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吳兢和唐國史

  武則天、唐中宗時期，吳兢參與修撰國史[28]，但由於武三思等「朋黨阿佞，釀澤浮詞，事多不實」，吳兢不得已別撰《唐史》、《唐春秋》。唐中宗時期，吳兢遷右補闕，「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成，轉起居郎」。不久，吳兢「以母喪去官」。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說，就是在「停職還家」期間，也還是「匪忘紙筆」，在繼續著述。唐玄宗開元三年（715年），吳兢喪滿除服，「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余功。有詔拜諫議大夫，復修史」。次年，吳兢與劉知幾撰《睿宗實錄》二十卷、重修《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為此，他和劉知幾都受到了唐玄宗的賞賜[29]。

  唐玄宗開元五年（717年），吳兢以衛尉少卿的職務，在馬懷素的主持下，與韋述等二十六人，「同於秘閣詳錄四部書」[30]，參加了這次大規模的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以後，吳兢以父喪而再次解職。「喪終，為太子左庶子」，未重任史職。這使吳兢深深感到不安，因為他在長安、景龍年間開始撰寫的《唐史》、《唐春秋》還沒有完成。於是，他在唐玄宗開元十四年（726年）七月以太子左庶子的身份上疏唐玄宗，反映出他的這種「實深憂懼」的心情，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說：

  微臣私門凶釁，頃歲以丁憂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竊惟帝載王言，所書至重，倘有廢絕，實深憂懼！於是彌綸舊紀，重加刪緝，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繼自隋大業十三年，迄於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於斯矣。既將撰成此書於私家，不敢不奏，又捲軸稍廣，繕寫甚難，特望給臣楷書手三數人，並紙墨等。至絕筆之日，當送上史館。[31]

  這一段文字表明：吳兢在第二次居喪期間，以及在他停止史事、任太子左庶子期間，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仍孜孜不倦地從事於著述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吳兢的這一封上疏是在開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可是他的史稿已經寫到開元十四年三月了。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異常刻苦、異常勤奮的史家的形象。吳兢始終是以完成唐史即「皇家一代之典」為己任的，這種歷史學家的責任感一直在鞭策著他，並促使他最後不得不提出自己的要求。當然，要是與他的奮發精神相比，他所提的要求是太微不足道了。於是唐玄宗敕令吳兢「就集賢院修成其書」，不久，又轉至史館，繼續修史，並被封為長垣縣男。吳兢撰成《唐史》的願望有可能實現了。

  

  可是，唐玄宗開元十七年（729年），吳兢卻遭到了一個沉重的打擊：他由於「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所謂「坐書事不當」，究竟指的是什麼事情，已無從了解。從吳兢一貫的史筆來看，很可能是因為直書不諱，觸犯了唐玄宗或是其他權貴。儘管「詔許以史草自隨」，但客觀條件上的困難和主觀精神上的苦惱，都給吳兢完成《唐史》的著述工作設置了巨大的障礙。就在這時，「中書令蕭嵩監修國史，奏取兢所撰國史，得六十五卷」[32]。這一年，吳兢五十九歲。他從武則天聖歷、長安年間參與國史，已有三十年左右，至此，終於不得不同唐史的研究與著述工作告別了。

  吳兢未能完成《唐史》、《唐春秋》的著述，這對他自己來說固然是一大憾事；就是對唐代史學來說，也不能不是一件憾事。而後，雖然吳兢「累遷台、洪、饒、蘄四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長史，封襄垣縣子」；唐玄宗天寶初年，又「為鄴郡太守，入為恆王傅」。然而，這又怎能彌補他在唐史的著述方面所遭到的挫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