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會要體史書

  一、蘇冕撰《會要》

  唐代史家在史書編撰方面，有不少創新之作。蘇冕所撰《會要》，亦屬此類情形。所不同者，《會要》記唐初至德宗朝之政事，後世他人曾有兩次續作，久之，本書面貌乃漸次湮沒[40]。因此，如何根據史實揭示蘇冕《會要》的面貌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唐會要》中尚保留有蘇冕（蘇氏）的有關評論二十一條，據此可以探討蘇冕編撰《會要》的有關情形、《會要》的性質與特點，以及蘇冕的史識，從而進一步反映出唐代史學上這很有意義的一頁[41]。

  這也是作者有意於撰寫此文的一個原因。《會要》撰成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這可視為會要體史書創立的標誌[42]。

  蘇冕是唐京兆武功（今陝西武功）人。《舊唐書·蘇弁傳》中有附傳，甚簡略。《新唐書》無傳，僅在《蘇世長傳》附《蘇弁傳》中略略提及。蘇冕兄弟三人，袞為兄，冕次之，弁為弟，皆仕於德宗朝。蘇弁官至戶部侍郎、太子詹事，因失職而貶官，後復起用為滁州刺史，轉杭州刺史[43]。蘇弁貶官時，袞、冕官位雖不高，但亦牽連同時遭貶：袞由贊善大夫貶為永州司戶參軍，冕由士曹參軍貶為信州司戶參軍[44]。史載：「弁與兄冕、袞，皆以友弟儒學稱。」[45]這反映了他們的親情和才學。

  《唐會要》卷三十六「修撰」條之下，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記杜佑進《通典》二百卷一事[46]，同時記載了關於《會要》一事：

  又，杭州刺史蘇弁撰《會要》四十卷，弁與兄冕纘國朝故事為是書。弁先聚書至二萬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芸閣焉。

  這是唯一一處提到蘇弁與蘇冕同撰《會要》的記載，其初當出於崔鉉主持撰《續會要》時所記。這一記載反映了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後人多認為是蘇冕所撰的《會要》，為何這裡說是「蘇弁撰」，而同時又說到「弁與兄冕纘國朝故事為是書」？對此，以為可以作這樣的解釋：蘇冕受蘇弁牽連被貶後，仕途也就走到盡頭了，而蘇弁卻再次擢升，時任杭州刺史，官位比蘇冕為高，故此處記其為撰者。這也合乎於他們兄弟之間「皆以友弟儒學稱」的時評。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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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崔鉉主持撰《續會要》時，針對相關問題，亦曾有所議論。《唐會要》中尚保留其論議二首，其中一首是關於「封建」的議論。其文是：

  崔氏曰：蘇冕所載《封建》篇，蓋以貞觀初，太宗文皇帝嘗欲法周、漢故事，分圭以王子弟，裂地以封功臣。諸儒議論紛紜，事卒停寢，故有表、疏可編。自後封諸王或王功臣，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劉秩所云「設爵無土，署官不職」者也。今子弟、功臣封爵者，皆列之。

  這一段議論表明：崔鉉指出蘇冕編次有關「封建」的表疏有其背景和文獻；貞觀以後，在「設爵無土」的情況下，只能一般列舉「子弟、功臣封爵」而已，並無相關表、疏可編。這顯然是對讀者和後人所做的有關解釋。但我們所要特別關注的是，崔鉉在這裡十分明確地寫道「蘇冕所載」而未提及蘇弁。對於蘇冕來說，崔鉉作為本朝人，且相去並不久遠，又是撰《續會要》的主持人，對《會要》撰者，自然十分清楚，此應無疑。

  其三，我們再看《舊唐書·儒學下·蘇弁傳》附《蘇冕傳》所記：

  冕纘國朝政事[47]，撰《會要》四十卷，行於時。弁聚書至二萬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蘇氏書，次於集賢秘閣焉。

  《舊唐書》撰者於蘇弁本傳中，隻字未提及《會要》一事，只是突出地記述了蘇弁「聚書」、「刊校」之事。從上文所述《會要》的「行於時」來判斷，其流傳範圍是比較廣泛的，因而對於它的撰者當不會產生歧義。此後，《新唐書·藝文志三》類書類著錄：「蘇冕《會要》四十卷。」這同《舊唐書》所記是一致的。

  綜合上述各點，《會要》一書的撰者確係蘇冕。有的研究者認為：「至《唐會要》謂蘇弁與兄冕撰，《新志》、《讀書志》等卻都說是蘇冕撰，當是《新唐書》所題銜名蘇冕以兄居首之故。」[48]這一見解頗近情理，但同唐人崔鉉的說法與五代時《舊唐書》作者所記《會要》之「行於時」的事實似難相符。同時還應注意到，《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各書，凡有「同修」、「分撰」者，多有注文做出交代。然而，這裡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加以說明，即《唐會要》關於《會要》撰成一事，系出於崔鉉主持撰《續會要》時所記，為何崔鉉在論中只提及蘇冕而不涉及蘇弁呢？既然記「杭州刺史蘇弁撰《會要》四十卷」，卻又說「蘇冕所載封建篇」云云，這如何解釋呢？顯然，這同上文所說蘇弁任杭州刺史有關，崔鉉等人所記《會要》事，雖未明言蘇弁進書，但聯繫前文言杜佑撰成《通典》「上之」來看，不能排除《會要》一書是以蘇弁名義「上之」的可能性，這或許是崔鉉及後來五代、宋人只言蘇冕為《會要》撰者的緣故。又《宋史·藝文志六》類事類著錄蘇冕還撰有《古今國典》一百卷，不知確否。如確有此書，亦可證蘇冕之致力於撰述之勤。

  當然，蘇弁與《會要》也是有關係的，即其「聚書」繁富，並同蘇冕對「國朝故事」時有討論，這對蘇冕編撰《會要》都是十分重要的條件。蘇冕編撰《會要》還有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自唐初以來分門書和典制書的發展，前者在《新唐書·藝文志三》類書類多有著錄，如歐陽詢主持的《藝文類聚》、徐堅等編撰的《初學記》、劉秩的《政典》、杜佑的《通典》等；後者在《新唐書·藝文志二》職官類也多有著錄，其中以唐玄宗開元年間修成的《六典》（《唐六典》）最有代表性，它是「以開元年間現行的職官制度為本，追溯其歷代沿革源流，以明設官分職之義的考典之書」[49]。這兩類書在內容、性質上並不相同，但在形式上都表現出分門別類的特點。《會要》的編撰也正是在這樣的撰述環境中出現的。另一個條件是，唐自開國以來的「國朝政事」的積累，這不僅提供了文獻資料的保證，而且也決定了《會要》的內容和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