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唐代的國史

  一、唐國史的修撰

  唐代官修本朝史，實錄為其重鎮而國史修撰似顯得不力。究其原因，約略有二：一是客觀原因，實錄的時效性突出，階段性明顯，纂修相對來得容易，而國史的時效性不可能有明確要求，其階段性也難以劃定，只要唐皇朝存在一日，國史修撰就要繼續一日，故創始易而續作難，草撰易而成稿難。二是主觀原因，即史官的修養、德行頗有差異，以致影響到國史修撰幾起幾落，難以見到突出成效。這或許就是人們從《唐會要》、兩《唐書》的有關記載中，發現國史修撰遠不如實錄纂修來得突出的基本原因。

  這裡，我們簡略地梳理一下唐國史修撰的情況及其成就和存在的主要問題。

  根據劉知幾所做的總結性概括，從唐初至武則天時期的約五十年中，唐國史修撰已經出現了兩起兩落的演變過程。

  ——所謂一起是：「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胤之、楊仁卿、起居郎顧胤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事，復為五十卷。雖雲繁雜，時有可觀。」

  ——所謂一落是：「龍朔中，（許）敬宗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

  ——所謂再起是：「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歲，功業未終。」

  ——所謂再落是：「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弘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撰錄，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罕能自遠。或言皆比興，全類詠歌；或語多鄙朴，實同文案，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

  ——在兩起兩落之後，不得已而收拾「殘缺」：「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為三十卷。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期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稿，猶有憑焉。」[27]

  上引這些概括，也可以看作是劉知幾對於唐皇朝早期修撰國史的一段痛苦的回憶。從中可以看到：姚思廉、于志寧、令狐德棻是唐國史撰述的開創者，其所得「雖雲繁雜，時有可觀」。至許敬宗主持國史，因其「曲希時旨」、「猥飾私憾」，致使國史喪失史學品格。李仁實起而糾正其失，國史修撰有望走上正途，可惜「功業未終」。繼之而起的牛鳳及無才無德，為所欲為，使唐國史修撰的一些積累「殘缺殆盡」。於是，劉知幾、朱敬則、徐堅、吳兢等這幾個在唐代史學很有影響的史家，奉詔出來收拾這種「皇家舊事，殘缺殆盡」的局面，撰成《唐書》八十卷。對此，劉知幾並不滿意，說是「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稿，猶有憑焉」。可見劉知幾對於唐國史修撰的期望值是很高的，他後來辭去史職，離開史館，「退而私撰《史通》」，實出於無奈。

  

  總之，從姚思廉到劉知幾，唐國史的修撰步履艱難，積累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