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一部宏偉的典章制度史——《通典》

  第一節 杜佑所處的時代和《通典》的宗旨

  一、杜佑所處的歷史時代

  杜佑所撰《通典》一書，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學發展的又一個重大轉折，是本書所要討論的重點之一。

  杜佑所處的時代，唐代盛世已經結束，唐代歷史轉入步履艱難的中期。唐代中期，按照比較恰當的說法，是從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起，至唐憲宗元和十五年（820年）止，首尾共七十八年的歷史[1]。杜佑的一生，大致上是跟他所處的這個歷史時期相始終的。正因為如此，他的政治經歷和他的撰述活動，都極其鮮明地反映了時代的特點。

  唐代歷史從它的盛世轉入它的中期，一個基本的歷史特徵是：社會的比較安定被社會的急劇動亂所代替了。唐中葉的社會動亂，表現在各個方面：由於最高統治集團的日益腐敗，造成了朝政的紊亂，「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政治風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由於朝政的紊亂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發展、膨脹，造成了朝廷和地方的矛盾與對抗；由於朝政的紊亂和邊遠地區將領的貪功求賞，一再挑起民族糾紛，造成了民族關係的嚴重不和與武力對抗。由於以上這些原因而引起的連年戰亂，造成了社會經濟的嚴重破壞，廣大人民的流離失所，等等。

  唐玄宗是個「半明半昏的皇帝」[2]，在他統治的四十多年（先天元年至天寶十五載，712—756年）中，前期他可以說是比較開明的皇帝，後期就轉變成一個昏君。玄宗前期，先後擔任宰相的有宋璟、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韓休、張九齡等。司馬光說：「（玄宗）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3]這說明玄宗早年注意選賢任能，也說明他這時還是個比較開明的君主。可是，這種情況，在玄宗末年便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是從玄宗任命李林甫為宰相開始的。

  李林甫是個權欲很盛的野心家。他在開元二十四年（736年）被任命為宰相後，其全部心術都用於「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他甚至召集諸諫官訓斥說：「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像這樣一個奸佞小人，竟能受到玄宗的信任，「悉委政事」，使他執掌朝政十七年之久，釀成了許多亂子。玄宗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還任用了楊國忠為宰相。楊國忠是一個在政治上奸邪、詭詐和殘暴都毫不遜色於李林甫的人，而他的貪財又是李林甫所不及的。史載：「國忠既居要地，中外餉遺輻湊，積縑三千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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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宗在用人方面的輕率、荒唐，還突出地反映在他對安祿山這個政治野心家的一味扶持和縱容上。安祿山本是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手下的一名捉生將，因戰功而屢被提升。天寶元年（742年），他被任命為平盧節度使。兩年後，又兼任范陽節度使。此後，他用種種手段騙取唐玄宗的信任，同時不斷挑起同契丹、奚族的矛盾，以牟取「戰功」。這樣，他在天寶十載（751年）又兼任了河東節度使。逮至玄宗天寶末年，「祿山精兵，天下莫及」。其叛亂跡象，已很明顯，而玄宗卻「益親信」之，甚至還加封他做宰相。這時，離安祿山發動大規模叛亂，只有一年多的時間了，足見玄宗昏庸到了何等地步。

  唐玄宗的由明轉昏，還突出地表現為他的個人生活日益走向極度的享樂、腐敗。尤其是天寶四載（745年）楊玉環入宮以後，玄宗更加沉湎於極度的享樂之中，他不想過問朝政了。因此，他對宦官高力士說：「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玄宗統治後期，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銳起來，而這種矛盾常常因為邊將的邀功求賞和玄宗的昏聵而不斷加劇。安祿山多次用卑鄙的手段引誘契丹和奚，殺死其酋長，坑埋其部眾，動輒數千人。安祿山為了邀功，為了發泄私憤，不斷地挑起跟契丹、奚的戰爭，破壞了唐與契丹、奚的正常往來和聯繫。唐中期以後，國內各民族間的不和，以至發展成大規模的戰爭，多是此種原因造成的。

  以上這些，只是玄宗開元末年至天寶年間的唐代社會的幾個剖面。隨著事態的發展，唐中葉的動盪如急風暴雨終於降臨了。這就是天寶十四載開始的，為時將近八年的「安史之亂」。隨著兩京（東京洛陽、西京長安）的陷落，玄宗西走四川，肅宗靈武繼位，唐官軍克平兩京，擊敗叛軍，整個北中國陷入一片混亂和破壞之中。肅宗至德二載（757年）十一月，當叛軍尚未平定，北部中國大地還在呻吟、顫抖之際，唐玄宗以「上皇」的身份回到長安，說了這樣一句話：「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然而，此時的唐皇朝正經歷著空前的劫難；此時的北部中國，已經完全不是「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那番景象了。人民被屠殺，被迫流亡，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唐皇朝的財政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在「安史之亂」中，東都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後來，又因「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而自喪亂以來，「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挪穗以給官軍，宮廚無兼時之積」。關中和洛陽一帶如此，那麼戰亂較少的江浙地區又如何呢？肅宗上元元年（760年），宋州刺史劉展叛亂，肅宗命田神功將平盧軍平定劉展叛亂。平盧軍在江淮大掠民財。史稱：「安史之亂，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同年，「江、淮大飢，人相食」。

  面對這種生產破壞、財政窘迫的局面，唐朝統治者還是盡最大可能地搜刮人民。一種是鑄錢幣。肅宗乾元元年（758年），肅宗接受第五琦的建議，鑄「乾元重寶」（「乾元錢」），以一當十。第二年，又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重輪錢」），一當五十，以此作為俸祿，以致造成了嚴重後果，「民爭盜鑄，貨輕物重，谷價騰踴，餓殍相望」。另一種搜刮方法是「稅天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即有地有苗者稅之，並美其名曰「公私咸濟」。還有一種搜刮方法，是行所謂「什一之稅」。代宗永泰元年（765年），「畿內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結果又是「民苦其重，多流亡」。其結果自然進一步加深了社會危機。

  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杜佑開始了他的《通典》撰述。

  劉知幾在《史通·二體》篇中說：「班（固）、荀（悅）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這話，在他當時對於總結以往史書編纂來說，大致是不錯的；若是用於對史書編纂的前瞻，則並不妥帖。中唐時期，杜佑所著《通典》的問世，便改變了古代歷史編撰的格局，從而突破了劉知幾的理論概括，成為史學發展的又一個重大轉折。

  杜佑（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出身於名門。唐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佑之孫杜牧詩云：「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4]這都說明杜佑家族地位的顯赫。杜佑不足二十歲時，以「蔭補」入仕，至七十八歲致仕，近六十年宦途，歷玄、肅、代、德、順、憲六朝。其間，他以任淮南節度使的時間最長，首尾十四年；以生命的最後十年曆任三朝宰相的職位最高。杜佑從大曆元年（766年）開始撰寫《通典》，至貞元十七年（801年）成書，歷時三十六年，成此巨製。唐憲宗在批准其請求致仕的詔書中稱他：「岩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溫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為政惠人，審群黎利病之要。」[5]這是對他的器局、政績、人品、學識都作了評價。杜佑是通曉史學的政治家，又是精於政治的史學家，他同時在這兩個領域裡都獲得重大歷史影響的成就，這在中華文明史上是罕見的。《通典》這部書，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這種雙重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