史、諸卿、武官、東宮官屬、王侯封爵、州郡、散官（第二卷至第十六卷），最後，論祿秩和秩品（第十七卷至第二十二卷）。作者從京官論到外官，從職事官論到散官，從祿秩論到秩品，邏輯體系十分嚴密。值得注意的是，杜佑即便在這樣一個具體的領域裡，也是採用鳥瞰全局和剖析局部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如他論宰相，首先是把這個官職放在整個職官的全局中加以考察，然後才對這一官職進行細緻的分析。而進行細緻分析的時候，則是層層推進，條分縷析。如作者在《宰相》條下，列子目「門下省」、「侍中」、「中書省」、「中書令」；進而於「侍中」之下又分細目「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諫議大夫」、「起居」、「補闕」、「拾遺」、「典儀」、「城門郎」、「符寶郎」、「弘文館校書」等。作者用這種研究方法，把歷代職官制度剖析得清清楚楚，洪纖無失。《通典》全書除《兵典》外，其他各典，亦多類此。

  總之，不論是從宏觀方面還是從微觀方面來考察，可以說《通典》都有其自身的邏輯體系。這個邏輯體系，是作者觀察和分析歷史，特別是觀察和分析現實社會所取得的成果。對於這個成果，當時人的評價是：「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為功易而速，為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准，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91]「杜佑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誕章閎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備焉。」[92]這些評論，雖有過譽之處，但這裡說的「推而通，放而准，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渚掌」、「誕章閎議，錯綜古今」，卻都不失為中肯的評價。通過上面的分析，是否可以認為，杜佑研究歷史，並不是按照某種傳統的思想模式來鑄造歷史；恰恰相反，他大致上是按照歷史發展的本來面貌來撰寫歷史。雖然他也照例要受到歷史條件和階級地位的局限，但跟他的那些傑出的前輩或同輩比起來，他畢竟又朝著歷史的真實向前跨越了一步。因此，可以進而認為，杜佑《通典》所反映的邏輯體系，是那個時代歷史學家對客觀歷史之認識所達到的最高成就。

  杜佑之所以能獲得這樣的成就，有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經過將近一千年的發展，至唐代中葉已臻於完備，這就為歷史學家進行系統的總結提供了可能。誠如近代史學名家所說：「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制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93]對這樣的文物制度做出總結，並考鏡源流，釐清脈絡，闡明得失成敗，本是歷史提出的課題。其次，杜佑的歷史見識，是他能夠完成這個課題的主觀條件。李翰說杜佑「雅有遠度，志於邦典，篤學好古」，是「聰明獨見之士」[94]，這當不是憑空吹捧的諛辭。《舊唐書·杜佑傳》謂：杜佑「敦厚強力，尤精吏職」；「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要之，宦途的實踐，淵博的學識，對史學的興趣和時代的責任感，是造成杜佑這種歷史見識的內在因素。再次，前人的思想資料，特別是同時代的一些政治家、史學家、學者的思想的啟迪，是杜佑獲得如此成就的又一個原因。最後，這是最直接、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唐代中葉以後的社會動亂，尤其是國家財政收入日益窘迫的現實，把作為政治家和史學家的杜佑，推到了他應當占據的位置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