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劉知幾的「史才三長」思想和史學功用論

  一、史才、史學、史識

  《史通》的史學批評理論，是圍繞著歷史撰述和史學功用的一些重要方面展開的。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大多不能脫離對史家的評價。這是《史通》作為史學批評著作的鮮明特色。但是，它關於史家的許多評論，一般都是結合歷史撰述的某個具體問題提出來的。把許多具體的史家凝聚成一個抽象的史家。並對其作總體性評論，這是劉知幾史學批評理論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一理論，是他在回答友人所問時闡述的，文不載於《史通》，而見於《舊唐書》本傳：

  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楠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為知言。

  劉知幾明確地指出，只有具備才、學、識「三長」的人，方可成為「史才」。這是他的史家素養論的核心，也是他提出的史家素養的最高標準。

  從上述引文中劉知幾所做的比喻和說明來看，他說的「才」，主要是指掌握文獻的能力，運用體裁、體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上文所說的編撰方法、體裁體例、文字表述大致屬於這個方面。他說的「學」，是指各方面的知識，主要是文獻知識，也包括社會知識以及自然知識，上文所說的史書內容、編撰方法、史學功用都與此有關。他說的「識」，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膽識，上文所說的撰述原則、史書內容、編撰方法、史學功用都反映出這種器局和膽識。劉知幾對於史家膽識格外強調，其最高標準是「好是正直，善惡必書」，認為這是「善無可加，所向無敵」的境界。在《史通》中，他以大量的篇幅闡述史書的體裁、體例和文字表述，也多次講到善惡必書的問題，而其含義之深、口氣之重都超過前者。《直書》篇說：「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曲筆》篇說：「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惑經》篇批評《春秋》有多處「未諭」，如說：「愛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為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也乎？」像這樣的論述，《史通》中還有多處，它們都可以用來說明劉知幾為什麼如此強調「好是正直，善惡必書」。在他看來，史學的主要功用在此，史書的歷史價值在此，史家的基本素養亦在此。他認為，學者跟良史的區別也就在這裡，即所謂「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19]。他也主張史家應當博聞多識，但僅做到這一點是不能成為良史的。

  在劉知幾以前，不少史家對史書的事、文、義、體分別有過一些論述，也有許多真知灼見，而劉知幾超出前人之處，一是明確地提出了才、學、識這三個史學理論範疇，二是闡述了三者之間的聯繫，三是把才、學、識作為一個整體看待並確定為史家素養的最高標準。劉知幾本人並未明言《史通》與「史才三長」論之間的內在聯繫，但通觀《史通》全書，它的大部分篇目所論，都可以按照才、學、識這三個範疇去劃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史通》一書也可以看作是關於評論史家素養的著作。

  劉知幾提出的「史才三長」論，把史家素養問題提到了更加自覺的理論認識高度，對促進史家自身修養和史學進步都有積極的作用，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其影響所及則又超出史學範圍，清代詩歌評論家袁枚認為：「作史三長：才、學、識，缺一不可。余謂詩亦如之，而識最為先；非識，則才與學俱誤用矣。」[20]史學評論家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其中不少篇目論及「史才三長」，而以《史德》篇最為精到，從而發展了劉知幾關於史家素養的理論。

  劉知幾的史學批評理論也存在著明顯的時代局限性，這集中地表現為他極力提倡的直書精神和他始終維護的「名教」的觀念的矛盾。《史通·曲筆》篇說：「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晦，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惑經》篇說：「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這樣一來，他就為「實錄直書」在理論的徹底性上打了折扣。即使是在闡揚直書原則時，他也有強烈的「激揚名教」的意識。隋唐時期還是門閥觀念極重的時代，劉知幾這樣傑出的史學批評家，以及在他之後的大史學家杜佑，在思想上和著作上都不可能完全不帶著時代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