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學的審美要求

  劉知幾的史學審美思想不只是反映在對史書敘事的要求方面，還反映在史學的諸多方面。

  《史通》一書，有數十處用到「美」字，但這些也不都是反映審美要求的。在許多地方，劉知幾所說的「美」，其意義十分廣泛，有肯定之意、正確之意，甚至還有過譽之意。因此，討論劉知幾的史學審美思想，就應當謹慎地辨別他在什麼情況下是在闡述與此有關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劉知幾的史學思想不僅著重外在的美，同時也看重內在的美；不僅關注某一方面的美，同時也強調綜合的美。諸如此類的問題，前人似乎討論得很少，故頗有拾遺補闕的必要。

  首先，關於史職之美。劉知幾認為，史職是高尚的事業。《史通》專有《辨職》篇，其意即在於闡述史職的重要。劉知幾用讚嘆的口氣說：「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21]這裡說的「榮」與「美」，都包含著「榮耀」之意。但是，當劉知幾把自己的經歷同前人聯繫起來時，他說的「美」，就含有一種對美好事物、美好志向的追求之意了。他回顧往事時寫道：「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22]他說的「美志」，自然是指在史學事業上的追求，這同後面說的「以見其志」是相為呼應的。由此可以看出，在劉知幾眼裡，史職不僅僅是一種職務，甚至也不僅僅是一種責任，它還是一種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從這個意義上看，所謂「美志"，即包含著審美的情趣和意向。

  當然，劉知幾關於史職的審美情趣和具體標準，反映在他對「監史」即「監修國史」的身上尤為突出。他寫道：

  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之尤者。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云，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23]

  這裡，一連提出「直」、「才」、「精勤」和「諳識故事」等四個方面的突出優點，並能「兼斯具美」，那就成了史職審美的最高境界。在這一點上，劉知幾的確表明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誠如他論「史才三長」一樣，認為能夠同時兼具「三長」的史家很少，故「史才」很少。應當指出，他的這種理想主義的觀點，用來看待史學的歷史和現實，總不免會產生一種消極的情緒。但是，我們也必須肯定，劉知幾的史學審美思想在史職方面的反映，並對時人和後人產生長久的影響，表明中國古代史家在精神境界領域的崇高的追求。

  其次，關於史學體裁之美。《史通·二體》篇，專就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各自的特點作了分析，最後作者寫道：

  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

  

  劉知幾以《漢書》和《漢紀》來證明史書編撰在體裁上「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已為其後來史學發展所突破。但他認為編年、紀傳二體「各有其美，並行於世」，則反映了他以審美的眼光來看待這兩種史書不同的表現形式。這同有的史家在編年、紀傳孰優孰劣問題上爭論不休，實有極大的高下之別。這也說明，有審美情趣的人，或許都有一種兼容的風格。

  再次，關於文章與文詞之美。劉知幾引用《晉書·袁宏傳》的話說：「袁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24]從這裡是否可以聯想到，在劉知幾看來，文章的「絕美」同詩情也有一定的聯繫。劉知幾認為，文章之美，詞語之美，都是經過反覆錘鍊才能達到的。他指出：

  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屈如存，征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

  這是告訴人們，文章之美、文詞之美，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像《左傳》這樣優美的文詞，更非「一時」、「一手」所能成就。另一方面，劉知幾也十分肯定文詞的自然之美，用他的話來說，就是「體質素美」。他寫道：「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體質素美。」這是因為，它們來自「童豎之謠」、「時俗之諺」[25]，本身帶有質樸之美。

  最後，關於序例與論贊之美。他評論有關史書的序例說：

  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26]

  對於序例，劉知幾認為「理切而多功」、「義甚優長」之類，應屬於「美」的範圍。顯然，他這裡所強調的已不是文辭，而是「理」與「義」，即是一種含蓄的或內在的美。

  總的看來，劉知幾的史學審美思想是很豐富的，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顯示了他獨特的理論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