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劃時代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

  第一節 魏晉至唐初史學批評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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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先秦時期，從孔子對董狐的評論[1]、《左傳》對《春秋》的評論[2]、孟子對孔子作《春秋》的評論中[3]，中國史學已經產生了最早的史學批評。到了兩漢時期，司馬遷對《春秋》的評論[4]，班彪、班固父子對《史記》的評論[5]，把中國史學的史學批評推進到自覺的階段。這些史學批評，一般說來，還是針對具體的史書、史家而展開的，尚未出現一般意義即普遍意義上的史學批評。

  從魏晉至唐初，史學批評有了進一步發展，其特點是：一方面是從比較的角度展開史學批評；另一方面是在對史學發展的進程和總相作概括中展開史學批評，從而把史學批評推進到更加自覺的、新的發展階段。晉人張輔以馬、班作比較進行評論，目的是要說明什麼樣的史家可以稱為「良史」。他認為：

  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

  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6]

  張輔從史文煩省、作史宗旨、價值標準等幾個方面對馬、班作了比較，其結論是班不如馬，而司馬遷堪稱「良史」。

  南朝宋人范曄撰《後漢書》，對班彪、班固作長篇傳記，敘班氏父子言行頗詳。其論班彪、班固評司馬遷時寫道：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7]

  這個比較同張輔的比較有所不同，范曄是直接針對班固對司馬遷的評論而做出的評論，並從中提出自己對班固的評論。張輔的史學批評，口氣要平緩一些，范曄的史學批評就比較尖銳了。不過他們的史學批評，大致是針對馬、班而展開的。但是，應當承認，對於千百年來關於馬、班比較而引發的史學批評，張輔、范曄二人是產生了重大影響的。

  從對史學發展的全貌和總相中展開史學批評，當始於南朝梁人劉勰。他的《文心雕龍·史傳》篇，是史學史的專文，也是史學批評的專文。其開篇，首先，從「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依次敘述史學的演變，一直講到「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其間自也時時有批評的言論。其次，他講到史書的原則是「按實而書」，不論是紀傳體還是編年體，在撰寫中對於史事的「總會」是最難的事情。再次，他講到作史的「信史」原則，批評「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述遠則誣矯，記近則回邪」的作史態度。最後，他稱讚「直筆」的重要，認為這是「良史」的天職和本分。他稱讚周公、孔子創立史書體裁，稱讚左丘明的文史，稱讚南史、董狐的直筆精神。

  《文心雕龍·史傳》篇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從具體的史學批評轉向一般的史學批評的標誌，是史學批評走向成熟的表現。唐初，史學家撰《隋書·經籍志》，於史部書分為十三類，史部書有大序、各類有小序，其所論述，既是學術史的表述，又是史學批評的反映。

  以上關於魏晉至唐初史學批評的演進中所提出的許多問題，對後世史學批評的進一步展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對劉知幾《史通》這一有系統的史學批評專書的問世，在思想上和撰述形式上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