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韓愈《順宗實錄》的歷史價值

  韓愈在中國文學史上極負盛名，後人稱讚他「不愧為『凌雲健筆意縱橫』的偉大文學家和思想家」[8]。

  韓愈對唐代史學也有重要的貢獻。唐憲宗元和年間，他曾一度擔任史職，任史館修撰，並主持修撰《順宗實錄》[9]。《舊唐書》本傳說：「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10]這樣的記載是不符合事實的，這樣的評論也是極不公允的。元和八年（813年）三月任史館修撰，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任考功郎中，同年十二月知制誥。可見韓愈擔任史職的時間並不長。

  韓愈撰《順宗實錄》的具體情況，從他的《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中可略知大概：

  （元和）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雲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直館京兆府成陽縣尉宇文籍等共加採訪，並尋檢詔敕，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歿，尚未加功。臣于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11]

  韓愈在《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中說，他撰《順宗實錄》，「忠良奸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這並非自詡之辭。他的這四句話，可以概括為兩個特點：一是直書，二是精當。通觀《順宗實錄》全書，他確是這樣做的。譬如以下幾則記載。

  ——記「宮市」：

  

  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並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中，即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並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然「宮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

  這些記載，把德宗的貪婪和頑固、「宮市」的危害、宦官的驕橫、人民的苦痛，都揭露得淋漓盡致。

  ——記鹽鐵使「進獻」：

  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逐月有獻焉，謂之「月進」。

  官僚的貪贓枉法、爭媚取容，君主的貪得無厭、縱容臣下，從「羨餘」、「月進」可見一斑。

  ——記其他雜役勒索：

  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

  諸如此類的役外之役、巧取豪奪，弄得人心動盪，民不聊生。

  《順宗實錄》的這些記載，準確而有力地從不同的側面揭露了唐德宗的腐朽統治。

  此外，韓愈對陸贄、陽城等人在唐德宗時遭受權臣裴延齡的讒毀、排斥，表示憤慨和不平。他在《順宗實錄》中寫道：「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去皆不復敘用。」順宗時重新起用一批左降官員，「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12]。他記述宗室、京兆尹李實專橫跋扈，聚斂成性；順宗時貶官通州長史，「至譴，市里歡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李）實由間道獲免」[13]，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李實這種官員的痛恨。他還突出地記載了「永貞革新」的主要史實。韓愈雖然對王伾、王叔文等人並不表示同情，認為他們「朋黨喧譁，榮辱進退，生殺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14]，失敗是不可免的；但他對王叔文等革除德宗弊政以致「人情大悅」、「百姓相聚，歡呼大喜」[15]的反映，卻都據實直書。

  《順宗實錄》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唐代的官修史書的活動中，曾經掀起一陣軒然大波，「議者哄然不息」[16]。《舊唐書·韓愈傳》說：

  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系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

  這一段關於韓愈及其《順宗實錄》的文字，於事實、情理都存在著許多謬誤，且與《舊唐書》其他各處所記往往矛盾牴觸。這裡，至少有三個問題是需要加以澄清的[17]。

  第一，關於「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的問題。

  認為「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是造成《順宗實錄》「頗為當代所非」的原因，進而證明韓愈無「史筆」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舊唐書·路隨傳》記：「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這幾句話，說到了問題的癥結：「頗為當代所非」原來是「內官惡之」；所非的原因也並非「繁簡不當」，而是「說禁中事頗切直」。《新唐書·路隨傳》說：「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為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宦豎不喜，訾其非實」，這把宦官曲意攻擊《順宗實錄》的真實情況說得再明白不過了。朱熹認為：「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並認為《新唐書·路隨傳》所論「此言是也」[18]。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在著錄《順宗實錄》時，也都採用《新唐書·路隨傳》的說法[19]。這些，反映了宋人對韓愈撰《順宗實錄》而遭到非難的不平。

  第二，關於《順宗實錄》的「改修」問題。

  《舊唐書·韓愈傳》記：「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舊唐書·路隨傳》也說「累朝有詔改修」。然而，對韓愈所撰《順宗實錄》的「改修」，事實上只進行了一次。

  《唐會要》記：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中書侍郎、監修國史路隨奉旨對《順宗實錄》「重加刊正，畢日聞奏」[20]。但《舊唐書·路隨傳》則記：大和七年（833年），路隨進《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這就把改修《順宗實錄》的時間推到大和七年以後去了。以上二說，後說當誤。據《舊唐書》卷十七下《文宗紀》、卷一百四十九《蔣乂傳》附《蔣系傳》、卷一百七十三《陳夷行傳》等各卷所主，路隨等奏進《憲宗實錄》，均在大和四年（830年）而非大和七年（833年）[21]。可見，路隨奉旨改修《順宗實錄》，應如《唐會要》所記，當在大和五年（831年）。

  路隨在什麼情況下對《順宗實錄》進行改修，又是怎樣進行改修的？從路隨給唐文宗的一道奏章[22]，可以看到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唐文宗令路隨對《順宗實錄》進行改修的敕命下達後，朝廷大嘩，周居巢、王彥威、李固言、蘇景胤等人紛紛上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而且「班行如此議論頗眾」，弄到了「庶僚競言」、「表章交奏」的地步。於是監國史路隨也擔心「果獲修成」，「終為時累」。《順宗實錄》在文宗朝廷上毀譽紛紛，引起這麼大的爭論，決不只是怎樣看待一部史書的問題，而是曲折地反映了唐代中期以來官僚集團與宦官集團的矛盾和鬥爭。二是路隨在上疏中指出：「韓愈所書，亦非己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說明韓愈所撰《順宗實錄》不僅曾經得到唐憲宗的認可，而且在元和年間已相循抄錄，廣為流傳了[23]，這個事實，與《舊唐書·韓愈傳》所說《順宗實錄》「頗為當代所非」不相符合。隨意改修史書，何能取信後人？這個意思，路隨在上疏中雖未明說，但字裡行間，還是不難看出來的。可見，圍繞著改修《順宗實錄》的爭論，也反映了史學上直書與曲筆兩種史學傳統的鬥爭。三是由於上述兩個原因，路隨只好請求唐文宗對改修《順宗實錄》做出具體指示，這是他不得已採取的一個折中辦法。唐文宗最後指示說：「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24]唐文宗所說的「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原是「謬傳」，應予以「刊去」，這就清楚地表明了韓愈《順宗實錄》為「當代所非」的具體內容和本質所在。

  今存《順宗實錄》，由於只「改正」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其他不要更修」，故大體上還保存著韓愈所撰原本的面貌。《新唐書》說：「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哄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為史者亦難言之。」[25]這話對韓愈及其所撰《順宗實錄》頗抱同情之感，但說「卒竄定無完篇」，是過分誇大了。

  第三，關於「韋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的問題。

  韋處厚撰《順宗實錄》三卷，如韓愈的《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所說，分明是在韓愈撰《順宗實錄》之前，因其「未周悉」，監修李吉甫乃命韓愈「重修」。韓愈「重修」《順宗實錄》始於元和八年（813年）[26]。准此，韋處厚撰《順宗實錄》（亦稱《先帝實錄》）三卷，當在憲宗元和六年（811年）之前。而《舊唐書·韓愈傳》記此事於韓愈撰成《順宗實錄》之後，即憲宗元和十年（815年）之後，確係誤記。這個訛誤，客觀上也起了貶低韓愈及其所撰《順宗實錄》的作用，故不能不予以澄清。

  韓愈修撰的《順宗實錄》同唐代歷朝實錄一樣，成為五代與兩宋人們研究唐代歷史的極其寶貴的第一手資料；而由於兩宋以後，唐代實錄多已亡佚，後之治史者得以通過《順宗實錄》大體了解唐代實錄的一般情況。這當然不能不歸功於韓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