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蘇冕的史識

  前引清四庫館臣稱《唐會要》「又間載蘇冕駁議」之語，所謂「間載」，實則是「保存」。今查，《唐會要》中有「蘇冕曰」一條，「蘇氏曰」五條，「蘇冕駁曰」一條，「蘇氏駁曰」十條，「蘇氏議曰」三條，「蘇氏駁議曰」一條，凡論議二十一條。這些「曰」、「議」、「駁」、「駁議」，當是《會要》中原有的論議部分，故應稱「保存」，它集中地反映了蘇冕的歷史見識，如同《通典》中的「序」、「論」、「說」、「議」、「評」，集中地反映了杜佑的史識一樣[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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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冕論議所反映出來的史識，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進步的歷史觀。如：睿宗景雲二年（711年），「八月十七日，歲星犯左執法。」（原註：「竇懷貞請罷所職為安國寺奴。罷職從之，為寺奴不許。」）針對此事，蘇冕發表議論說：

  吉凶悔吝，惟人所召。人守中道，天不上變。豈有位登宰輔，名踐國公，以諂諛為政事，用奸妄為身計，而欲以上穹示誡，下就臧獲，其可得乎！先天之誅，天道不昧矣。[61]

  這些話都是針對竇懷貞所作所為說的，話中雖也講到「天不上變」、「天道不昧」，但其強調的原則是「吉凶悔吝，惟人所召」。蘇冕嘲笑竇懷貞的諂諛、奸妄而又企圖以上天「示誡」作為退路和掩飾，是極其愚蠢的，其在玄宗先天年間遭到誅殺是必然的。又如：「太宗以《陰陽書》行之日久，近代以來，漸至訛偽，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有司，總令修撰。」根據唐太宗的指示，呂才及陰陽學者十餘人撰《陰陽書》五十三卷並「舊書行者」四十七卷，於貞觀十五年（641年）四月十六日奏上，「詔頒下之」。《會要》在記述此事的同時，收錄了思想家呂才對種種「穿鑿拘忌」之言從七個方面一一予以駁斥的長篇議論。蘇冕就此事發表見解說：「今世之人，正惑於此，故載呂才駁議，用矯正之，庶乎惑者少悟也。」[62]他說的「今世之人」，當是指他編撰《會要》時的現實環境而言。

  第二，鮮明的批判意識。高宗顯慶二年（657年），黃門侍郎知吏部選事劉祥道上疏，認為「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人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人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這種情況，比之於每年「應須數外，常余兩倍」，而每年又都在不斷增加「常者」的人數。因此，「望請釐革，稍清其選」。與此同時，中書令杜正倫也指出：「入流者多，為政之弊。」但是「公卿以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在這一記載之下，蘇冕大為感慨，他評論說：

  冕每讀國史，未嘗不廢卷嘆息。況今河西、隴右，虜盜其境。河北、河南、關中，止計官員大數，比天寶中，三分減一；入流之人，比天寶中，三分加一。自然須作法造令，增選加考，設格檢勘，選司試能。嗟乎！士子三年守官，十年待選，欲吏有善稱，野無遺賢，不可得也。若比祥道所述，豈只十倍，不更弊乎！[63]

  對於這種既「多」且「濫」的選舉制度所造成的「為政之弊」，杜正倫、劉祥道、蘇冕等都是憂心忡忡的。蘇冕把劉祥道的上疏收入《會要》，說明蘇冕同杜、劉的見解是相通的。

  又，就玄宗天寶七年（748年）十一月，「給事中楊釗充九成宮使」一事（原註：「其使及木炭使，並是岐州刺史勾當。至是，釗欲移奪大權，遂兼監倉司農，出納錢物，召募劍南健兒；兩京太倉、含嘉倉出納，召募河西、隴右健兒，催諸道租庸等使」）[64]，蘇冕發表長篇駁議，他寫道：

  這些話，從制度上深刻地揭露了唐玄宗末年，楊國忠等人專權造成政治腐敗的一個方面，這同上文所引蘇冕說的「三分減一」、「三分加一」的情形一樣，同屬於政治制度方面的弊端。由此可見，蘇冕對於本朝的典章制度和現實政治都是十分熟悉的，從而使其所論入木三分。

  又，權臣許敬宗死，因定諡號而引起朝臣的激烈爭論，多數人認為許敬宗為官為人口碑甚惡，名與實爽，主張諡為「繆」；許敬宗之孫、太子舍人許彥伯提出異議，少數人也附和其議，高宗乃「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諡曰『恭』。」高宗採納了楊思敬的意見，為許敬宗定諡為「恭」。蘇冕針對此事，駁曰：

  宇文士及初諡為「繆」，以在家侈縱，劉洎駁之，竟諡為「縱」。許敬宗初諡為「繆」，以干國邪佞，楊思敬改之，反諡為「恭」。是非在於當時，名實豈憑至行！嗚呼，思敬青於藍矣！[66]

  許敬宗的官風、人品不佳，朝野盡知，蘇冕不必再多加評論。這裡，他有感於初諡為「繆」，竟然能改諡為「恭」這樣荒謬之事，嘲笑楊思敬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是因為：宇文士及的諡號由「繆」改為「縱」，畢竟是委婉之舉；許敬宗的諡號由「繆」改為「恭」，卻是公然的溢美，帶有根本性的變化。於是蘇冕進而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是非在於當時，名實豈憑至行！」嚴肅的諡法竟也成了如此輕率無常的形式，蘇冕無疑是發出了「青史憑誰定是非」的感慨了。當然，議諡、改諡的輕率也給後世史家撰寫信史，增添了許多障礙。

  第三，關於掌故和糾謬。蘇冕是熟悉本朝政事掌故的學者，故其論議中常有關於掌故的說明，並對一些訛誤的說法予以糾正。例如：蘇冕指出，朝廷在官制方面，有所謂「同中書門下三品」的名稱，但在實行過程中，往往出現重大乖誤。他結合李勣等人的實例，指出：

  「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創有此號。原夫立號之意，以侍中、中書令是中書門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及望雜不等，故立此號，與之同等也。勣至（貞觀）二十三年七月，遷開府儀同三司，八月，又改尚書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且「開府」是從一品，「僕射」是從二品，又令「同」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謹按後漢殤帝，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觀其創置之意，亦可上企「三公」也，可以為證矣。永隆二年閏七月，崔知溫、薛元超除中書令，並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大乖也。[67]

  顯然，在蘇冕看來，李勣既已受封為「開府儀同三司」即從一品，何必還連帶著「同中書門下三品」呢？崔知溫、薛元超既是中書令本即正三品，何必又要重複地說「同中書門下三品」呢？這都與「創置之意」相悖。此類情形，在兩《唐書》中所記應不止於李、崔、薛等人，或許是應當引起人們關注的。又，蘇冕針對玄宗「開元十五年七月四日，雷震興教門兩鴟吻，欄檻及柱災」的記載，駁曰：

  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因以為名。以噴浪則降雨，漢柏梁災。越巫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於屋脊，畫藻井之文於樑上，用厭火祥也。今呼為鴟吻，豈不誤矣哉！[68]

  「鴟尾」、「鴟吻」這兩個詞，沿用至今，不知千餘年前蘇冕所駁「鴟吻」之謬，是耶，非耶？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據此想見到，蘇冕是一個很淵博、很認真的史學家。此外，蘇冕就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一事，駁曰：

  御史台正朝廷綱紀，舉百司紊失，有彈邪佞之文，無受詞訟之例，今則重於此商忘於彼矣。[69]

  顯然，御史台職責的走樣，反映了政治風氣的鬆弛，是一個令人憂慮的政治傾向。蘇冕還指出前史記事在年代上往往有誤，如開元十四年潘好禮上表題年[70]，武則天垂拱元年四月房先敏獲罪左授衛州司馬事[71]，等等，反映出蘇冕不僅關注「國朝政事」的重大問題，也十分留意於一些具體事件。從這些事例來看，表明蘇冕在編撰《會要》時，是注意保存有關文獻的原始面貌，自己不妄作改動，而是在必要處發表駁議，從而很好地繼承了前人記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優良傳統，以至於我們在千餘年後還能窺見《會要》的真面目。

  當然，蘇冕的論議，也有其不妥與局限之處。如中宗神龍二年（706年），追贈韋皇后（後廢為庶人）之父為酆王，蘇冕大發議論，寫道：

  天寶九載，有詔發韋氏冢而平之。其時，差長安縣尉薛榮先專知。及見銘志，發冢日月，與葬日月同。舊為陵號「榮先」，又與專知官薛榮先名同。自閉及開，凡四十五年，而兆應若是，足表僭溢過分，殃咎夙成，有以戒將來暴興者。其中寶玉，已經盜發罄矣，而柩櫬狼狽，徒生嘆嗟，又足以誡將來厚葬者也。[72]

  此說若非訛傳，亦屬巧合，論及「兆應」，甚為無聊，此是蘇冕歷史觀方面的局限。當然，蘇冕以此為話題，警誡世人不要追求和陶醉於「暴興」，不要奢靡厚葬，是有積極意義的。蘇冕對《貞觀禮》和《永徽禮》的看法，似未近於中肯。《貞觀禮》的篇目是：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禮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為一百卷。蘇冕對此不以為然，他提出批評，寫道：

  五禮等威，三代沿革，蓋上聖有作，情必備于吉凶。後世遵行，事豈變於文質。源清則流永，根正則苗長。我唐始基，刊定禮樂，去亡隋之繁雜，備前古之雅正，作萬代法，成四海儀。光闡皇猷，永固帝業。而修禮官不達睿旨，坐守拘忌，近移凶禮，置於末篇，斯為妄矣。房梁公（玄齡）、魏鄭公（徵），庶務自殷，一心有限，雖統其事，無暇參詳，為禮官所誤。不然者，白圭無斯玷矣。

  他對于吉、賓、軍、嘉、凶、國恤諸禮的編次不以為然，並認為這是「禮官」所為，沒有直接批評房玄齡和魏徵。接著，他又對《永徽禮》提出批評，繼續上文寫道：

  暨乎永徽之初，再修典禮，遂刪去國恤禮，以為預凶事，非臣子之所宜言。此又乖也。且禮有天子即位，為椑，歲一漆而藏焉。漢則三分租賦，而一奉陵寢，周、漢之制，豈謬誤耶？是正禮也。且東園秘器，曾不廢於有司，國恤禮文，便謂預於凶事，何貴耳而賤目，背實而向聲？有以見（許）敬宗、（李）義府之大妄也！[73]

  蘇冕不贊成刪去「國恤禮」，認為這本是「正禮」。這裡他沒有批評「禮官」，而是直接批評許敬宗、李義府了。其實，蘇冕對《貞觀禮》和《永徽禮》的批評，都有可議之處。首先是「五禮」的排列順序，認為不應是吉、賓、軍、嘉、凶，而應按傳統的順序吉、凶、軍、賓、嘉排列。按道理說，這並不涉及對禮本身的改變，更談不到房、魏為「禮官」所誤。修禮是朝廷大事，且以房、魏之精明、幹練，絕無「無暇參詳」之理。值得注意的是，與蘇冕同時代的杜佑，其《通典·禮典》對「五禮」的排列順序也是突破傳統的，即按吉、嘉、賓、軍、凶的順序排列，杜佑還專就此做了說明[74]。杜佑重禮，又是十分講究邏輯關係的人，他認為從「吉」到「凶」，是一個邏輯結構。這種思維，自亦有其合理性。可見，《貞觀禮》把凶禮置於「五禮」之末，並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其次是《永徽禮》刪去「國恤禮」，不論當事人出於何種考慮，也很難說是「大妄」，因為「國恤禮」本是在「五禮」之外新增之禮，是否妥當，確要有一個過程才能最終作出判斷。杜佑是熟悉典章制度的名家，《通典·禮典》也沒有強調說必須保留「國恤禮」。當然，像這樣的問題，本是可以討論的，不必以「誤」、「妄」冠之。

  總的來看，蘇冕的史識，可謂大醇小疵，留給後人許多啟示。

  蘇冕生年不詳，其撰成《會要》後兩年，即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卒於家」[75]。《會要》既「行於世」，後人兩次續修，足以表明其價值的分量，儘管人們不曾遺忘《會要》的作者蘇冕，但對《會要》的面貌、創始的意義和蘇冕的歷史思想難免有些淡忘了。尤其值得重視的是，會要體史書自宋迄清，發展為皇皇巨製，實為中國史學上一片瑰麗的園地。

  [1] 魏徵等：《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起居注」小序，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66頁。

  [2] 吳兢：《貞觀政要》卷七《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3頁。

  [3]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國史」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2頁。

  [4] 今人陳光崇撰《唐實錄纂修考》引近人余嘉錫之辨析，所論甚詳。見陳光崇：《中國史學史論叢》，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頁。

  [5] 參見陳光崇：《唐實錄纂修考》，載《遼寧大學學報》1979年第3期，又見陳光崇：《中國史學史論叢》，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114頁。

  [6] 吳兢：《貞觀政要》卷七《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3～224頁。

  [7]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國史」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0頁。

  [8] 范文瀾：《中國通史》第4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06頁。

  [9] 見韓愈：《韓昌黎集》外集卷六至卷十。

  [10]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204頁。

  [11] 韓愈：《韓昌黎全集》卷三十八，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1年，第448～449頁。

  [12] 以上均見韓愈：《順宗實錄》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6頁。

  [13] 韓愈：《順宗實錄》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頁。

  [14] 韓愈：《順宗實錄》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8頁。

  [15] 韓愈：《順宗實錄》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頁。

  [16]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542頁。

  [17] 自宋人王應麟以下，時有對官修實錄、起居注持否定之態度者。近二十多年來，也往往見到所謂「實錄不實」的說法。凡此，都是缺乏作具體分析所致。這裡，以《順宗實錄》為例，略作分析，庶幾有益於對實錄的認識。

  [18] 韓愈：《韓昌黎全集》附錄《朱子校昌黎先生集傳》，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91年，第532頁。

  [19] 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

  [20]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史館雜錄下」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3頁。

  [21] 《冊府元龜》卷五百四十四《國史部·恩獎》、卷五百五十六《國史部·采撰》所記，路隨進《憲宗實錄》，亦於是年。

  [22] 《舊唐書·路隨傳》，《新唐書·路隨傳》，《唐會要》卷六十四《史館下·史館要錄下》，《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六《史部·采撰二》、卷五百六十二《國史部·不實》等略同。

  [23] 《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國史」記：「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房玄齡等上所撰高祖、今上實錄各二十卷。唐太宗並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寫者亦聽。」這件事說明，唐代歷朝實錄，一經修成進呈，便在皇族及高級官員中流傳。

  [24]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路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193頁。

  [25]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542頁。

  [26]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韋處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192頁。

  [27] 劉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龍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7頁。

  [28] 《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國史」條：「長安三年正月一日敕：『宜令特進梁王三思與納言李嶠，正諫大夫朱敬則，司農少卿徐彥伯，鳳閣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等，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長懸楷則，以貽勸誡。』」

  [29]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修國史」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1頁。

  [30]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韋述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83頁。

  [31]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在外修史」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78～1279頁。

  [32]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吳兢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82頁。《新唐書·吳兢傳》作「六十餘篇」；《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在外修史」條作「五十餘卷」。

  [33]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韋述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83頁。

  [34]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韋述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84頁。

  [35]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二《韋述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84頁。

  [36] 五代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頗得力於唐代的《國史》。《舊唐書》的作者們不僅抄錄了唐代《國史》的原文，甚至連同韋述在《國史》中所寫的論贊也加以照錄，內中有的仍然保留著「史臣韋述曰」的字樣（如《舊唐書》卷八十四《劉仁軌傳》所論即是）。這不論是《舊唐書》作者出於何種原因而致，但它卻可以讓人們更真切地看到韋述對於唐代《國史》所做的貢獻。

  [37] 劉昫等：《舊唐書》卷八十四《劉仁軌傳》後論，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797頁。

  [38] 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十「討論」條，趙貞信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94～95頁。

  [39]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柳登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030頁。

  [40] 史載：第一次續作在唐宣宗年間由崔鉉主持完成，補記德宗至宣宗年間事，自成一書，名《續會要》（《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三《崔元略傳》附《崔鉉傳》），一名《弘文館續會要》（《宋史》卷二百七《藝文志六》類事類）。第二次續作在五代北宋之際由王溥所撰，補記宣宗至唐末事，並同蘇、崔二書合為一書，名曰《新修唐會要》（《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太祖建隆二年），後簡稱《唐會要》。現今傳世的《唐會要》，早已題為宋人王溥所撰，這使蘇冕的開創之舉大為淡化，失卻其應有的分量。

  [41] 許多年來，未曾見到有專論蘇冕與《會要》的研究文章。近一二十年中，有些中國史學史著作和文獻學、史料學等著作，在講到《唐會要》時，多有涉及於此者，但都十分簡略。

  [42] 《唐會要》卷三六「修撰」記：「（貞元）十九年二月，淮南節度使杜佑撰《通典》二百卷，上之……又，杭州刺史蘇弁撰《會要》四十卷。弁與兄冕纘國朝故事為是書。」從行文的語氣來看，這兩件事都發生在貞元十九年，故連書之。對此，論者較少關注。楊翼驤編《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第一冊主此說（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306～307頁），今從之。按：《通典》奏進，時在貞元十七年，此誤，詳後注。

  [43] 《舊唐書·儒學下·蘇弁傳》稱：「當德宗時，朝臣受譴，少蒙再錄，至晚年尤甚。唯弁與韓皋得起為刺史，授滁州，轉杭州。」

  [44] 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一百三《蘇世長傳附蘇弁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992～3993頁。

  [45]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學下·蘇弁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977頁。

  [46] 杜佑進《通典》，事在貞元十七年（801年），見《舊唐書·德宗紀下》、《舊唐書·杜佑傳》。此處所記，誤。

  [47] 前引《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條作「纘國朝故事」。

  [48] 黃永年：《唐史史料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69頁。

  [49] 陳仲夫：《唐六典簡介》，見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頁。

  [50] 王溥：《唐會要》卷四十二「月蝕」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94頁。

  [51] 劉昫等：《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32頁。按《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條有大致相同的記載，當是王溥據《舊唐書·宣宗本紀》舊文補入。

  [52]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三《崔元略傳附崔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262頁。

  [53] 關於崔鉉主持《續會要》的修撰，有兩個具體問題，因宋人所述時有訛誤並影響至今，需要在這裡辨明。第一個問題是，崔鉉進書的時間。這本不應成為問題，但因晁公武之誤在先，說是「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撰次德宗以來事」，這裡把獻書時間誤說成是下詔撰次時間；清四庫館臣又誤之於後，也說是「宣宗大中七年，又詔楊紹復等撰次德宗以來事，為《續會要》四十卷」云云。這樣，遂使這一訛誤廣為流傳，以至於今。見張舜徽：《中國史學名著題解》，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4年，第230頁：「公元853年（宣宗大中七年），又詔命楊紹復、崔瑑、薛逢、鄭言等續編德宗以後史實。」陶懋炳：《中國古代史學史略》，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8頁：「大中七年（853年），崔鉉等又奉詔撰德宗以後事，成《續會要》四十卷」。作者注意到，近年已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見黃永年：《唐史史料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69頁）。其實，上引《舊唐書·宣宗本紀》和《舊唐書·崔元略傳附崔鉉傳》，以及《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條，都記載得很明白，大中七年是崔鉉等獻書時間，而非詔命撰次時間。第二個問題是，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記崔鉉撰成《續會要》是在「武宗時」（《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太祖建隆二年），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記崔鉉撰成《續會要》是在「武宗朝」（《直齋書錄解題》卷五典故類），都與《舊唐書·宣宗本紀》和《舊唐書·崔鉉傳》所記大中七年不符，當是誤記。亦對後世有所影響（見陳高華等：《中國古代史史料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210頁：「武宗時，崔鉉又續四十卷。」），應一併予以澄清。

  [54]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四「類書類」條，孫猛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8頁。

  [55]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一「史部·證書類一」條，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694頁。

  [56] 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18～119頁。

  [57] 張傳璽：《中國歷史文獻簡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63頁。

  [58] 吳楓：《簡明中國古籍辭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772頁。

  [59] 卷七至卷十原文散佚，此為後人所補。參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八十一「史部·政書類一」。

  [60] 瞿林東：《重讀通典的史論》，見《杜佑評傳》，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2～166頁。

  [61] 王溥：《唐會要》卷四十三「五星臨犯」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03頁。

  [62] 王溥：《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65頁。

  [63] 王溥：《唐會要》卷七十四「論選事」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81頁。

  [64] 王溥：《唐會要》卷七十八「諸使雜錄上」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01頁。

  [65] 王溥：《唐會要》卷七十八「諸使雜錄上」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01～1702頁。

  [66] 王溥：《唐會要》卷七十九「諡法上」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31頁。諡號「恭」，原註：「尊賢貴義曰『恭』，愛民長悌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禮敬賓曰『恭』，率事以信曰『恭』。」

  [67] 王溥：《唐會要》卷五十一「官號·名稱」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37頁。

  [68] 王溥：《唐會要》卷四十四「雜災變」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28頁。

  [69] 王溥：《唐會要》卷六十「御史台」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26頁。

  [70] 王溥：《唐會要》卷三「皇后」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1頁。

  [71] 王溥：《唐會要》卷五十三「官號·雜錄」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0頁。

  [72] 王溥：《唐會要》卷二十一「諸僭號陵」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75頁。

  [73] 王溥：《唐會要》卷三十七「五禮篇目」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81～782頁。

  [74] 杜佑：《通典》卷四十一《禮一·沿革一·禮序》，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222頁。

  [75]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學下·蘇弁傳附蘇冕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49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