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韋述、柳芳與唐國史

  韋述是唐玄宗時期的一個史家，但他並不像其他一些唐代著名史家那樣，常常被後人所提到。其實，韋述對唐代史學所做的貢獻以及他的治史精神，是很值得後人認真總結的。

  韋述（？—757年），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市）人。史載：韋述以少年參與吏部的一次考試，引起人們的注意，「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是歲登科」[33]。此後，韋述便踏上了仕途。韋述自唐玄宗開元五年（717年）參與由馬懷素、元行沖所主持的整理皇家圖書的工作起，「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34]，修訂、補充吳兢所撰《國史》一百一十三卷，撰《開元譜》二十卷、《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錄》三十卷、《御史台記》十卷、《兩京新記》五卷等，凡著書二百餘卷，皆行於世。

  韋述對於唐代「國史」的修撰和保存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唐初，令狐德棻首倡撰集「國史」，繼而又經吳兢多年撰著，然至韋述時，「竟未成一家之言」。韋述任史職後，參照以前二家「國史」，「始定類例，補遺續闕」，撰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安史之亂」爆發後，兩京陷落，韋述自己的「經籍資產，焚剽殆盡」，而他卻「抱《國史》藏於南山」[35]，終使《國史》得以保存下來[36]。

  韋述治史，於己於人都嚴格要求遵循直書原則。例如，他在《劉仁軌傳》的論贊中寫道：

  這裡雖然說的是知人之難的道理，但他卻明白無誤地表明對於「甘言接人，以收物譽」的劉仁軌是很不以為然的。韋述作史，於此可見一斑。同樣，他對別人也是這樣要求的。唐人封演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燕公之子也，盛承寵眷，見至所撰，謂弟埱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爾事，而妄為升降？」埱素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舉朝共推；每商榷姻親，成就咨訪。至書初成，以呈韋公；韋公以為可行也。及聞珀言，至懼，將追改之。以情告韋。韋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奮筆將為千載楷則，奈何以一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胡不可也！」遂不復改。[38]

  

  這一段文字，更為直接地反映出韋述堅持直書的精神，雖面對權貴如駙馬張垍這樣的人，亦不為之動搖。他所說的「大丈夫奮筆將為千載楷則，奈何以一言而自動搖」的話，堪為史家治史的格言。韋述的這種堅持直書的精神，與比他較早的劉知幾以及和他大體同時的吳兢等人的治史精神交相輝映，成為唐代史學中直書傳統的一股正氣。

  韋述的貢獻，是保存了自劉知幾等人收拾「殘缺」以及吳兢多年努力的唐國史稿本，其中也包含了他本人在修撰上所付出的艱辛。韋述於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去世，與其共同修撰國史的柳芳，繼續唐國史的修撰，歷史記住了他為此做出的努力：

  （柳芳），肅宗朝史官，與同職韋述受詔添修吳兢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敘天寶後事，絕無倫類，取捨非工，不為史氏所稱。然芳勤於記注，含毫罔倦。屬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闕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志之；又以《國史》已成，經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歷》四十卷，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39]

  從這段記載中，可以得知以下幾點關於唐國史修撰的信息：一是柳芳為唐國史撰寫了凡例；二是唐國史成書時為一百三十卷；三是唐國史上起於唐初、下止於唐肅宗乾元年間（758—760年）約一百四十年史事；四是這部唐國史在唐肅宗上元年間（760—761年）已經「奏御」；五是柳芳未及將宦官高力士口述「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補入國史，乃別撰《唐歷》一書。

  在柳芳以後，關於唐國史問題人們還有一些議論，如關於武則天是否應立為本紀，關於不應以行狀入史，等等。但關於唐肅宗以下至唐亡前的史事的修撰，人們知之甚少。五代時，史家們撰寫《舊唐書》、唐代實錄和國史以及會要等，都是最寶貴的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