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之為用，其利甚博

  《史通》在很多地方講到史學功用問題，講得比較集中的是《辨職》篇，還有《直書》、《曲筆》、《自敘》、《史官建置》等篇。劉知幾在這方面的史學批評理論，反映出來他對於歷史、史學、社會相互間的關係有比前人更深刻的見解。《史官建置》篇說：

  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清人浦起龍《史通通釋》在這段話的後面釋曰：「末總括其功用。」這句話深得劉知幾思想之要旨，是很準確的詮釋。

  在上引這段話中，劉知幾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史家和史書的關係，一是史書和社會的關係。前一個問題是說明因有「史官不絕」，才有「竹帛長存」，這是史家的歷史貢獻。後一個問題是闡述史學為什麼有「用」、有「利」，是「急務」和「要道」。劉知幾認為，因「竹帛長存」，則人亡而事在。這是說明史書可以儲存過往的歷史。後人通過學習、研究史書，可以「神交萬古」、「窮覽千載」，從中受到教育和啟示，產生「內省」和「思齊」的願望與行動。正因為這樣，史學便包含著極廣泛的社會功用，成為「生人（民）之急務」、「國家之要道」。從今天的認識來看，劉知幾實際上是闡述了客觀歷史活動通過史家的記載，轉化成作為精神財富的「竹帛」，即史書。這種作為精神財富的史書經後人的學習和研究，能夠喚起、啟迪人們的「內省」與「思齊」的要求，從而使精神財富又轉化成現實歷史活動中的一種重要物質力量。在劉知幾以前，有不少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都講到過史學的社會作用，但像劉知幾這樣從理論上進行闡述的還不曾有過。劉知幾強調史學的教育作用，即喚起人們的「內省」與「思齊」意識，是他論史學功用的鮮明特色。

  從史學批評的角度來看，劉知幾是從三個層次上分析了史學功用的不同情況。《史通·辨職》篇說：

  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御，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郁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

  

  這裡講的「史之為務」同上文講的「史之功用」是同一個含義。這裡所說的「上也」、「次也」、「下也」，是提出了對史家及其所盡職責所產生的社會作用和歷史作用的評價標準。「彰善貶惡，不避強御」是一種崇高的獻身精神；「編次勒成，郁為不朽」是以傳世之作產生長久的歷史影響；「高才博學，名重一時」是史家在其所處的時代發揮了積極作用。三者雖有差別，但都符合「史職求真」的標準；如果「三者並闕」，則無以言「史職」。這裡，反映出了劉知幾的史學功用思想，也反映出了他的史家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