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典》的社會歷史思想

  杜佑的經世致用的主張，在《通典》一書各部分內容中都有具體的反映，茲撮述其要點如下：

  （一）經濟思想方面。杜佑經濟思想之最重要的方面，首先是他認為物質經濟生活是一切政治措施的基礎。他在給卷帙浩繁的《通典》所寫得極其簡短的序言中，用畫龍點睛之筆勾勒出他的「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經濟思想和《通典》在編次上以「食貨為之首」的撰述意圖，序言末強調了「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尤其顯示出他對序言中所寫的這些話的高度重視。有的研究者認為：杜佑的這種認識和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基礎對建築在其上的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的主要的決定的作用。」[32]這種評價是並不過分的。我們可以認為，在經濟和政治的關係的認識上，杜佑是中國古代史家中第一個達到這種成就的人。其次是《通典·食貨典》的邏輯體系，反映出杜佑對封建社會經濟各部門及其相互聯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基本上符合當時歷史實際的程度。如果說以上這兩個方面主要表現為認識上的價值的話，那麼以下幾個方面則反映了杜佑經濟思想在實踐上的意義，即第一，谷、地、人，是從經濟上達到「治政」的三個關鍵。他說：「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人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33]在杜佑看來，只要解決好糧食、土地、勞動人手這三個問題，就能達到「國用備」、「人食足」、「徭役均」的目的，社會經濟才能不斷發展。第二，在經濟政策上要處理好「國足」和「家足」的關係。他認為：「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家足的辦法不是逃稅而是土著，國足的辦法不是重斂而是相反的做法[34]。杜佑還說：「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35]認為「家足」是「國足」的基礎，「國足」不能離開「家足」，這樣社會才能安定。第三，在財政思想方面主張「薄斂」和「節用」。杜佑說：「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36]他高度評價了唐代開國初的「薄賦輕徭」的政策在穩定社會秩序方面的作用，多次指出「厚斂」必然導致社會的動亂和政權的敗亡。因此，他主張國家應該「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改變當時「甲兵未息，經費尚繁」的狀況。杜佑的這些具體經濟主張，都是為了避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37]的局面的出現。

  （二）人才思想方面。杜佑認為，人才對於管理國家政治起著決定的作用，他說：「為國之本，資乎人甿，人之利害，系乎官政。」[38]他不認為政治的好壞只是「明君」或「昏君」一個人的事情，即所謂「君不獨理，故建庶官」，所以「官政」如何，於「國本」關係極大。這是杜佑人才思想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他在人才思想方面的具體主張是：第一，以教育促進人才的成長。杜佑認為：「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敦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這裡有兩點是值得重視的：一是人才不是「天生」的，是要靠教育的手段才能得到的；二是今人並非不如古人，人才都是在政治活動的實踐中造就的。第二，反對以言取士。杜佑對魏晉以來的取士制度頗持批判的態度，他主張選拔人才，要注意到「行備，業全，事理，績茂」這樣幾個因素，即著重從其實際才能方面進行考察，那麼真正的人才就會被選拔出來。所以，他堅定地認為：「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華，失之愈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第三，主張採用多種辦法和途徑選拔人才，鼓勵人才發揮作用。杜佑認為，在人才問題上，「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實為大政，可不務乎！」這裡，他提出了一套綜合的人才管理辦法，包括古今的經驗教訓，當事人的公正態度，考核制度和升黜制度。杜佑把這看作是一件「大政」，足見他對人才問題的重視。正因為如此，他極不贊成「行教不深」而「取材務速」的急躁做法和「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的輕率態度。

  （三）吏治思想方面。杜佑的吏治思想有兩點是很突出的，一是省吏員，一是用有才。他在《通典·職官典》後論中引用唐睿宗時監察御史韓琬的話說：「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稱其人，須人不虛位。」[39]又引他自己在唐德宗建中年間的「上議」說：「詳設官之本，為理眾庶，所以古昔計人置吏。」所以他認為歷史上那種「約人定員，吏無虛設」的辦法是正確的。杜佑從經濟的觀點和財政收入的具體狀況考慮，認識到維持一個龐大的官吏隊伍，這對國家本身來說實在是一個嚴重的負擔，是一個「大弊」，不改革是不行的。這就是杜佑關於省吏員的基本出發點。他斷然說：「有才者即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亡！」在他看來，在「並省官吏」的改革中，起用「有才者」，淘汰「不才者」，是很正常的事情。這是他的用有才的主張。

  （四）法制思想方面。杜佑的法制思想也有兩點是很突出的。首先，他認為對於刑罰的「善用」和「不善用」，直接影響到社會的「治」和「亂」。所謂「善用」，關鍵「在乎無私絕濫，不在乎寬之與峻」。其次，他認為法律不可隨意解釋，並須有相當的穩定性，不應「斟酌以意，變更屢作」[40]。

  

  （五）軍事思想方面。杜佑飽讀兵書，而且熟悉中唐以前的戰爭史。他的《通典·兵典》部分，不記歷代兵制，而敘軍事理論和戰爭勝敗的經驗。早在宋代，「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41]，足見《兵典》影響之大。《兵典》不記兵制而專論用兵之道，是因為作者認識到後者有比前者更重要的實踐意義。杜佑寫道：「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為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今輒捃摭與孫武書之義相協並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42]研究兵事，目的在於了解行師制勝的道理，這就要涉及戰爭史上的各種戰例，而不是靠記述歷代兵制所能達到的。作者的撰述意圖即在於此，這應是評價《通典·兵典》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杜佑的軍事思想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個方面是戰略思想，另一個方面是戰術思想。在戰略思想方面，杜佑認為，國家在軍事上應始終保持著「強幹弱枝之勢」。他引用賈誼的論點說：「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他認為安史之亂的發生，就是「邊陲勢強」、「朝廷勢弱」的緣故。他主張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加強朝廷對地方的控制，以保持社會的安定局面。在戰術思想方面，杜佑認為，每一戰役的勝利，主要在於指揮者的應變能力，即「因我便而乘敵」，這也就是他進而解釋的「凡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因此，他主張在軍隊的訓練上應講究實際，將帥還要善於「撫眾」，這樣就可「用無弱卒，戰無堅敵」[43]。可見，杜佑在戰役應變思想方面，主要立足於從實際情況出發，他基本上擺脫了戰爭理論上的神秘因素，這是很可貴的。《兵典》凡十五卷，下列一百三十餘條子目，大多是關於戰術方面的理論。由於《兵典》是以《孫子兵法》為綱撰述的，所以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它是一部對《孫子兵法》作了詳盡的闡發的軍事著作。

  （六）民族思想方面。杜佑在民族思想方面的一個突出貢獻，是提出了「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的論點。杜佑寫道：「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樸質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屍焉，聊陳一二，不能遍舉。」[44]對此，他在自注中都作了明確的解釋。杜佑從民族習俗上證明，上古之時，「中華」也有許多「鄙風弊俗」，跟「夷狄」是沒有什麼兩樣的。他在講到古代禮俗的時候，甚至認為：「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45]杜佑的這些看法在理論上有重要的意義：它們進一步打破了中國歷史上這樣一個傳統觀念，即「中華」一向就是先進的民族，而「夷狄」從來就是落後的民族；同時，作者已經朦朧地認識到，上古之時「中華」與「夷狄」本是「一家」。杜佑的這些論點甚至可以說是包含著某些真理的成分。恩格斯曾經說過：

  我們越是深入地追溯歷史，同出一源的各個民族之間的差異之點，也就越來越消失。一方面這是由於史料本身的性質，——時代越遠，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點；另一方面這是由這些民族本身的發展所決定的。同一個種族的一些分支距他們最初的根源越近，他們相互之間就越接近，共同之處就越多。……這一種或那一種特點，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義，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種特徵卻是整個種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遠，這種地方性的差別就越是少見。[46]

  杜佑當然不可能懂得這樣的科學觀點和科學方法，但他在一千多年前能夠提出「古之人樸質，中華與夷狄同」的論點，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在民族關係上，杜佑反對對周邊少數民族濫施兵革，提出「來則御之，去則備之」的方針；他批評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在這方面的失誤，造成了「萬姓怨苦」的局面，稱讚漢光武帝在這方面「深達理源」，有所節制。他的結論是：「持盈固難，知足非易」；「持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國之要道歟！」為了進一步證明這個看法的正確，杜佑針對玄宗以來的歷史現實寫道：「向無幽寇內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耶？前事之元龜，足為殷監（鑒）者矣。」[47]關於民族間的戰爭，其情況是非常複雜的，杜佑不可能對它們做出具體的分析、判斷；但是他對民族間戰爭的總的看法，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從以上列舉的杜佑的幾個方面的思想來看，貫穿於其中的一個鮮明的特點，是他十分重視把歷史經驗跟當時的社會現實結合起來，他的許多見解和主張都有相當的準確性和突出的針對性，具有直接為現實參考的作用和價值。這是他「征諸人事，將施有政」的經世致用學術旨趣的反映。關於這一點，不僅僅是與杜佑同時代的李翰、權德輿等非常重視，而且也引起了後人的注意。朱熹一語破的地指出：「杜佑可謂有意於世務者。」[48]乾隆《重刻通典序》謂：「此書……本末次第，具有條理，亦恢恢乎經國之良模矣！」這個看法，也可以說是深得《通典》的要旨。後永瑢、紀昀等修《四庫全書總目》，稱《通典》是：「凡歷代沿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旨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49]在考據之學盛行的年代，清人能如此稱道《通典》，說它是「經國之良模」、「有用之實學」，正可以反襯出《通典》在經世致用方面的特點是何等突出。近人梁啓超認為：杜佑「《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制度，制度於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50]。這是從《通典》的內容來說明它的經世致用的旨趣。要之，自唐代至近世，人們對杜佑的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通典》的旨趣，反映了作者的鮮明的時代感。這就是說，杜佑在《通典》中不僅反映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特點和問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這些問題。《通典》的時代感，上承司馬遷《史記》實錄精神的遺風，下開經世史學的先河，在中國史學史上起著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通典》的旨趣，建立在作者的樸素的唯物歷史思想的基礎上。這樣一種歷史思想，在作者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上都有比較充分的表現。《通典》的旨趣，還反映了作者的樸素歷史進化思想。講進步、講「形勢」、講「事理」的觀點，以及講變革的觀點，是杜佑樸素歷史進化思想的幾個主要方面，而核心則在於主張對陳舊的、過時的制度進行變革。正因為如此，杜佑在《通典》中反覆闡明「隨時立制，遇弊變通」[51]、「隨時拯弊，因物利用」[52]、「弊而思變」[53]、「便俗適時」[54]的論點。這裡，最重要的，一是「變通」，二是「適時」。離開「變通」和「適時」，經世致用也就成了空話。在杜佑的歷史思想中，還有一點也不可忽視，這就是他的樸素的辯證思想。杜佑是以「《食貨》為之首」作為構築其著作大廈的基礎的；但是，他並不是只強調「食貨」的作用，無視或輕視其他領域的作用，恰恰相反，他對於後者的作用是給予極大的注意的。他在《兵典》序中指出：對於甲兵，「若製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他對於刑罰的作用也是這麼看的：「善用則治，不善用則亂」[55]。他甚至對於音樂和人的情緒的關係，也持有這種樸素的辯證觀點，認為：「夫音生於人心，心慘則音哀，心舒則音和。然人心復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慘。」[56]像這樣帶有樸素辯證觀點的認識，在《通典》里還可以舉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