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唐修實錄的成就

  一、唐修實錄的幾個特點

  《新唐書·藝文志》史部詳細著錄了唐代歷朝的實錄，證明唐人對於纂修、保存實錄的重視。

  「實錄」一詞，原本是用以評價史書的。《漢書·司馬遷傳》後論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裡包含對《史記》三個方面的評價，一是文字表述好，二是記事符合事實，三是見解公允。有了這些優點，故而總評稱為「實錄」。這是對《史記》的極高的評價。後來人們把「實錄」這個詞用來放在史書的名稱上，這最早見於《隋書·經籍志》史部的著錄。一見於「雜史」類著錄：「《梁皇帝實錄》三卷，周興嗣撰。記武帝事。」「《梁皇帝實錄》五卷，梁中書郎謝吳撰。記元帝事。」此外還有「《梁太清實錄》八卷」。二見於「霸史」類著錄：「《敦煌實錄》十卷，劉景撰。」這表明人們對「實錄」這樣一個褒揚史書的概念懷有深深的敬意，故移用於史書的名稱。不過上述二者的移用，其含義卻不相同：前者是用來作為記一朝皇帝大事的書名，後者是用來作為記某一地區歷史的書名[4]。前者為唐代官修歷朝皇帝實錄所繼承，後者偶爾也有沿用者，如唐人許嵩撰《建康實錄》即是一例。

  唐代纂修實錄受到高度重視，這從《唐會要》卷六十三「修國史」條，以及《舊唐書》、《新唐書》的紀、傳記載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這裡且舉史官於休烈的奏言及有關史實為例，以表明其重要性。史載：

  至德二載十一月二十七日，修史官太常少卿於休烈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並余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在興慶宮史館，並被逆賊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典，修撰多時，今並無本。望委御史台推勘史館所由，並令府縣搜訪。有人收得國史、實錄，能送官司，重加購賞，若是官書，並舍其罪，得一部超授官，一卷賞絹十疋。數月惟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韋述，賊陷入東京，至是，以其家先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官。」

  這是「安史之亂」後，史籍遭受嚴重損失的情況下，修史官發出的呼籲。其中所言「國史、實錄，聖朝大典」，足以表明其分量之重。

  

  《唐會要》所記「修國史」事，其絕大部分內容都是與纂修實錄有關，這也證明唐代史館撰寫本朝史，是以纂修歷朝實錄為重點。觀《新唐書·藝文志》史部著錄唐代實錄甚詳，凡二十五部實錄，分記十六帝史事。從《唐會要》和新、舊《唐書》紀、傳提供的有關史實，同時對照《新唐書·藝文志》史部所著錄的某些細節，關於唐代纂修實錄的情況，大致可以概括為這樣幾點認識：

  第一，唐修實錄是一項重要的和系統的史學活動，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都必須確保其不致中斷。唐代共二十一帝（唐殤帝李重茂不計在內），自唐高祖至唐武宗共十六帝，每朝均有實錄。這充分說明了「國史、實錄，聖朝大典」的實際意義。武宗以下還有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五帝，因社會動盪而未修實錄，這是當時環境使然。

  第二，有一帝一部實錄的常態，也有一帝多部實錄的特殊情況。其中一帝撰兩部以上實錄者有唐太宗（《今上實錄》、《貞觀實錄》），唐高宗（許敬宗編撰《皇帝實錄》、劉知幾等編撰《高宗後修實錄》、韋述編撰《高宗實錄》、武則天編撰《高宗實錄》），武則天（魏元忠編撰《則天皇后實錄》、宗秦客編撰《聖母神皇實錄》），唐中宗（吳兢編撰《中宗實錄》、劉知幾編撰《太上皇實錄》），唐玄宗（張說編撰《今上實錄》、佚名氏編《開元實錄》、令狐峘編撰《玄宗實錄》），唐德宗（沈既濟編撰《建中實錄》、蔣乂等編撰《德宗實錄》）等。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多方面原因，有因政治紛爭而必須重作者，有因補充、修訂史事而必須重作者，有以完帙取代部分者，而新錄撰畢，舊錄照存，從而出現了一帝有兩部以上實錄的局面。關於唐代實錄纂修的情況，論者已有翔實考證[5]，此不贅述。

  第三，唐代實錄的纂修，大多在皇帝死後，而有的卻始於皇帝生前。如唐太宗時有《今上實錄》（敬播等撰），唐高宗時有《皇帝實錄》（許敬宗撰），唐德宗時有《建中實錄》（沈既濟撰）等。這跟後世每一位皇帝死後，嗣位之君必敕史臣撰修實錄頗有不同。因此，唐代實錄除大多以皇帝廟號作為實錄名稱外，也有以年號作為實錄名稱的，如《貞觀實錄》、《開元實錄》、《建中實錄》等。

  唐代的纂修實錄同修撰國史，關係十分密切。史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規誡。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止應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為鑑誡，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6]

  這裡，唐太宗和大臣們討論的是「當代國史」或「國史」，最後是房玄齡等「刪略國史為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所謂「高祖、太宗實錄」，這是《貞觀政要》作者吳兢以後人的口吻表述的，當時當作「武德、貞觀實錄」，固無疑義。問題在於「刪略國史為編年體」這句話，揭示了「國史」同「實錄」的關係以及「實錄」的體裁。由此是否可以認為：編年體的實錄，在當時本也作為「國史」看待，而區別於「實錄」之作為「國史」的國史，在表現形式上自不同於編年體的實錄，而應是紀傳體或近於紀傳體的史書。但它們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上，都是「國史」。這也是為什麼《唐會要》的「修國史」條，所載大多是關於纂修實錄之事的緣故。下引事例，可以進一步說明當時人們的這種觀念。史載：顯慶元年（656年）史官長孫無忌等「修國史成，起義寧，盡貞觀末，凡八十一卷，藏其書於內府」。至顯慶四年（659年），許敬宗等「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唐高宗「以敬宗所紀，多非實錄」，於是對劉仁軌等人講道：「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勛，咸使詳備。」[7]在這一記載中，前面說的是「修國史成」，「凡八十一卷」；後面說的是某年至某年的「實錄」，「成二十卷」，最後是二者「添成一百卷」。這裡也是把「國史」和「實錄」作為同一件事物看待。顯然，所謂國史八十一卷，本也是實錄，然而在說法上與表述上卻模糊了界限。

  實錄是唐代官修本朝史的重鎮，其纂修過程十分複雜，許多政治活動中的矛盾以及歷史編撰上的基本要求，都在這個過程中反映出來。