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名實、體例和史識
2024-08-15 17:22:15
作者： 瞿林東著
劉知幾首倡才、學、識為「史才三長」之說。《史通》一書以論說史書體例著稱，其中許多見解證明劉知幾是一位頗具史識的史家。然而，劉知幾從名實和體例的標準出發，對司馬遷所著《史記》中的《項羽本紀》和《陳涉世家》大加撻伐，批評太史公「名實無准」、「再三乖謬」，恰恰證明劉知幾在這個問題上拘泥於名實和體例，而在史識上落後於太史公。
《史通·本紀》篇說：「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莫過於此乎！」「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系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列傳》篇云：「紀者，編年」；「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劉知幾反覆強調了本紀是紀天子、君上、帝王的歲月、行事，是史書篇目中最崇高的。他從這個認識出發批評司馬遷為項羽立紀：
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越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群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30]
在劉知幾看來，項羽充其量只算得上個諸侯，根據名實與體例的要求，應入於世家才是。在《列傳》篇進而寫道：「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為名，非惟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一言以蔽之，羽入於傳，如班固《漢書》者然，是最允當不過的了。
劉知幾此論，乍看起來，似頗「有理」，因為他是用「求名責實」的辦法來評定史書的體例的。然而，問題就在這裡，只要稍一推敲，就可看出劉知幾在史識方面是有明顯的弱點的。司馬遷為項羽作本紀，是從「通古今之變」這一總的指導思想出發，以尊重歷史發展的事實為前提，這就是：秦亡之後，漢興以前，項羽實際上支配著當時的政治形勢，所謂「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31]。劉知幾從一般的「名實」觀念出發，不去考察客觀歷史發展的具體形勢，因而無法理解司馬遷的這個做法，並加上「再三乖謬」的評論。在這裡，劉知幾和司馬遷的分歧是十分清楚的：劉知幾堅持的是倫理觀點，司馬遷堅持的是歷史觀點；劉知幾要求客觀歷史應符合他所闡發的史書體例，司馬遷則是努力使他撰寫的《史記》及其各種篇目去符合活生生的客觀歷史。孰是孰非，不是清清楚楚嗎？
值得注意的是，劉知幾的這種看法，是班彪、班固父子對秦漢之際歷史的錯誤看法的翻版。班彪倡言「漢運承堯」[32]，班固宣稱「漢紹堯運」，不同意司馬遷把漢代歷史「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33]。他們認為漢是周的繼續，不承認秦的存在，當然更不會承認項羽的歷史作用。《漢書》改《項紀》為《項傳》，其源蓋出於此。劉知幾雖未照搬班氏父子的原話，而是以「名實」的緣由，以整齊史書體例為根據，批評了司馬遷，也貶斥了項羽，這與班氏父子的見解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同樣性質的問題，還反映在劉知幾列《史記·陳涉世家》所做的抨擊上。《史通·世家》篇寫道：
案世家之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故，而名實無准。
通觀上文，劉知幾的主要根據是：陳涉「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如以「世家」相稱，豈不又是「名」與「實」乖。司馬遷創製的《史記》篇目，豈不是「名實無准」嗎？在怎樣看待陳涉和《陳涉世家》這個具體問題上，劉知幾和司馬遷的分歧在於：劉知幾只著眼於陳涉的子嗣、家世，司馬遷則矚目於陳涉對歷史的影響和作用；劉知幾是把陳涉作為孤立的個人看待，司馬遷則把陳涉領導的農民起義放到整個社會中去考察。他們的歷史見識，在這裡又一次顯得高下分明，在司馬遷看來：「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跡，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34]；「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35]。正是根據這個重大的歷史事實，司馬遷把陳涉看作是秦朝末年這個歷史時期的一個承上啟下的人物，在史乘上應當享有較高的地位[36]。司馬遷的這種卓越的史識，同劉知幾的斤斤計較於用所謂「無世可傳，無家可宅」的標準來評論陳涉，實在大相逕庭。
在劉知幾以後，清人錢大昕也說過：「秦既滅，項氏主命又四五年」；「班氏《漢書》始降陳勝、項籍為傳。孟堅漢臣，故有意抑項。然較史公之直筆，則相去遠矣」。因此，他認為：「劉知幾謂羽僭盜不當稱王，此未達乎史公之旨者也。」[37]宋人洪邁在批評前人（我想，也包括劉知幾在內）對陳涉的責難時指出：
秦以無道毒天下，六王皆萬乘之國，相踵滅亡，豈無孝子慈孫、故家遺俗？皆奉頭鼠伏。自張良狙擊之外，更無一人敢西向窺其鋒者。陳勝出於戍卒，一旦奮發不顧，海內豪傑之士，乃始雲合響應，並起而誅之。數月之間，一戰失利，不幸隕命於御者之手，身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項氏之起江東，亦矯稱陳王之令而度（渡）江。秦之社稷為墟，誰之力也？[38]
「秦之社稷為墟，誰之力也？」這一問，問得好！這實是評價陳涉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劉知幾的認識，上不如司馬遷，下不及洪邁，確是事實。值得注意的是，洪邁也好，錢大昕也好，為什麼在這些問題上也跟劉知幾的認識發生歧異呢？癥結在於劉知幾撰《史通》一書，以論說史書體裁、體例著稱於世，至今還沒有失去參考價值。但是，任何事物在一定的條件下，都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轉化。由於劉知幾把體例的整齊劃一強調到絕對化的地步，因此便以一種冷漠的態度去對待客觀歷史，並竭力使它符合自己所闡發的關於史書體例的見解。正因為如此，這位史家在史識方面的局限性，就暴露得十分突出。反之，司馬遷著《史記》，是用體例去適合歷史，而不是要歷史來適合體例，這是司馬遷的過人之處，也是他不同於劉知幾的地方。
[1] 見《左傳》宣公二年。
[2] 見《左傳》成公十四年。
[3] 見《孟子》卷六《滕文公下》。
[4] 見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5] 見班固：《漢書》卷一百《敘傳》。
[6] 房玄齡等：《晉書》卷六十《張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640頁。
[7]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下《班彪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86頁。
[8]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頁。
[9]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頁。
[10] 劉知幾：《史通》文前《史通原序》，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頁。
[11]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頁。
[12]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8頁。
[13]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9～270頁。
[14] 劉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時》，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5頁。
[15] 劉知幾：《史通》卷八《書事》，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13頁。
[16] 劉知幾：《史通》卷六《言語》，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2頁。
[17] 劉知幾：《史通》卷六《敘事》，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7頁。
[18]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劉子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71頁。
[19] 劉知幾：《史通》卷十四《惑經》，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81頁。
[20] 袁枚：《隨園詩話》卷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87頁。
[21] 劉知幾：《史通》文前《史通原序》，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頁。
[22] 劉知幾：《史通》卷十《自敘》，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頁。
[23] 劉知幾：《史通》卷十《辨職》，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2頁。
[24] 劉知幾：《史通》卷十五《點煩》，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17頁。
[25] 劉知幾：《史通》卷六《言語》，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9頁。
[26] 劉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82頁。
[27] 《〈史通〉通釋》的撰者、清人浦起龍把劉知幾的這些論斷的價值又進一步抬高了，他說：「史體盡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其舉數也，欲溢為七而無欠，欲減為五則不全。」（《史通通釋·六家》按語）「《六家》舉史體之大全，《二體》定史家之正用。……自後秘省敕撰，唯此二途；藝文史部，必先二類。知幾是篇，誠百代之質的也。」（《史通通釋·二體》按語）讀張孟倫先生所著《劉知幾〈史通〉評》一文（《中國史學史論叢》，蘭州大學歷史系印行），文中寫道：「《六家》、《二體》兩篇，實將中國汗牛充棟的史書的體例，作了—個窮盡原委、脈絡分明的高度概括性的敘述，從而不但綱維了百代群史，而且張開了《史通》全書總目。」這個評論，比起浦起龍的評論來說，又提高了一步。劉知幾是古代大史學家，《史通》中的《六家》、《二體》兩篇在總結中國古代史書體裁方面確有一定的貢獻，這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說「史之流品」，窮於六家；歷史撰著不出班、荀二途；《六家》篇「綱維了百代群史」，《二體》篇「誠百代之質的」，等等。鄙意以為與實際情況頗不相符，因而也就難免有過譽之嫌。
[28] 劉知幾：《史通》卷十《雜述》，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53頁。
[29] 劉知幾：《史通》卷三《書志》按語，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9頁。
[30] 劉知幾：《史通》卷二《本紀》，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頁。
[31] 司馬遷：《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後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9頁。
[32] 范曄：《後漢書》卷四十上《班彪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324頁。
[33] 班固：《漢書》卷一百下《敘傳下》，北京：中華書局，第4235頁。
[34]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第3310～3311頁。
[35]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北京：中華書局，第1961頁。
[36] 白壽彝先生指出：「秦漢興亡和楚漢成敗，是漢興以來人們所感興趣的大問題。秦因暴政亡於陳涉首倡的起義，這是自賈誼以下，如嚴安、徐樂、賈山、枚乘、伍被等共同的看法。《史記》為陳勝立世家，置於《孔子世家》之後、漢代諸世家之前，以表示其在歷史上的特殊地位……這是把陳涉作為開闢新時代的人物來看待的，這比賈誼等人的看法要有更豐富的意義。」（見《中國史學史教本》上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64年，第29頁）
[37]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余錄》卷中「太史公、李延壽」條，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第1096頁。
[38] 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卷十四「陳涉不可輕」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