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意識和《史通》的史學批評理論

  一、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意識

  盛唐時期，傑出的史學批評家劉知幾寫出了《史通》一書。這是中國古代史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的問世，標誌著中國史學進入到了一個更高的自覺階段，是史學思想發展和史學理論建設的新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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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知幾（661—721年），字子玄，唐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人。他於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舉進士而入仕，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歷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侍等職，併兼修國史。長安三年，與朱敬則等撰《唐書》八十卷；中宗神龍時（705—707年），與徐堅等撰《武后實錄》；玄宗開元二年（714年），與柳沖等撰《姓族系錄》二百卷；開元四年，又與吳兢撰成《睿宗實錄》二十卷，重修《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其間，他因不滿於武則天和唐中宗時史館修史的紊亂和監修貴臣們對修史工作的橫加干涉，曾在中宗景龍二年（708年）毅然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8]。他的私人撰述還有《劉氏譜考》三卷、《劉氏家史》十五卷和一些詩文。《史通》是他的代表作，流傳至今；《史通》傳本以清人浦起龍《史通通釋》流傳最廣。劉知幾的其他撰述，多已不存。

  《史通》二十卷，包括內篇十卷三十九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合五十二篇。其中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三篇亡於北宋以前，全書今存四十九篇，內篇是全書的主要部分，著重闡述了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採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則，而以評論紀傳體史書體例為主。外篇論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雜評史家、史著得失，並略申作者對於歷史的見解。

  《史通》以《六家》、《二體》開篇，從史書的內容和形式闡述了史學的起源；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勾勒了史學發展大勢，以《雜述》概括了史學的多途發展。這五篇，是對史學發展之歷史的清理。它的《載言》、《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斷限》、《編次》、《稱謂》、《序傳》等篇，是關於史書表現形式的理論，而以論紀傳體史書的結構、體例為主。它的《采撰》、《載文》、《補註》、《因習》、《邑里》、《言語》、《浮詞》、《敘事》、《核才》、《煩省》等篇，是關於史書編撰方法和文字表述要求的理論。它的《品藻》、《直書》、《曲筆》、《鑑識》、《探賾》、《摸擬》、《書事》、《人物》等篇，是關於歷史認識和撰述原則的理論。《辨職》、《自敘》、《忤時》三篇，是闡說作者的經歷、撰述旨趣和對史學社會功用的認識。《點煩》是對《敘事》的補充。外篇中的其餘各篇，雜評前史得失，是列舉更多的實例以證上述各方面的理論。

  劉知幾撰述《史通》的目的，是「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9]。他是志在總結歷史撰述中的得失利弊，通過歷史的回顧和理論的分析，提高史家的認識，促進史學的發展。他自稱此書「商榷史篇，下筆不休」[10]，「多譏往哲，喜述前非」[11]。這兩句話，概括《史通》全書的精髓在於史學批評。

  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意識，得力於他在史學上的修養。他自稱：「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12]這說明他在史學批評上有多年的積累。他的史學批評意識，還受啟示於當時修史工作的實踐，這也是他撰寫《史通》的直接動因。劉知幾深沉地寫道：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13]

  這裡，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所謂「舊議」，即是他多年積累的對於以往歷史撰述的一些「得之襟腑」的獨到見解。他試圖按照這些見解，撰寫包含紀、傳、志的唐史。但他的這個希望屢屢受挫。劉知幾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史家，他的志向是「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以降」，以至唐初史家所撰諸正史，「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當時史館，對於他實現這樣的目標，是不可超越的阻力，他終於發出了「吾道不行」、「美志不遂」的感嘆！這就更加促使他決心把批評的意識變成批評的行動。他上書監修國史蕭至忠等，備言國史之修面臨著「五不可」：史官泛濫，簿籍難見，權門干預，十羊九牧，坐變炎涼，以致「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14]。可見此時的史館跟太宗、高宗時相比，實有天壤之別。劉知幾感嘆之餘，憤然辭去史職，寫出了千古名著《史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