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會要》的面貌

  上引所謂「纘國朝政事」一語，已大致反映出了《會要》的內容，即它是關於唐代「政事」之書。而所謂「政事」，不是敘述「政事」的過程，而是記其起因或記其結果，同時側重於制度方面。《新唐書·藝文志三》把《會要》和《通典》視為同一性質之書，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把這兩種書連同與此相近的書著錄於子部「類書類」，實為不妥。它們雖然都是分門別類記事，但畢竟都有十分確定的基本內容，即關於制度的歷史。《通典》是通代的制度史，《會要》是專記一朝的制度史，與一般的類書有明顯的區別。《宋史·藝文志六》把《通典》、《會要》著錄於子部「類事類」，這雖與「類書類」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實質還是一樣的。直到清修《四庫全書總目》，才把《通典》、《唐會要》及與之相類之書，著錄於史部「政書類」，從而明確了它們作為史書的性質。或許是因為它們所記都是以廣義的政治制度為基本內容，故名「政書」。值得注意的是，蘇冕曾經明確地指出：「《會要》亦國史之支也。」[50]這話講得很確切：第一，《會要》是史書；第二，《會要》是「國史」的一個分支，意即側重於「國朝政事」。

  前面已經講到，《會要》「行於時」後，後人曾有兩次續修。這是認識《會要》面貌的重要環節。

  第一次續修是在晚唐宣宗時。史載，大中七年（853年）：

  十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崔鉉進《續會要》四十卷，修撰官楊紹復、崔瑑、薛逢、鄭言等，賜物有差。[51]

  崔鉉等《續會要》撰成進上後，它與蘇冕《會要》是什麼關係呢？從《新唐書·藝文志三》類事類著錄的情況來看，「蘇冕《會要》四十卷」和「《續會要》四十卷……崔鉉監修」都是各自行世的獨立著作。《宋史·藝文志六》類事類著錄：「蘇冕《古今國典》一百卷，又《會要》四十卷」，「崔鉉《弘文館續會要》四十卷」，似亦可證二書的各自行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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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後人對《會要》的第二次續修，宋人論著多有涉及，如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四「類書類」、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五「典故類」、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鄭樵《通志·藝文略·史類》等。其中，晁公武所記除上述失誤外，比較明確地說到了各次編撰內容的斷限，其文稱：

  《唐會要》一百卷……右皇朝王溥撰。初，唐蘇冕敘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撰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七年（一作大中六年），以續冕書。溥又采宣宗以後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文簡事備，太祖覽而嘉之，詔藏於史閣，賜物有差。[54]

  從這段文字來看，《會要》的兩次續修，主要都是反映在年代的落差方面。上舉各種宋人論著，所記亦大致相同。儘管如此，似亦不能斷定《會要》體制的原來面貌就是現在《唐會要》體制的面貌，因為在第一次續修中，《續會要》是否盡遵《會要》體制，已不得而知；而在第二次續修的過程中，對於原書體制的局部變動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是，反過來說，正是由於兩度續修的重點都是續補前書所記下限以後之事，故《會要》在體制上不曾有較大的變動，亦當無疑。要之，則據《唐會要》的體制似可一窺《會要》的大致面貌。

  清四庫館臣是這樣概括《唐會要》的：

  書凡分目五百十有四，於唐代沿革損益之制，極其詳核。「官號」內有「識量」、「忠諫」、「舉賢」、「委任」、「崇獎」諸條，亦頗載事跡。其細瑣典故，不能概以定目者，則別為「雜錄」，附於各條之後。又間載蘇冕駁議。義例該備，有裨考證。[55]

  這從整體上指出了《唐會要》的內容、結構。值得稱道的是，四庫館臣統計出《唐會要》有五百一十四目。我們縱然不能斷定所有的細目都是蘇冕制訂的，但其絕大部分出於蘇冕之手是毫無疑問的。這是因為，絕大部分的細目所記內容，都包含了唐德宗以前歷朝之事。由此可見，從《會要》四十卷到《續會要》四十卷，再到王溥合併二書並增補內容成《唐會要》一百卷，其卷帙的增多，主要是續補同類細目中的後來之事所致。

  由於蘇冕編撰《會要》之初，沒有從宏觀方面區分門類（如《通典》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九門那樣），故《唐會要》所列細目也都沒有標明各從屬於何種門類之下，這自然在內容上顯得零碎、分散，也給閱讀和研究帶來諸多不便。不過，依據其開列的五百一十四目，還是大致可以歸納為一些門類的。如有的論者將其分為十三類：帝系，禮，宮殿，輿服，樂，學校，刑，曆象，封建，佛道，官制，食貨，四裔[56]。有的論者則認為可分為十五類：帝系，禮，樂，學校，宗教，選舉，職官，民政，封建，歷數，災異，刑法，食貨，輿服，四裔[57]。有的論者認為「原分十五門」[58]，但未列出門類名稱，亦不知所據何書。如果我們要概括得更明確一點，其各卷內容依次是：

  卷一至卷六：帝系與皇室；

  卷七至卷二十三：封禪與祭祀[59]；

  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九：朝賀、行幸、祥瑞；

  卷三十：大內與宮掖；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二：輿服；

  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四：樂；

  卷三十五至卷三十六：學校、修撰、氏族；

  卷三十七至卷四十一：刑法；

  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四：曆法、星變、災害；

  卷四十五至卷四十七：功臣、封建；

  卷四十八至卷五十：釋道；

  卷五十一至卷七十三：官制；

  卷七十四至卷七十七：選舉；

  卷七十八至卷七十九：諸使；

  卷八十至卷八十二：諡法、勛階、考核；

  卷八十三至卷八十六：租稅、戶口、道路、關市、城郭；

  卷八十七至卷八十九：漕運、鹽鐵、倉儲、貨泉；

  卷九十至卷九十三：俸祿、料錢、職田；

  卷九十四至卷一百：民族與外國。

  以上這十九個方面，未必概括得很準確，或增或減，都是可以進一步考慮的。本文之所以要作這樣的概括，主要是為了更明確地說明《會要》的內容。

  清四庫館臣舉「官號」一目，稱讚《唐會要》的詳核。這裡，作者要特別提到《唐會要》卷六十三、六十四有關「史館」的記載，其細目包含「史館移置」、「諸司應送史館史例」、「修前代史」、「修國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館雜錄」（上、下）等。這些條目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內容，一是唐代的史館、史官和修史制度，二是官修前朝史和本朝史的發展過程，二者結合，即是一部唐代官修史書之史的論綱。准此，這可以看作是繼《隋書·經籍志》史部諸序、劉知幾《史通》之後，唐代史家又一具有明確的史學史意識的表現。進而言之，這些細目的最早制訂者蘇冕即是具有這種自覺意識的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