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典》的撰述宗旨

  《通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每門之下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細目。全書條分縷析，結構嚴謹，渾然一體。《通典》以歷代典章制度的歷史演變、得失興革為撰述的中心，兼記與此有關的言論。其記事上起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個別地方延至德宗貞元年間，距成書上奏只相隔數年。其所據文獻，主要是《五經》、群史，以及歷代士人的文集、撰述、論議。《通典》創造了綜合性的典制體通史形式，奠定了獨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礎，擴大了歷史研究和撰述的領域。

  《通典》在內容上和體裁上最顯著的特點，是以制度分門立目，「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6]。在《通典》以前，重要的史書體裁有編年體和紀傳體。編年體史書按年、月、日記事，以時間為脈絡。紀傳體史書實為紀、傳、志、表的綜合，而以替大量的歷史人物立傳為主體。《通典》創立了以典章制度為中心，分門立目、以類相從、敘其始終的典制體。這是在編年體、紀傳體之後發展起來的又一種重要的史書體裁。在杜佑開始撰《通典》之前二十多年，劉知幾之子劉秩於開元末年「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7]。這書在「分門」上，對《通典》撰述有一定的啟發。但若追本溯源，《通典》之作則是「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8]，「正史」的書志和《周官》對《通典》的撰述有更多的啟示。不過《通典》的分門立目，既不模仿《周官》，也不因襲「正史」書志。同後者相比，它有兩個明顯的變化，一是不列律歷、天文、五行、祥瑞、輿服、藝文（經籍）方面的內容，二是增加了選舉、甲兵、邊防三個門類。這反映出作者對於人才選拔、用兵之道和民族關係的重視。

  《通典》除分門立目外，還有兩個特點，一是講求會通，一是重視論議。《通典》以「典」跟「通」相連，表明了作者的會通之旨。馬端臨評論《通典》，說它「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9]。章學誠稱它是「以典故為紀綱」的通史，是「史部之通」達於「極盛」的唐宋時期的最早著作[10]。這都是說《通典》在會通方面的特點和成就。《通典》重視論議，包括它詳載歷代「群士論議得失」，也包括作者對史事所做的許多評論。《通典》的論議，主要目的在於討論歷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得失，但它在記言、記事的結合上也有新的創造。章學誠舉《通典·禮典》為例，指出：凡「博士經生，折中詳議」，「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為采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11]。還有一種形式，是在同卷正文之中，敘典章制度與記「群士論議」雜而有之。第三種形式，是把「群士論議」附註於有關正文之下。這反映出了作者對「群士論議」的輕重和處置是有所區別的。《通典》中杜佑自撰的論議，有敘、論、說、議、評、按等名目，大多直接反映作者的歷史見解，它們在本書中的價值比「群士論議」更為重要。其中，「說」、「議」、「評」也各有不同的含義[12]，表明了作者在對待歷史評論方面的認真和嚴謹。

  要之，《通典》以分門囊括制度，以會通貫穿古今，以論議指陳得失，開拓了歷史撰述的新領域，奠定了中國典制體史書發展的宏偉基礎。

  杜佑卓越的史識，固然反映在《通典》撰寫方法的成就上，但這僅僅是從史學發展的一個方面即史學如何反映一定的經濟、政治這個方面來考察的。如果從另一個方面即史學如何反作用於一定的經濟、政治這個方面來考察的話，那麼，杜佑的卓識，還有其更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這主要表現在他的歷史撰述的旨趣上。

  

  為《通典》作序的李翰[13]，因為「頗詳旨趣，而為之序」，可以說是深得《通典》要旨的第一人。李翰說：

  在李翰看來，杜佑撰《通典》，絕非為了追求廣見博聞，高談闊論，為史學而研究史學；反之，他是為了「經邦」「致用」而撰述《通典》的。「度其古」是為了「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最後還是要落實在「舉而行之，審如中鵠」上。因此，《通典》跟一般的「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迥然不同。此即李翰所窺見的《通典》一書的旨趣所在。

  當然，考察一部史書的旨趣，更重要的還要看作者撰述的目的。杜佑撰述《通典》的目的，在《通典》自序、《上〈通典〉表》以及他後來撰寫的《理道要訣》自序、《上〈理道要訣〉表》中，都有明確的說明。在《通典》自序里，他開宗明義地寫道：「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這幾句話，集中地反映了《通典》一書的旨趣所在。杜佑在《進〈通典〉表》中，進一步闡述了他的撰述旨趣，著重指出兩點：第一，《孝經》、《尚書》等儒家經典，多屬空泛言論，「罕存法制」，使人不得要領。第二，歷代前賢論著，大多是指陳「紊失之弊」，往往缺少「匡拯之方」[15]。因此，他主張：「理道不錄空言」，必須「探討禮法刑政」[16]，僅僅停留在對最高統治者的「規諫」上是遠遠不夠的，要研究「政理」的具體措施[17]。杜佑的這些看法，貫穿著一個主旨，就是「理道」。他在貞元十九年（803年），輯錄《通典》要點，另成《理道要訣》三十三篇（一說三十二篇），「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18]。《理道要訣》可以認為是《通典》的「簡本」或縮寫本，杜佑用「理道要訣」名之，可見他撰述《通典》的主旨本在於此。說「《通典》的精華就是『理道』的『要訣』」[19]，可謂切中肯綮。

  杜佑說的「理道」即「治道」，同李翰《通典·序》說的「經邦」「致用」是一致的。李翰自稱「頗詳旨趣，而為之序」，當是實話。這裡，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像杜佑這樣明確地宣布其歷史撰述就是「征諸人事，將施有政」、為現實「理道」服務的，在他以前的史家中，幾乎還不曾有過。從中國古代史學發展來看，杜佑以前的史家，主要是通過他們的歷史撰述來反映客觀的歷史，總結歷史經驗，從而給人們提供豐富的歷史借鑑，還沒有明確地表明是要用它來「經邦」「致用」。杜佑不贊成前人「多主於規諫而略於體要」[20]的撰述宗旨，把歷史撰述跟「理道」直接聯繫起來，這是對史學作用認識的一個很重要的發展。當然，這絕不是說杜佑以前的歷史撰述是脫離現實、不為現實所用的。恰恰相反，《春秋》以下的任何一部史書，都是和現實有密切聯繫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為現實所用的，而且在有些方面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成就。例如，西漢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在總結秦亡漢興的歷史經驗方面，唐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在總結隋亡唐興的歷史經驗方面，都有比較深刻、系統的見解；《史記》、《隋書》分別集中了這方面的成果，特別是《隋書》總結的歷史經驗，對於唐太宗貞觀年間的政治是有直接的影響的[21]。杜預說孔子作《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22]；司馬遷「述往事，思來者」；唐初李淵《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說「多識前古，貽鑒將來」[23]等，都包含著要以史學為現實和將來所用的思想。這樣的例子在史學上是很多的。那麼，杜佑在把史學和現實直接聯繫起來這個問題上，比起他的前輩究竟有什麼不同呢？這至少有兩個方面：第一，從認識的自覺程度來看。杜佑宣布他撰《通典》是「征諸人事，將施有政」，為「理道」服務，表明他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有較高的自覺性，這是中國古代史家對史學的社會作用之認識的一個飛躍。第二，從撰述的內容來看。杜佑對「術數之藝」、「章句之學」，「文章之事，記問之學」，都沒有很大興趣。故《通典》一書「不錄空言」，專事「探討禮法刑政」；「事非經國禮法程制」者，不錄。這樣，《通典》在內容上就突破了「規諫」、「勸誡」的窠臼，更講求實際，其所敘歷代典章制度，多與現實有直接聯繫。這是杜佑不同於他以前的史學家的又一個重要之處。

  誠然，杜佑以史學著作「理道」、「施政」的經世致用的主張，並不是他思想上固有的模式，而是時代的產物，是時代潮流的反映。杜佑生活在唐中葉的變亂時期。從玄宗後期起至憲宗末年，朝政的紊亂，朝廷和藩鎮割據勢力的鬥爭，藩鎮之間的鬥爭，以及民族間的矛盾、鬥爭，是這時期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特徵。由於變亂的不斷發生，人民流離失所，生產遭到破壞，社會經濟中國家財政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則是這一時期經濟上的特徵。唐中葉變亂的轉折關鍵是歷時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而其影響所及，則終唐之世。然而，正是這樣的社會變亂，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中唐時期，地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接踵而至，形成了繼唐初之後又一個人才高峰。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政治家如陸贄、李吉甫、裴度，軍事家如郭子儀、李晟，理財家如劉晏、楊炎，思想家和文學家如韓愈、柳宗元、劉禹錫，詩人如杜甫、白居易，等等。他們大多是一些思想進取、銳意改革的人。他們的言論、行事、著作和作品，一般都反映了時代的精神和特徵。杜佑和他的這些同時代人一樣，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的人，而他的「以富國安人之術為己任」[24]的政治胸懷和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也都可以從他們那裡找到同好或共鳴。史稱：理財家劉晏力主「富其國而不勞於民」[25]，「體國安民之心，不可沒矣」[26]。政治家陸贄「以天下事為己任」，對「理道」、「理兵」、「足食」有許多切中時弊的建議，他的「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27]對當時和後世都有極大的影響。柳宗元、劉禹錫都是「永貞革新」的積極參加者，這次革新雖然失敗了，但他們的改革精神是應該肯定的。特別是柳宗元的政論、史論、雜文和其他撰述，都貫穿著「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28]的宗旨。白居易在憲宗元和十年（815年）寫道：「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29]白居易的這種文學思想，無疑也是中唐時期的經世致用的社會思潮在文學創作上的反映。李吉甫當國，史稱其「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他撰的《六代略》、《元和郡縣圖志》、《元和國計簿》和《百司舉要》等書，都有鮮明的經世致用的特點，用他的話說，就是「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30]。清代學者孫星衍說李吉甫主要行事「皆切時政之本務」，所著諸書「悉經世之學」[31]，是很中肯的。上面所舉這些事實證明，在唐代中葉，倡導並致力於經世之學者，絕非三兩人而已；經世之學，至少在一些有識之士中，已逐漸形成一種傾向。而杜佑正是這種傾向在史學領域的先驅和突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